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2月14—15日，“民主：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论坛第三阶段会议在北京继续举行。来自英国、塞尔维亚、沙特阿拉伯、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的政要、学者、智库领导人及国际组织代表围绕民主的多样性问题展开研讨。各国专家学者就民主的当代理论和实践分享了各自的观点，发言集中围绕国际关系民主化、民主与全球治理、民主与政治文明交流互鉴、民主与共同发展、民主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六个议题展开。现将部分参会代表的演讲内容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爱尔兰德博尔达研究所所长 彼得·爱默生：

　　二元投票制度不能真实反映民意

　　爱默生从民主作为一种决策方式的起源着手，讨论了二元投票制度的缺陷。他阐述道，决策由来已久，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人类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选择问题，从两个人问“我们午餐要吃什么？”，到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我们该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决策很少被视为一门科学。医生和科学家使用精密的仪器，以度数、赫兹、微秒等单位进行计量，政治学家们却使用一种简单的工具——二元投票，这种方法只有两个选项：“是”和“否”。

　　在爱默生看来，这种二元投票制度并不能真实反映民众的意愿，选票准确反映出的是“提出问题的政治家的意愿”。爱默生引述了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对于二元投票制度的评价：两党制是“一个派别对另一个派别的交替统治……犯下了最可怕的暴行，（而且）这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专制”。

　　爱默生进一步论述称，在现代社会，“几乎所有国家都采用多数表决。但二元投票是简单的，经常会造成分裂。在最坏的情况下，比如在巴尔干半岛，还会挑起暴力”。尽管如此，许多西方国家还是把这种做法发展成一种多数主义政体：基于二元多数投票的议会决定的二元多数统治。因此，新当选的议员经常分裂为两个阵营，较大的“一半”获得权力，即使只有一票差距，剩下的则成为反对派。投票是二元的，问题是二元的，政治是对立的，众议院是分裂的，甚至整个国家……基于上述理由，爱默生认为，基于偏好点的共识投票更加科学，也更加能反映民主的本来意义。在爱默生主张的共识投票当中，没有人会对任何事或任何人投反对票。相反，人们的投票选项按照偏好排序，以承认每一种选择的有效性，从而保证政治不再排他。

　　以爱默生主张的共识投票，来解决西式民主的内在逻辑困境，其前景并不让人感到乐观。然而，爱默生从方法论角度剖析西式民主，特别是竞争性选举制度的结构性弊端，仍然是具有启发性的。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哲学和社会政治研究所文化研究室主任 奇纳尔·乌梅塔列娃：

　　必须变革现有的文明发展模式

　　乌梅塔列娃提供了题为《改变21世纪意识形态范式的必要性》的会议论文。该文提出，当今国际社会政治秩序加速瓦解，人类的既有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格局已无法有效发挥作用，而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和科学能够为人类指明方向。乌梅塔列娃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势是，必须从根本上变革现有的文明发展模式，人类才能继续延续。人类的存续取决于支配精神、道德和财富的能力，以及全面调动数千年积累的文化的潜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规避经济崩溃、环境灾难、人类与其塑造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异化感，以及伴随数字技术而来的去人性化。

　　乌梅塔列娃将当前的全球化进程定性为西方模式扩张过程中出现的异化。她认为，一旦全球被迫接受技术和信息不平等的思想，全球化本身便成为信息不平等的温床。而这种西方模式的全球化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扩张，意味着西方的规范、模式和价值将一统天下。基于此，传统的非西方文化模式必然不复存在。许多国家原来的传统文化正在向全球文化转变，语言是英语，货币是美元，国家结构的模式被称为“自由民主”。在这些国家，延续数百年的人类文化正在被物质享乐主义取而代之，社会文化急遽衰退，消费主义发展为病态的“消费主义综合征”。而且，在全球化时代，消费已经跨越国家界限，成为一种超国家现象。

　　在人类面临的这种精神危机面前，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令吉尔吉斯人满心期待，该倡议呼吁建立区域经济伙伴关系新机制，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各领域间的联系，促进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在乌梅塔列娃看来，中国能够提出这样的倡议，恰恰是因为中国“传承了地球上最古老的文明”。

　　阿根廷《当代》杂志创始人兼主编 伍志伟：

　　不应将某种民主理念强加给其他国家

　　伍志伟强调了民主多样化的重要性。他认为，国际交流不应在不平等的两方之间进行。最好的交流是在相互尊重对方主权的两个国家之间进行。只有以平等为基础，交流才能丰富各国的民主制度。不应将某种民主理念强加给其他国家，每个国家的民主理念都应该一样得到尊重。如果某种民主理念被视为普遍的理念，并被用作评判其他民主理念的标准，那么就不可能通过交流来丰富各国的民主制度。“若不同国家的不同民主被认为是民主进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并有一个特定的模式被视为民主的最高表现形式，即其他国家必须达到的民主顶点，那么也不可能有交流。”

　　在谈到中国的民主时，伍志伟表示，中国人口众多，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西式民主试验也以失败告终。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取得了比西式民主国家更大的成就”。西式民主国家出现了许多漏洞，经历了许多危机，而中国的治理体系，将选拔和选举相结合，只有最有能力的官员才能拥有最高决策职位。伍志伟进一步阐述称，在所谓的中外政治制度交流中，“部分国家要求将自己的民主模式强加给中国，但这些国家并不会将中国制度的优点应用于自身”。伍志伟主张，想通过与中国进行交流，丰富自己的民主实践，就必须了解中国的民主道路。

　　伍志伟在发言中还特别提出，西方正在对中国进行“形象构建战争”，“在西方占据主要话语权的媒体，竭力在各国人民的常识中树立极其负面的中国形象”。“交流以沟通为基础，若沟通是粗浅的，那么交流也不会产生什么效果。”伍志伟说道。

　　巴基斯坦国防大学国际关系系研究员 福齐亚·阿明：

　　每种民主都是不同的

　　阿明表示，在民主政体中，人民是至高无上的，最终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民主国家是人民有权参与决策过程的国家。一些民主国家的公民通过对立法和政策提案进行投票来直接参与决策（这种形式被称为直接民主）。其他国家的公民选举代表，代表他们做出决定（这种形式被称为代议制民主）。每种民主都是不同的，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运行。

　　民主是人类追求文明的共同成就和价值观。世界上大约有2000个民族，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社会经济条件、历史、文化和发展水平的不同，他们以不同的方法和形式实现了民主。真正的民主是一个能持续给予人民福祉的过程，然而，单纯依靠选举制度，这一点是实现不了的。

　　印度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叶文：

　　应超越西方价值观来讨论民主

　　叶文认为，民主是一种核心信念，同时民主也能像任何其他哲学和意识形态一样被用于管理国家事务，从而具备交流性和包容性。但人们也需要明确，现在很多人假定民主是在民族国家间建立思想共性的唯一标准，但事实并非如此。民主是一种辅助力量，不能成为民族国家间保持团结的全部力量或唯一标准。民主不仅是价值观和治理方式，还是制度以及治理和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叶文认为，有必要超越西方的价值观讨论民主，这是因为世界各国并没有遵循同样的治理模式、制度模式或政治模式。每个民族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地理、历史、社会、文化和文明特征。民主是不同国家开展合作、协作、协商和交流的媒介，没有一种民主的标准格式能适用于所有社会和民族国家。“我们不能强制规定这就是民主，不遵守这些规则就不是民主”。民主应“包容各异的思想、多样的信仰和不同的互动方式”。

　　沙特阿拉伯研究与知识交流中心主席 叶海亚·本·朱奈德：

　　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

　　朱奈德以阿富汗为例，批判了美国输出民主的虚伪及其引发的灾难性后果。朱奈德首先回顾了2021年12月11日刊登在《中东报》上关于美国召开“民主峰会”的一则述评。该述评指出，美式民主和美国政治制度正经历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危机。对美国的批评不只来自于美国的外部政治敌人以及意识形态相异者和保守派阵营，甚至白宫自身都提出了批评。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说，民主正在濒临“崩溃”。关于所谓“民主峰会”，朱奈德反问道，难道所有参加此次会议的国家都遵循民主原则吗？通过调查，我们可以发现，此次受邀参会的国家并不都是理论意义上实行民主的国家。相反，没有受到邀请的国家中也有完全实行民主的国家。

　　朱奈德分析道，西方具有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其对民主的弘扬与遵循成为许多国家的梦想和希望。这些国家希望能在自己国家实施西式民主，却没有考虑到民主的多元性和差异性。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阿富汗。西方国家打着打倒专制独裁和恐怖主义的旗号侵略了阿富汗，在这里推行西式民主，实行选举、组建议会，这一切都是为了使其成为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阿富汗尽管实现了西式民主，然而作为一个国家，却已然崩溃。”这句话在西方媒体中经常出现。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媒体争相讨论阿富汗的民主、自由和人权问题。但是，他们完全忘记了阿富汗人民正在遭受的苦难以及现实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困问题、安全问题等。他们忘记了阿富汗人民还在遭受贫困、饥饿，忘记了阿富汗人民仍然生活在动乱和恐怖主义威胁之中。因此，在实行民主之前，应该更多地考虑到这些前提，西方不应该不考虑这些前提便妄自指责他人。阿富汗被迫采用了西式民主模式，结局就是民主的失败和政权的倒台。“比起宣扬民主，改善民生是更值得讨论和关注的问题。”

　　朱奈德指出，强行推广西式民主会将世界划分为所谓的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导致“冷战”重现，这违背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多元性和差异性特征。充斥着西方概念、西方价值的民主，不能适用于所有国家，在实行形式上的民主之前，有很多前提条件需要解决。朱奈德还以《中国的民主》白皮书上的话语表达自己的观点：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应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主决定。

　　伊朗国际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阿里礼萨·米尔尤赛菲：

　　地区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米尔尤赛菲以《全球良好治理与和平发展》为题发表了演讲。他强调了地区主义对于维持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意义。他说，数十年来的地区主义实践证明，地区主义组织同主权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像人们最初担忧的那样变成零和游戏。相反，身在强有力的地区架构内的主权国家，政府往往在权力和影响力提升方面成就斐然。这一事实能够鼓励其他国家加强合作。不仅如此，地区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也与民主有关，即逐步用和平发展的概念取代旧式的民主理念。数百年来，或许从伊曼纽尔·康德的时代开始，人们就宣称民主国家不会相互争斗，和平只能通过各国都建立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途径实现。几十年来，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一直在实践这些理念，模式之一就是在大中东地区推进所谓的民主化，其结果是给世界带来了破坏，催生了反美武装力量，导致恐怖主义的肆虐，使局势比以往任何时刻都糟糕。这种态势要求中东地区建立新的机制，特别是需要引入地区主义。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教授 凯利·布朗：

　　多元化非常重要

　　关于国际关系民主化，布朗重点讨论了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与中国的关系。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还未当选时曾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当拥有8亿人口的中国被排除在全球秩序之外时，不可能有一个正常运作的国际体系”。所幸，自那以后，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日益密切。目前，中国人口占全球的五分之一，GDP占全球总量的比例在未来几年只可能继续上升。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既是一种必然，也是水到渠成的。然而，问题在于，至少对美国和欧洲来说，中国拥有非常不同的观念和价值观。这样的中国在国际社会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这是颇让西方人苦恼的一个问题。“对于美国和欧洲各国的政府来说，这一直是一个持续的担忧和争议。”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必须坚持“不能试图建立一种将一组价值观排在另一组之上，并且按等级排序的世界秩序”。

　　在提出问题之后，布朗回顾了欧洲启蒙运动，指出启蒙运动的核心传统是尊重和包容多元主义。启蒙运动开创的道路值得继续探索下去。“多元化是重要的，因为它超越实践去拥抱多样性和他人的价值观与思想；多元化也是一种哲学，一种让人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绝对参数的世界里的想法。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们之间，应保有一种基本的相互尊重。”

　　俄罗斯俄罗斯梦与中国梦分析中心主任 尤里·塔夫罗夫斯基：

　　华盛顿正在试图重走老路

　　塔夫罗夫斯基揭示了美国策动“民主峰会”的险恶用心。他说，美国总统拜登于12月9日和10日召开“民主峰会”，其目的表面上是为了阻止民主倒退和世界范围内权利和自由被侵蚀，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此次峰会首先是针对中国的，意图抹黑中国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和中国的意识形态模式，抹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塔夫罗夫斯基提出，美国打算建立新的贸易和军事集团，并利用它们建立旨在遏制中国的全球体系。这不是美国第一次试图拉拢盟友遏制自己假想的中国威胁。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当时15个国家的军队纠集起来帮助美国军队。1965—1973年的越南战争，美国的8个盟国参与战争。但这些都是地区性战争。而现在美国准备发起全球性的“战争”，妄图组建反华国际联盟。华盛顿正在试图重走老路，但令人怀疑的是，拜登和他的民主党人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将反华力量有效地团结起来，建立一个真正有战斗力的同盟。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所谓自由世界的这个“不靠谱”的领导人感到沮丧。美国在阿富汗的惨败再次提醒他们，美国随时都可能抛弃盟友。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当前和未来的福祉与同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关系相联系。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目前已经是发达国家最大的市场之一，其中就包括许多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这些国家参与反华经济制裁甚至全面“冷战”，意味着要冒损失数百万工作机会和数十亿美元收入的风险。

　　同样重要的是，俄罗斯拒绝加入任何形式的反华集团，俄罗斯正在与中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并逐步疏远西方国家，还与当前的西方价值观保持距离。俄罗斯仍在寻找具有俄罗斯特色的经济和精神发展新模式。传统形式的社会正义和民主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塔夫罗夫斯基认为，俄罗斯可能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借鉴不少经验，但绝不能从所谓的人类普适价值观和美国方式中借鉴。

　　塞尔维亚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沃娜·拉捷维卡：

　　应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到世界各地

　　拉捷维卡从理论渊源和世界影响角度，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她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展长期关系的战略思想基础，展示了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政策目标。她进一步指出，对和平的渴望是中华文明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特征。中国社会从不赞成称霸世界的野心，长期遵循儒家信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将其价值观和条件强加给其他国家不感兴趣。

　　拉捷维卡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证明，在所有人都脱离危险之前，没有人是安全的。气候变化、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等全球挑战，要求所有国家共同努力提出全球性解决措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倡议要求各国之间团结合作，鼓励贡献与分享，倡导多边主义。中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作出的努力，为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挑战提供了解决方案。就其文化来源而言，“命运共同体”的灵感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多样与统一、秩序与混乱、人性与自然的辩证思想，它的理论基础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同体的理论和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当今世界局势日益复杂，各国利益相互依存，没有哪个国家能独自获利，也不存在绝对安全。

　　拉捷维卡强调，治理失败让世界对“华盛顿共识”逐渐失去信心，寻找一种更加公平公正、更具代表性的模式取而代之显得更加迫切。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非为了积累财富和权力，也不是所谓扩张中国势力的地缘政治计划，而是代表了对人类共同利益的不懈追求。这一理念应该被传播到世界各地。

　　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张添财：

　　拥护包容、和平、多元化的民主原则

　　张添财主张，国际社会应以民主的方式应对包括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减速和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危机，“应该齐心协力，将这些负面挑战转化为正面机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张添财认为，要化危为机，让“可能”变为“现实”，全球社会就必须拥护三项核心民主原则。

　　第一条原则是包容。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多样化的人类大家庭。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众多不同成员所代表的一切声音。国家无论大小、贫富，都应该在全球圆桌会议上占有一席之地，共同决定我们的共同命运。

　　第二条原则是和平。在多元化的环境中，争端和冲突在所难免，但必须通过公开协商和对话，以民主、和平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然而，在当前的大国竞争中，超级大国试图通过遏制他国崛起来解决争端，这有悖于民主精神。

　　第三条原则是多元化。所有国家都要认识到人类文明的多元化，并接受世界上多种多样的文明可能会选取不同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愿景。其实，民主生活方式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能够平衡“多元与统一”的紧张局势，让不同的宗教秩序和政治制度可以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