2022年，我国哲学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现实关切引领理论研究与创新，取得许多值得肯定的新进展、新成绩。

　　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哲学界深入研究人类文明发展大势，深入研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问题，在文明交流互鉴中阐释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伴随着世界性百家争鸣的世界文化，并不是某种单一的存在形态，而是与不同文化传统已彼此相遇条件下形成的文化变迁相联系。杨国荣提出，作为智慧的形态，哲学既超越知识的限度而表现出普遍的向度，又内在地包含着价值的关怀。与之相联系，世界哲学意味着从更普遍的人类价值的角度，理解世界对人的意义。近代以来，在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哲学逐渐有可能在一种比较普遍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基础上，提供关于世界的说明，包括澄明世界对于人所呈现的意义。

　　从中华文明的角度透视文明多样性与交流互鉴问题，改变了原来拘泥于欧美“文明等级论”的思维框架。吴根友提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不断地与中国革命、建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民族文化复兴等具体的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表明中华文明有能力吸收外来的现代文明成果，使之成为中国的现代文明，为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与地区的现代化道路提供可以借鉴的现代文明转型之路。

　　继续深入研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深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刘建军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华文明复兴期形成的，是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是现代化文明的超越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形态。张志强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示范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昭示了一种人类文明的未来前景，即由中华文明的新形态所显示的一种大格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一种由不同文明土壤中所创造出的不同的现代形态所构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个美美与共、不齐而齐的人类新文明。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人类思想宝库贡献的一个重要理念。同时，它是一个富有生发性的概念，可以成为理论建构与话语创新的一个突破点。万俊人提出，历史和现实经验证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迄今为止寻求并切近人类“现代性”理想更适合也更具解释力的导向性理念，是当代中国对人类现代性的最新理解。刘梁剑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回答世界向何处去、如何实现和平发展的中国方案。“世界向何处去”既是一个关乎全球治理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当代最基本的哲学问题。中国思想乃至世界思想正处于新的“文明生发期”。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及时回答中国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形态。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成机制、历史传统与知识体系的考察，揭示出原创性、继承性、主体性相统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鲜明特征。

　　辛鸣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单继刚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原生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汉语世界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最大增量。

　　重读经典是不断破解马克思主义思想密码的重要途径。张一兵提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关注的“现实的人”只能是拥有劳动能力的工人。劳动者才是人们直接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主体。这就使马克思在进入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时，不再仅仅从物质生产过程的视位出发，而同时必须透过物质生产过程再次转换为从劳动过程出发。这样，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生产话语就被再一次微观化到劳动话语的更深层次。

　　仰海峰借助分析马克思的社会转型思想，展现了人的社会性存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代。1844年之后，马克思通过整合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潮，描述了从中世纪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过程，形成了以异化逻辑、生产逻辑、资本逻辑为基础的三个不同阶段的批判性话语。

　　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构加快推进

　　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建构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具有奠基性作用。哲学界关于建构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研究进展可概括如下。

　　第一，梳理中国哲学之固有脉络，展示中国哲学方法。吴飞认为，相较于存在论传统的西方哲学，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哲学是性命论传统。从性命论的角度，不仅可以打破二元论哲学传统带来的诸多神话与幻想，而且能更全面看待中国文明的精神。唐文明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的诠释学转向是有代价的：将哲学认知与历史性真理相对应。由此，真理被高度地依赖于历史，再没有什么永恒真理。而古典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都被认为是承载着永恒真理的教化。陈赟认为，“做中国哲学”不是沉湎于当下的生活经验，而是同时向着经典中思想经验的开放，就是在当下中国人生存经验与经典世界中呈现的生活经验或思想经验之间，加以连接、互释，直面当下生活经验的同时，又超出当下经验。周展安认为，“做中国哲学”在对既有哲学研究以及哲学史书写方式加以反思的同时，还要指向对中国古典全幅精神世界富有生存感的呈现。孟琢也认为，“做中国哲学”须从基于概念范畴的西方哲学范式中突破出去，使范畴之外的中国哲学的多重“理想型”淋漓尽致地豁显出来。

　　第二，凝练基于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问题的概念、理论、思想，创建中国哲学范式。王中江通过梳理子学思想，给出了社会起源论的中国版本即圣创论，并详细讨论了它的整体图像、形态和特性。吴根友认为，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一条可行进路是，从传统子学知识与思想动态交互作用的历史进程中，汲取有益的精神启示，使传统具有更大的生机和活力并从中生长出新的形态来。翟锦程具体阐述了构建中国当代知识体系的基本原则、基本途径和基本层次，认为构建中国当代知识体系既有中西知识体系从冲突到汇通的历史基础，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基础，还有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的广阔发展空间。陈卫平认为，坚持学术中国化和参与世界性百家争鸣，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一体两面。如果没有学术中国化，那么只能跟随西方学术的潮流而亦步亦趋，无法改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的状况；如果把自己摈弃于世界性百家争鸣之外，将会导致学术中国化异化为封闭化、 狭隘化，无法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

　　第三，突破“古今中西”的界限，推动中国传统哲学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并尝试进行原创性哲学理论建构。作为中国思想最重要的传统之一，气论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现代表达。丁耘沿着心学到气论的论述线索，以晚明气论为范例，并参照中国现代哲学的相似道路，探索了气论解释的新方向。朱承认为，儒家哲学中所阐述的普遍性理念认同、公共性优先的伦理原则、推己及人的公共关怀、规范性的礼治精神以及天下为公的理想蓝图，都是有效、有序、有活力的公共生活所必须具备的内容。陈少明认为，在中国的“形上学”传统中，“道器”说是比“无有”观和“理气”论更基本的思想图式。赵汀阳认为，以知识论为本的哲学是受限于认识者视域的名词哲学，在其主体—客体的框架里无法解释人类的创制。因此，他提出一种动词哲学，旨在以创世存在论为本，在创造者视域中重新理解存在和本源，以创制为出发点来理解一切需要反思的秩序、观念和历史。

　　中国哲学的“归家”之旅“正在进行时”

　　哲学界关于“家哲学”的研究，在延续以往研究方向和线索的基础上，更多展现出一种批判和质疑的面向。

　　孙向晨认为，“家”问题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着深厚基础，但“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传统，还应该从文明论的高度来思考“家”问题。文明论视角显示出中华传统中“家”问题蕴含的某种更广泛、更深远的维度。李科林与汪沛从“亲亲”视角切入“家”哲学，前者认为家中的亲亲之情能够超越现代性对于个体的物化，源于自然情感的家庭共同体能够抵挡现代性对于个体的分割和疏离，最终基于家的生活可以实现拯救个体在本位主义中的堕落；后者认为，儒家的“亲亲”以其高浓度的同理心与亲切感使得这种家的温暖无限弥漫开来，以至于有“天下一家”的理想。

　　李勇认为，在汉语哲学语境中解释和辩护传统儒家思想中家哲学的努力面临着外部挑战和内部挑战。当代哲学中方法论上的自然主义、认识论上的多元主义和实践哲学中的个人主义构成家哲学的外部挑战，而家哲学存在的不同解读之间的张力则构成内部挑战。任剑涛指出，目前对于“家”作为中国社会与国家重建的根本着力点的论述，多建立在对家的哲学提纯上面。理想之家的超验哲学论述为其提供了正当性证明。但在经验之家中，这些提纯了的理想之家却与之发生显著疏离。谭安奎认为，虽然家所蕴含的在世代中存在的源发性经验可以为政治社会的持续再生产问题打开本体论上的空间，但引发了本体论与伦理学之间的张力。程乐松认为，家在以下两个意义上仍有待进一步完整地再现和重塑：其一，家作为一个奠基性的哲学问题对于中国哲学或“在中国的哲学”的自我理解和理论性自觉的价值，需要通过家对于“个体性神话”和“现代性困境”的颠覆进一步彰显出来；其二，家需要建立其面向个体生存经验和社会生活整体的双向支撑机制，一方面为个体生存经验提供叙述的出发点，另一方面以家的联结性完成从个体到社会的跨越。

　　深度参与当代知识论前沿争论

　　当代知识论的核心主题是对“知识”概念进行反省与分析，由此延及“理解”“信念”“理由”“确证”等一系列认知概念。哲学界围绕知识论前沿问题展开广泛探讨。

　　唐热风提出了一种知识行动论的主张。根据知识行动论，技能知识是成功的行动，实践知识是如其所知的意向行动，而思辨知识则是成功的认知性心智行动。针对传统绝对主义知识观，曹剑波持有一种知识程度主义立场，认为知识程度主义不仅可消解传统知识难题，还可以解答新增的知识论问题。对于美诺悖论这类关乎程度评估的标准问题，费多益在澄清认知空白的基础上，把信念无可避免的错误作为出发点，把知识的真看作一种主体间的认识论承诺，不要求信念的“真”得到绝对的确证，而是只需实际上为真的信念有可能为真。陈波认为，亨迪卡的认知逻辑所预设的强知识概念与我们日常对知识概念的理解相去甚远，由此建立的认知逻辑面临极其麻烦的逻辑万能问题，也很难在日常认知实践中得到应用。

　　近年来，理解作为一种与认识相区别的认知方式，成为英美知识论研究关注的新热点。陈嘉明发展了一种以意义与意向性（心理因）的关联为核心的理解论，选择从意义概念切入，在实践知识论的视域中研究理解问题，并将对语言及行动意义的理解，诉诸言说者或行动者的心理因。殷杰认为，理解的实质是主体将知觉经验纳入一个世界图景的实践活动，是一种更高阶的认知成就。郑辉荣和曹剑波指出，关于理解的可传递问题，现有的研究立场错误地把理解的可传递问题视为“是—否”的定性问题，而不是与主体认识程度相关的量化问题。

　　方红庆认为，强实用主义不仅错估了证据的作用，而且抹煞了信念与行动、理论合理性与实践合理性的差异，最终导致一种空洞的合理性理论，而胜任力和审议模型能够更好地为信念合理性奠基。潘磊返回关于信念的合理性争论的源头，认为实践派在论证时所仰仗的关键区分并不对信念合理性构成威胁，他们所提供的洞见更多地限于心灵哲学领域而非认识论领域。王华平认为，确证是当代知识论的核心概念。主流观点认为，命题的确证是信念的确证的必要条件，前者具有优先性。反对主流观点的学者则认为信念的确证具有优先性。呼文欢认为，优先性争论的本质涉及两类确证的定义问题，最终需要落脚到何种确证与知识相关这一问题。

　　古今视域下的阐释学研究

　　建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阐释学，应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践，提取和改造中国传统阐释学资源，从本体论到方法论建构自主的概念、范畴、命题。张江提出，建构当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必须以汉语语言学为基本出发点，从当代训诂学汲取契合汉语阐释的方法，在强调阐释的认知与真理性意义的同时，将训诂语义学摆到前沿位置，推动语义训诂与义理阐释、本土阐释学与西方阐释学的优长互补与共存共进。中国学术传统中虽无阐释学的概念和学科，但有丰富的阐释学思想和经验，这是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的可靠资源和坚实基础。

　　李红岩认为，中国阐释学的理论支撑体现在，“阐释”与“训释”是中国古典阐释学的语文学形式。汉字的表意性质使其天然地与意义阐释交融在一起。训诂学与阐释学都围绕意义运动。训释亦为阐释，阐释必赖训释。“象”与“形”同时具有文字学与阐释学的双重属性。词义与观念交互训释，既是训诂学的特点，也是古典阐释学的特点。

　　郑伟提出，以儒学阐释意识和阐释行为为中心，古典学术可以成为阐释学的重要资源。对于建构中国阐释学而言，不能仅仅停留在古代解经体式的层面上，而应当深入了解古代阐释意识和阐释行为特征，这是阐释学面向传统求得新生的根基所在。李忠伟在讨论阐释的哲学与心理学基础时提出，强制阐释论在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上的要义是坚持对象自身的存在及存在的确定性，以及对象相对于理解、阐释和理论的独立性。如果将心理学上影响判断的偏见与噪音的区分应用在阐释活动上，强制阐释将导致阐释偏差的阐释偏见，这是一般的阐释学说所要关注的重要话题。傅永军通过再释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重申“理解”与“说明”旨趣的不同。强制阐释本质上是一种被误认为阐释的认知行为。分清阐释文本的诠释学立场和认知文本的认识论立场，保持清醒的界限意识，强制阐释便无存身之处。

　　邓晓芒提出，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将当代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作为自己的重要主题，但他仍然局限于传统形而上学“真理与方法”的套路。语言本身尽管被他置于“对话”的历史语境中，最终却免不了成为依赖于本体论的一种普遍“陈述”的方法，从而堵塞了语言学转向通往某种“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之路。梅剑华认为，哲学阐释的核心任务在于，既保留阐释学之为精神科学的精神性而非物质性，又保留阐释学之为精神科学的客观性而非任意性，从而建立我们时代真正的阐释学。

　　立足中国国情与文化 构筑宗教学“三大体系”

　　当今时代，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的宗教风险是不可回避的全球治理难题。郑筱筠认为，坚持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全局思维，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加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成为防范化解全球宗教领域重大风险、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实践路径。

　　关于大数据与互联网宗教信息治理问题，李华伟提出，针对国内互联网宗教信息，应推动互联网宗教信息治理体系由碎片化向网格化转型，建立互联网宗教信息预警体系，全方位提升我国在宗教话语和宗教学话语方面的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

　　立足中国国情与文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是当代中国宗教研究者的重要任务。卓新平提出，其学科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宗教史学、马克思主义宗教哲学、马克思主义宗教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宗教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宗教文化学等分支学科；其学术体系包括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科学无神论和宗教社会批判等学术理论；其话语体系则包括论及“宗教”“神灵”“拜物教”和“异化”的话语等体系。吕建福认为，宗教中国化是对我国历史上宗教中国化发展演变规律做出的理论概括，是一种必然的发展方向。张宏斌提出，今天重新审视与发掘“儒释道”三教中的优秀质素，不仅是传统宗教文化适应新时代，完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完善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必然要求。张志刚认为，从文化认同——“文化根脉”上夯实“宗教中国化”的义理基础，可为探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宗教中国化”备足历史传承的思想资源，带来不可或缺的现实启迪。金泽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理论在结构上至少应有三个特征：它的立场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它的情怀是中国的，它的眼光是世界的。

　　宗教学研究重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中的宗教的文化功能及其引导。孙浩然提出，客观分析宗教对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影响力量、影响方式，正确研判宗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历史贡献、现实问题，从而制定有效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动我国宗教中国化进入新阶段，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科学技术哲学与伦理学携手共进

　　在科学技术哲学和伦理学领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跨学科对话与学科交叉现象。

　　应用伦理学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并与科技伦理学产生共鸣。万俊人认为，专业领域化与科技现代化给应用伦理学的具体研究提出了专业分化与科技装备两个基本要求。对于应用伦理学研究人员来说，要学会用跨学科或多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并解答当代乃至未来将要出现的各种特殊具体的应用伦理学问题。孙春晨认为，当今时代是科技改变社会发展形态和个人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时代，呼唤着中国伦理学新话语、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思想的诞生，需要应用伦理学各领域培养一大批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成素梅认为，我们的行动、感知、意图、道德等已经与当代信息技术内在地交织在一起，新的伦理框架的构建需要建立在关系自我、共享意识、休闲式劳动、颠覆各种二分观念的基础之上。

　　学界诉求面向未来的伦理学学科发展与创新。樊浩认为，伦理精神的自觉建构是中国伦理道德发展面临的一个新的历史机遇和时代课题，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亟须实施以“建构”为核心的文化战略。甘绍平认为，现代社会道德思维要深刻意识到其理论解释力可能出现的局限性，积极应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所带来的挑战。袁祖社认为，伦理是人类文明的核心质素，文明观念新形态的创建离不开对于新质的共同体生活的追求、坚持和建构。焦国成认为，面向好生活，引导人们以善的方式达到普遍的好生活，是伦理学的追求。王露璐认为，在现代性展开过程中，由于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扩张，会导致种种现代性问题乃至“危机”的出现。李伦、宋强认为，为了克服技术理性的负面影响，人类需要构建包括非力量伦理、责任伦理和发展伦理在内的新伦理。

　　数字技术与信息文明受到学界广泛关注。魏敦友认为，人类正在加快走进一个人工智能的新时代。让我们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人文世界，是当今人类一项最基本的使命。刘永谋认为，只有人人关注新科技的发展，人人争取应有权利，才能走出一条介于“AI理想国”与“AI机器国”之间更好的、现实的智能社会发展道路。杨庆峰认为，可以通过美德伦理学的有效复兴，应对人工智能带给我们的种种问题。廖备水认为，机器伦理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自主智能系统的行为或行为序列与人类的道德判断对齐。王前认为，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认知机制的对应关系，需要通过认知科学和认知哲学的研究进一步加以完善和证实。王天恩认为，信息文明的发展使人类存在方式发生根本转换，人越来越以信息方式存在使人的社会化过程和自我意识的建构均发生重要转换。

　　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伦理学亦为学界所关注。杨通进认为，气候正义是一个具有较强实践取向和全球话语特征的议题，要为全球气候正义的理论与实践贡献中国智慧。史军认为，克服气候危机必须重构伦理体系，建构一种全新的人己、人际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心和、人和与天和。崔伊霞认为，化解人与自然的道德冲突与疏离，需要变革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全面和解。

　　学界对生命科学的发展与应用也有不少伦理反思。雷瑞鹏、白超、邱仁宗认为，有益原则应该在生命伦理学和医学伦理学诸伦理原则中拥有优先地位。毛新志认为，要加强人类基因编辑的治理研究特别是伦理治理研究，构建科学与高效的治理框架，促进人类基因编辑的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邓文韬认为，人类增强的人文主义应有条件地支持人类增强的技术，又不能过度依赖技术而受欲望和技术反制。

　　反思与展望

　　反思2022年哲学研究，“两个结合”做得越好，理论创新之源就越丰富，理论创新之力就越强劲，具有引领性的思想力量就越掷地有声。专家学者一方面深入研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勾勒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关注哲学学科重大前沿和交叉问题，关注当代科技革命对哲学各学科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等的挑战。在新的一年，我国哲学研究应立足当下的中国与世界，坚持问题导向，转换研究范式，心系“国之大者”，围绕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围绕“三大体系”建设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等重大选题，继续推出高质量学术理论成果，提供一种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思想方案。

　　（执笔人：陆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