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根据革命斗争宣传需要不断总结经验，他们编辑、采写的文章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并以大众化、通俗化的表达形式广泛流传开来。这也是《向导》赢得广大工农群众拥护与支持，甚至在极端环境下依然能够坚持出版发行的重要原因。

　　1922年9月13日，经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向导》周报正式于上海创刊，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份政治机关报。该报主要发表时政评论文章，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大力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积极指导群众斗争。它似“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为中国人民指明了革命前行方向，是大革命时期国内具有重要影响的刊物之一。

　　宣传民主革命纲领倡导国民革命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打倒帝国主义”还是一句崭新的话语和口号。《向导》自创刊之日起，即用大量事实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明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国境以内，租界厘然；水陆要塞，大半割让；各大都会，莫不有外兵的驻扎；长江内河，简直任外舰横冲直撞；海关盐政早已共管，铁路交通现又继之；外交内政，无一事能容中国人自主，文化教育也几乎全归外人支配。” 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上侵犯中国主权，破坏中国独立，扶植中国封建势力和买办势力作为它们统治中国的代言人；在经济上强迫中国支付大量战争赔款，通过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在思想上文化上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役，使中国人民在精神层面处于被动地位。在这样艰危的局势下，《向导》坚持高举民族革命旗帜，通过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激发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经过近两年集中系统的宣传，“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得到了国人普遍认同。

　　深刻揭露封建军阀卖国求荣的罪恶行径是《向导》所刊文章的重要特点。这些文章内容涉及：出卖青岛、威海卫、天津租界的部分主权；应帝国主义要求，下令不准群众进行反帝游行示威，免除帝国主义应缴的纸烟税，不顾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和广大棉农利益，把棉纱低价卖给帝国主义；等等。在揭露军阀大肆出卖民族利益、出卖国家主权的同时，《向导》指出军阀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向导》第20期刊发的《统一的国民运动》作出评论，不管双方“出兵宣言”中如何“词严义正”地大讲“正义与民意”，这次战争实质只能是“直与反直的军阀战争”，只能是“帝国主义与军阀重苦吾人民较前更大的惨杀”。其结果不论是谁取得胜利，都是军阀统治，“外力侵入断送国家生命的惨痛都是有加无已”。军阀之间无休止的混战，“战地人民所受奸淫掳掠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痛苦，岂是十年廿载所能恢复？”

　　苦难深重的中国，如何才能摆脱困境、奔向光明？《向导》倡导进行国民革命，这不仅能够解决当时中国社会两大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还准确地反映了参加革命的广泛性——全体“国民”。为此，第20期刊发的《统一的国民运动》指出，要打倒军阀，“必须是各阶级各部分争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集中起来，成功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国民革命是中国目前所急紧所可能的工作，只有国民运动能打倒军阀，开辟我们共产运动的途径。”根据中国基本国情和历史发展进程，《向导》大力宣传中共二大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倡导进行国民革命，积极开展工农运动，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向导》在创刊号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任务是建立“统一、和平、自由、独立”的中国。在此基础上，《向导》又作了具体分析：“各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民主革命，可以说完全是对内的革命，他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封建阶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则不然，不仅是对内的革命，而且是对外的革命。他的敌人有两个，一个是封建阶级，一个是外国帝国主义。”不仅如此，《向导》还对中国的资产阶级作了分析，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当时国家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它们占有垄断资本，依附于帝国主义，又与封建势力密切联系，因而反对革命。所以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附属品，是站在被革命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因资金少、缺乏原始积累和技术人才而先天不足，后天又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双重压迫下艰难发展，但它们是赞成革命的。从中可见，《向导》已经科学分析了近代中国的阶级结构，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主义看作“革命之绝对的对象”。

　　《向导》认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必须是无产阶级，并进行了系统论证：“中国工人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他是富于集合力与决战力者……工人阶级是最富于革命性的，特别有指导中国国民革命之资格。”进而言之，中国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工人阶级不仅在决战的心理上是不妥协的革命者，并且在客观上也富有能够革命的力量”，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同样，中国农民“所受的压迫，所受的剥削，其生活的困苦，可以说在全世界上是无比的”，“中国农民的革命性，比现在世界任何国家的农民要强烈，特别是那班贫农”。国民革命统一战线要以农民为“基本队伍之一”，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深入分析，对农民阶级所处境遇和其在革命运动中重要地位的恰当概括，表明《向导》对中国革命有了深刻认识。

　　中国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以五卅运动为界，《向导》经历了两个不同的认识阶段。五卅运动之前，《向导》强调“造一个真正独立的中华民国”，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因为辛亥革命失败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没有实现，国民党应该“起来领导国民争取政权”，“造成民族的民主的统一的国家”。五卅运动之后，《向导》的认识发生了转变，在向中国人民介绍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及经验教训时，特别介绍了其政权建设思想，指出巴黎公社最伟大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之模型”，说明无产阶级“能够夺取政权并能够建设新的国家”。这不仅丰富了我们党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还对当时革命斗争特别是后来政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自此以后，我们党开始把建立国家政权的任务鲜明地揭示出来。

　　积累办好党报、做好宣传的丰富经验

　　《向导》的编者和作者多系党的重要领导者，他们理论修养较高，斗争经验丰富。如首任主编蔡和森，留学法国时就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人道报》等百余种马克思主义书报，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综合分析了各种主义之后，坚信改造中国和世界的对症良方只有科学社会主义。他主张理论联系实际，认为马克思主义要应用到各国实际。为此，他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社会，研究革命运动的现状和未来。再如第三任主编瞿秋白，既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他在《向导》刊发的政论文章《密切依傍于实际》，语言表达生动，阐释道理清晰易懂，表达思想深刻透彻，“至今依然散发着光辉”。他曾以多个笔名撰写政论、时评65篇，为“寸铁”栏目写杂感10篇 ，还以“记者”名义3次答复读者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讨论。《向导》的编辑人员也是其主要撰稿人，如高君宇、张太雷、向警予、罗章龙、郑超麟、赵世炎、尹宽等，他们既负责编辑、组稿、通讯和联络工作，也负责写稿，常用“记者”名义写“按语”或回答读者来信。从中可见，他们既具有忠诚的信仰追求、深厚的大众情怀，又具有深刻的社会观察力、科学的思辨能力与论述水平。

　　《向导》的编辑和作者在革命斗争与宣传中，逐步认识到中国革命主力是工农大众。《向导》在《敬告本报读者》中宣称，它是“中共政治机关报”，又是“中国民众的喉舌”，是“真正代表中国民众利益的报纸”，“是中国苦同胞的忠实好友”。《向导》还开辟“读者之声”专栏，听取广大读者的批评和建议，反映工农群众的呼声与要求，号召工农大众团结奋斗。为此，他们经常深入群众，真实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生活水平，根据实际情况策划易于理解、乐于接受的宣传内容和形式，积极提倡报纸大众化、通俗化。比如，新闻报道简明真实，描述生动形象，材料选取精当；评论或政论文章分析具体，阐释透彻，大多依据国内外时事特别是重要典型事件，详细论述其起因、经过、意义及影响，从而逐步形成贴近民众、通俗易懂的文风。由此可见，《向导》的编辑和作者，始终立足人民群众、面向人民群众，他们笔下没有空发议论、坐而论道的八股文，也没有离题万里、不切实际的空洞文章。他们根据革命斗争宣传需要不断总结经验，他们编辑、采写的文章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并以大众化、通俗化的表达形式广泛流传开来。这也是《向导》赢得广大工农群众拥护与支持，甚至在极端环境下依然能够坚持出版发行的重要原因。

　　1927年7月，《向导》被迫停刊，历时近5年，共出版201期，载文1400余篇，累计300多万字。《向导》始终把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放在首要地位，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破裂、大革命兴起和失败的整个过程，是中共早期报刊中存在时间较长、能够连续出版的一份刊物，包含内容极其丰富，是研究我们党早期理论和思想传播的重要资料。

　　（作者单位：中央团校习近平青年工作思想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