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最近的十余年中，西方学界出现了对中国共产党调适性的研究，它以共产党国家体制持久性为研究问题，以中国共产党的能动行为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共产党在变化环境中的调适现象。文章认为，这一研究有着西方式的问题意识，对中国共产党在变化环境中的能动做出了多层面的分析，带动了以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复兴。但是，这一研究仍受限于西方政治理论与政治文化场景的影响，有其内在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调适性；变化；政治理论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深入的经济改革带来了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在政治上依然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这样一种市场经济与共产党国家体制并存的现象吸引了大批西方学者关注。对大多数西方学者而言，最为困惑的问题便是：如何定位中国共产党国家体制的当下发展，如何判断中国共产党国家体制的走向？学者们为此进行了争论(Shambaugh，2000，2008a；Nathan，2006)。已有研究观点大抵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民主转型论。此类观点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持积极乐观态度，认为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各种社会条件与社会空间，必将使共产党政权稳步走向西方式民主化道路(Gilley，2004)。第二类为崩溃与停滞论。此类观点持消极悲观态度，认为中国逃脱不了苏东剧变的命运，其内在结构或无法支撑经济社会变化而必然崩溃、或因其结构性掠夺而使政权处于停滞状态(Chang，2001;Pei，2006)。第三类为调适论。此类观点持中间态度，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本身具有应对环境挑战的调适能力，共产党国家体制具有自我调适的弹性空间，能够容纳经济社会变化所造成的各种压力；中共政权既非绝对转向民主国家，也非走向崩溃，而是将延续其体制结构，继续生存(Nathan，2003；Shambaugh，2008a；Dickson，2008)。

　　在最近的十余年中，以第三类观点为基调的中国共产党调适性(Adaptability)研究逐渐在西方中国研究中凸显，并日益成为新的研究趋向。这类观点以中国共产党政权生存(Survival)为研究背景，以共产党国家体制持久性为研究问题，以中国共产党的能动行为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共产党在日趋体例化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日趋多元化的社会结构环境以及日趋开放化的全球化环境中所呈现的能动性调适现象。

　　一、研究问题与研究进程：中国共产党调适性的提出

　　自前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崩溃以后，共产党国家的存亡与否及其发展转型已经成为比较政治学的中心课题之一(Jowitt，1992;Scalapino，1992;林茨、斯泰潘，2008)。西方共产主义研究经典文献一般认为，列宁主义政党国家体制是一个相对僵化的系统，在市场经济与复杂社会的环境下难以良好运转，必然会走向衰竭(Jowitt，1992;福山，2003;乔纳蒂，2008)；同时，海外中国研究文献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主流学术观点也认为，中国作为共产党国家也会逐渐被经济改革所损蚀而趋于衰落，中国必将从原有的列宁主义制度结构转型到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结构(Walder，1995;Winckler，1999)。但是中国持续改革的经验过程却不同于西方学者的预先判断，即中国共产党在保持制度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和政治社会的相对稳定。为什么经验与理论表现得如此不同？中国共产党政权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体制，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急剧变化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中仍然能够持久生存？这些因经验比较反差而带来的困惑，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并需要学者认真对待给以回答(Whiting，2004;Fewsmith，2008;Dickson，2010)。因此，在这一经验困惑之下，他们逐渐将研究问题聚焦到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持久生存、为什么共产党国家体制具有持久性？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的过程中，一部分西方学者发现很难再用长期以来流行于西方学界的民主转型理论、共产党国家衰退理论来进行回答，而必须寻求新的解释路径。其中，有一种解释路径延续了以前的共产党国家衰退论，将体制持久性的原因解释为外在于体制的因素，如蔡晓莉(Lily L.Tsai)认为是原有的制度嵌入了既有的连带团体之中，从而产生非正式的问责制使得地方政府具有治理绩效，但正式的官僚制度并不具有好的问责性(Tsai，2007)。与这种观点有所不同的是，西方学界出现了另一种解释路径：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国家并未衰退，体制持久性要从共产党国家本身的能动性变化中寻找原因。2003年，黎安友在《民主杂志》发表的《威权主义韧性》一文，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Andrew J.Nathan，2003)。而在这一解释路径之中，有一种以中国共产党为分析单位、以其能动性调整为考察对象的研究取向占居主导位置，即中国共产党调适性研究。

　　“调适”(Adaptation)最初是生物学上的概念，后来逐渐被引入社会学与政治学的研究中。将“调适”应用于比较政治学中并提出“政党调适性”这一概念的代表人物是亨廷顿。他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将调适性列为衡量政治秩序制度化的指标之一，并将组织存活的时间、领导精英的继承以及功能的变化作为调适性的测量指标(亨廷顿，1988：12~16)。如果我们以时间为逻辑来概揽西方关于中共调适性的研究，则会看到研究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狄忠蒲较早将“政党调适性”这一概念应用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他在组织生态学的基础上发展了亨廷顿的调适性理论，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与台湾的民主化：列宁主义政党的调适性》一书中将“调适”这一概念用作分析工具，探究中国大陆与台湾民主化进程中列宁主义政党所起的作用，并区分了“效能型调适”与“反应型调适”。但在此书中，他并没有得出中共具有反应型调适的结论(Bruce J.Dickson，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