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印发被认为是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这个意见是政、产、学、研各界充分协商、讨论基础上就科技伦理治理形成的指导规则，也引发了科技、伦理和管理领域广泛的讨论。

　　如何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科技伦理治理的精神？各个领域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回顾《意见》出台的背景，笔者认为以下三个原则是十分有必要进行充分深入讨论的。

　　一是“尊严”。《意见》中分别有两处提到人格“尊严”，分别是在“原则”中提出：“尊重生命权利。科技活动应最大限度避免对人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精神和心理健康造成伤害或潜在威胁，尊重人格尊严和个人隐私，保障科技活动参与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在“监管”中提出：“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开展科技活动不得危害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不得侵害人的生命安全、身心健康、人格尊严……”虽然关于这一伦理原则在《意见》中着墨并不很多，但它却代表了科技伦理治理的最基础的底线。

　　在学习与讨论《意见》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发生于2018年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一事件加速了科技伦理治理体制化的进程。那为什么这一事件会引发全国乃至全球科技、伦理和生命科学界的强烈反应呢？是什么因素使得这一行为“不可容忍”呢？我认为，是因为它把人的生命与未来作为对象进行任意的操作与加工，这一行为触犯了人类的底线，那就是人类“尊严”。

　　在近年来反对克隆人、合成生命和胚胎基因编辑的论证中，尊严论证都被广泛使用。什么是尊严？尊严概念在不同的时期被赋予不同的内涵，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辞海》中，尊严是：“对个人或社会集团的社会价值和道德价值的认识和自我肯定。”哲学家康德强调道德性尊严，强调每个人平等地享有尊严。笔者认为，尊严是人（类）之为人（类）的心理基础和心理底线。人的生命应该受到尊重，因为生命是人的生物载体。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的每一个个体的生命都是不应该被操作和控制的。因此，科技活动的一个底线就是不应该触碰这一底线，时刻想到要维护人的尊严。

　　二是“向善”。“善”是伦理学中一个最基础的范畴，同时也是一个在理解中充满异议的范畴。在《意见》中也有两次出现了“科技向善”的规定。一是在《前言》是提出要“不断推动科技向善、造福人类……”，二是在“指导思想”中提出要“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和保障机制”。

　　对“科技向善”概念的系统研究始于本世纪初，其基于强“技术必要性”对社会价值可能造成侵害的考虑，强调技术趋势应与社会价值相联结，从而引发学界对“技术如何构建和实现良好社会”的聚焦。因而科技向善“强调科学技术在与社会的关联过程中形成对社会公益和公共价值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科技向善与“增进人类福祉”的要求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

　　但是，如果仅仅强调社会、人类的类概念是不是能够完整地理解“向善”呢？如果一个科技行为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对社会、人类是善的，但对某些或某个特定的人来说不是“善”的，那该如何评判呢？在我国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中，生命伦理学无疑是伦理治理中比较成熟的领域。从生命伦理学的近40年的伦理治理经验来看，它形成了科技伦理研究与发展的“先行区”、伦理审查建制化“探索者”和科技伦理治理的“示范区”。现代生命伦理学的实践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而在生命科技伦理审查实践中，“受试者权益”保护一定是一项最重要的原则之一，这也是符合科技伦理治理本意的。

　　三是“审慎”。“风险”是《意见》提到最多的词汇，有二十余次。科技伦理治理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控制”科技活动对人类社会所带来的“风险”，这也正是科技伦理问题之所由来。然而风险并不是一个容易判断的事实，有时需要“两害相权取其轻”。

　　伦理问题一定是“两难”问题，也就是在现阶段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科技伦理问题产生于人类对于不确定未来的“担忧”“恐惧”和“不安”。《意见》规定：“科技活动应客观评估和审慎对待不确定性和技术应用的风险，力求规避、防范可能引发的风险，防止科技成果误用、滥用，避免危及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同时提出：“发布、传播和应用涉及科技伦理敏感问题的研究成果应当遵守有关规定、严谨审慎。”

　　在科技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风险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不可消除的因素。科技活动应当正视这种风险的存在，而为了控制“风险”特别是不可恢复和补救的风险，科技工作者一定要以万分“审慎”的态度开展科技工作。

　　尊严、向善、审慎三个关键词，分别指向伦理治理最基础的三个方面：尊严指向受试者、科技活动的对象；向善指向科技活动的宗旨、价值取向；审慎指向科技工作者实施科技活动的态度。这应当是科技伦理治理中不可忽视的基础性原则。

　　（作者系河北北方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