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料学建构的失衡：数量的成熟与体系的滞后

　　现代文学史料建设几乎是与现代文学的发生同步开始的，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多集中于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作为一种学科意义的现代文学史料学建设仍然相当滞后。

　　一方面，从数量和范围来看，现代文学史料建设的基础已经比较完备。从梁启超、胡适、鲁迅、郑振铎、周作人等五四这一代人起，他们先后衔接，以完全不同于古典文学的范式开辟了新文学的面貌，同时又传承了晚清朴学的学术传统，扎扎实实地对传统文化、古典文学进行继承和梳理，形成并建立了新文学的学术规范——高度重视材料和论据，强调从史实出发。这个规范直接而坚实地奠定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的基础。现代文学短短30年，却能够诞生无数个文学大师和文化大师，这种高度不是在短短30年内垒起来的，背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基础。这种“重史”的意识深刻地影响着现代文学史料的整理，1929年新文学史的课程就已经走进了清华大学，朱自清授课的讲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已经有了新文学史的基本雏形。到了1935年，在新文学还处在“未完成”的状态下，胡适、茅盾、鲁迅、郑振铎、朱自清、阿英等身处于新文化大潮中的当事者和亲历者，就及时地编撰了《中国新文学大系》10卷本，全方位、系统地总结了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基本面貌。特别是阿英在《资料·索引集》对新文学史料所作的11个方面的归纳(总史、会社史料、作家小传、史料特辑、创作编目、翻译编目、杂志编目、中国人名索引、日本人名索引、外国人名索引、社团索引)，基本上奠定了之后几十年新文学史料研究的范围和框架。建国后新一轮大型的史料建设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牵头，由70多家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10多家出版社参与建设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大型丛书，几乎是举全学术界之力共同建构起来的现代文学资料研究系统，包括现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文学运动研究丛书、社团流派研究丛书、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当代作家研究专集等等。

　　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到20世纪80年代的史料学建设，从阿英、唐弢、林辰等前辈学者，到樊骏、姜德明、倪墨炎、吴泰昌、胡从经、马蹄疾、丁景唐、范泉、朱金顺、唐沅、范伯群、刘增杰、张大明、陈漱渝、张梦阳等一代中坚力量，再到陈子善、陈福康、谢泳、金宏宇、解志熙、李今等，新文学史料研究是在一代又一代的学术链条中传承与发展的。特别是以樊骏、姜德明、朱金顺这一代学者，无论是学术选择还是事业选择，都带有那个时代特定的特点。作为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他们有的放弃了自己原有学术兴趣，将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尤其是史料建设作为一种使命，投入了自己毕生的精力。比如说樊骏先生，钱理群曾对他这样评价道：“以老舍研究中所显示出的高远的学术眼光和深厚的学术功底，樊骏如果集中精力进行作家、作品与文学史研究，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就，这是学术界所公认和期待的。但樊骏却并不注重个人的学术发展，而更关注整个学科的发展。”[5]有的人本身痴爱读书藏书，却又阴差阳错被分配到其他岗位，一边从事自己的工作，一边始终保持着对搜集史料的热情，最后终于得以在史料研究中作出自己的贡献。比如姜德明先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日报》从事了30余年的编辑工作，陈漱渝先生最初也是在中学教学，朱金顺先生在正式从事史料研究之前的20年，都在进行写作方面的教学与研究。这一代学者对史料的重视，不是出于某种专业的训练，而是一种源于内心的热爱和真诚，更是一种致力于学科长远建设的眼光。在网络信息技术并不发达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代学者完全是凭借着自己的藏书、或者亲自搜集查阅各种初版本的原始资料，扎实地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研究资料。今天回顾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研究高峰和热潮时，发现更有启发的并不是那些煌煌综论，反而正是这些厚重的资料，这些资料已经培养了几代学者，后来几代学者都是依靠这些资料走上研究之路的，这些思潮、社团、流派、作家、论争等史料的爬梳、整理与考订，不仅是几十年来形成的重要成果，更是影响到了今后相当长时期的文学史观与重要定论的方向。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学科和系统的现代文学“史料学”建设还相当滞后。千百年来的学术传统和前辈学者的治学精神，使我们更加急迫地感觉到，代代相传的史料意识和史料工作，不能在我们这里就停下来了。我们今天面临的任务更加艰难，属于新文学史料自己的体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几代学者们打下的坚实基础，让今天我们拥有了大量的作家全集的辑佚与收集、作家年谱传记的编撰与整理、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的编撰、作家研究资料的整理、报纸的文学副刊的编目等资料，特别是近些年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扶持下，各类资料性数据库的建设也越来越多。但如果没有一个建构新文学“史料学”体系的意识，史料积累与研究便会失去一个方向，我们会很容易忽视以前的积淀，更看不清当下的盲点。怎样把今天已经拥有的资料建构为一个合理的新文学史料体系，怎样拥有新文学史料自身的理论体系、话语模式、评价标准，真正从“史料”走向“史料学”，是我们当下最紧迫的任务。关于新文学史料学体系的建设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很多前辈学者都曾经倡导过，有的甚至提出了自己的构想。早在1985年马良春发表《关于建立现代史料学的建议》，提出“要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工作，改变过去的自发的、零散的状态，使整个资料工作形成一个适应现代文学史研究需要的完整体系。”[6]朱金顺在他的《新文学资料引论》中也提出新文学的史料考据“它并不等于乾嘉学派的考据学，无论从内容到方法，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这是必须明确的”[7]。1989年樊骏发表长文《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指出：“逐步形成独立的史料学……不仅是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完整而成熟的学科所不可或缺的，同时也标志着史料工作开始成为这门学科中有自己理论和体系的分支。”[8]2008年，谢泳发表论文《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从现代文学史料的概念、范围、类型、搜集和判断的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初步构想。

　　从马良春1985年的“建议”到谢泳2008年的“构想”，到今天又过了十年的时间了，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如何从“构想”走向“成型”、甚至走向“成熟”，这仍然是一个未竟的事业，甚至是一个越来越艰难的事业。虽然这期间的史料研究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成果，如2014年金宏宇的《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2015年刘增人的《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和陈子善的《张爱玲从考》、2016年张梦阳的《鲁迅全传》等等，这些资料对带动史料学的建构走出困境都有着积极的影响，特别是2010年谢泳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2012年刘增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等著作更是直接触及到了史料学应该如何建构的重要问题。但客观地讲，目前关于新文学史料学建构的成果仍然很少，而且相互之间并没有很好地构成一种对话，中国新文学史料学显然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稳定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