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李永杰 通讯员 杨欣）12月24日，第二届全球经济治理学术论坛在广州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来自国内外的200多名专家学者以线上方式围绕全球贸易治理、制度话语权、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等重大问题展开深入研讨和交流，为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党委书记、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隋广军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面临国家利益主导下的霸权困境、多层次治理模式下的规则困境、多极化趋势下的公共选择困境等亟待解决的难题。中国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要发挥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在全球经济治理各领域实践改革中提出中国方案，推动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期待通过本届论坛进一步丰富研究成果，促进全球经济治理学科的学术发展，为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提出了全球治理的“仁政”思想，指出要从明确权利的边界作为起点解决全球治理赤字问题，秉持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基本原则。“公正”包含了自愿原则和平等原则，即该原则既约束自我也约束他人，“合理”指既要符合权利义务互相匹配的原则，也要符合效率原则，进而不断推动全球治理向前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姚枝仲在致辞中指出，当前全球治理已经陷入了“双缺口”的治理困境之中，主导大国提出的治理方案支持度不足，对主导大国侵犯他国利益的制约水平也不足，从而导致已有的治理秩序失效，全球治理体系存在崩塌的风险。中国学者需要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探索既能照顾公共利益又能吻合各国利益的治理方案，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

　　外交学院原院长、山东大学讲席教授秦亚青对全球治理的发展趋势展开深度剖析，指出当前面临“治理下沉”和“治理跃升”两种演进趋势。“治理下沉”指全球治理从全球层面向着较低的层面展开实践，地区组织的治理实践取得了重要进展，在新的领域小国和非国家行为体也发挥了领导者的作用。“治理跃升”指治理观念从“以人类为中心”的治理思想转向地球生命共同体意识，万物共生、共治、共享正在成为新的治理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认为，国际经济合作的安全化发展趋势由企业层面的投资者偏好变化、国家层面的经济民族主义兴起和国际层面的价值驱动国际经济合作理念共同决定，技术进步、收入分配不平等成为导致国际经济合作安全化的内生因素。中国应正确认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用制度型开放对冲“去中国化”，利用全球价值链的本地化趋势使中国在未来参与全球治理中树立比较优势，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价值链，以此应对安全化所带来的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冯维江探讨了全球治理机制的前景与未来。他认为，当今世界全球治理的主要矛盾是“全球问题日益严峻和整体化”与“全球治理机制日趋薄弱和碎片化”之间的矛盾，而导致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生产力总量疲软和分布失焦。若要让世界重新回归经济全球化和广泛国际合作的轨道，需要创造出更大规模的全球生产力，使各国由侧重“分蛋糕”的存量博弈重新转向侧重“做大蛋糕”的增量博弈。

　　共同推进全球治理现代化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吴志成提出通过加强全球治理道德建设解决全球治理赤字的问题。他表示，全球治理道德是国际社会为了治理全球问题、管理全球事务而应该遵循的普遍的柔性的行为规范和价值主张，有助于凝聚全球治理共识和力量，自觉规范行为体的自律行为，倡导全球治理的真善美的理念和品德，维护全球的公共秩序，促进人类的共同利益。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周方银建议，全球安全倡议作为全球安全问题系统的中国方案，可以优先从周边地区出发推动实践，结合周边国家的主要安全关切，促进周边的发展型的安全。中国要妥善管理管控周边热点问题，加强关于全球安全倡议的话语解释，减少周边国家对其内容的误解。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杨雪冬表示，全球化进入了速度和强度明显放缓的“平台期”，不确定性井喷和安全的泛化成为全球化平台期的核心问题。中国在构筑更多安全通道的道路上，需要寻求全球范围的道义共鸣点，构建高水平全面开放中的高质量自主，加强基于全球不确定性的战略规划，以跨区域的“新区域化”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重建基于共存的内外部政治信任。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鞠建东分享了关于亚洲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体系竞争的研究，提出“以市场换规则”的开放条件，建议中国通过“滚雪球”模式建立亚洲命运共同体，从对华依存度高的国家开始进行双边谈判，稳步推进直至实现亚洲全覆盖，从而破除西方国家对华技术封锁。

　　南开大学教授盛斌分析了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底层逻辑与价值含义，指出传统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的削减、全球价值链与国际生产网络的发展、监管不一致的负国际外部性、跨国公司化解“套牢困境”、维护公平贸易的理念等原因成为了构建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底层原理。中国应准确评估高标准经贸规则与国内立法之间的差异，推进“制度型开放”，守住制度底线与利益红线，寻求新规则的攻势利益与平衡点，继续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澳门城市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葡语国家研究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叶桂平介绍了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发展与治理的中国方案，提议发展新型国际关系，做到有所侧重地与不同国家开展经济互动，在进程中构建经济纽带，强化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联，防范和化解“去中国化”的潜在风险，联合更多国家推进新领域的改革。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国际经贸探索》杂志主编陈伟光从治理视角解析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的现代化，表示世界的现代化需要全球治理的现代化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的现代化的关系，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互动中的演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分享、可借鉴的基本经验和案例样本。

　　本届论坛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联合主办，得到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黄埔研究院、全球产业链大数据实验室、广东省社科联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重点实验室、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粤港澳大湾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研究(20&ZD085)”、“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创新研究（21&ZDA097）”、“制度型开放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创新研究(20&ZD061)”和“全球产业链重构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影响及中国应对研究（21&ZD074）”的支持。

图为与会专家线上发言 通讯员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