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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4)蒲鲁东(马克思) 赋予特征的翻译1
2012年10月25日 10:13 来源: 作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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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这是被批判地翻译过的蒲鲁东在说话)提供任何新东西的体系,除了废除特权、消灭奴役以外,我别无其它愿望……公平,除了公平而外别无其它,——这就是我的主张。” 

  被赋予特征的蒲鲁东仅限于有愿望和主张,因为,“善良的愿望”和非科学的“主张”是非批判的群众的特性。被赋予特征的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P27)

蒲鲁东的特点,就是他具有与群众的身分相称的驯顺的性格,他使自己所希求的东西服从于自己所不希求的东西。他不敢奢望提供新东西的体系,他的愿望很低,他甚至除了废除特权等等之外就别无其它愿望。除了这样把自己已有的愿望批判地从属于自己所没有的愿望以外,他的第一句话还立即暴露了特有的逻辑缺点。一个作家既然在自己的书中一开始就声明自己不想提供新东西的体系,那末他当然应该告诉我们,他到底想提供什么?是想提供系统化的旧东西呢,还是非系统化的新东西?但是,被赋予特征的蒲鲁东既然不想提供任何新东西的体系,那末,他是否想提供特权的废除呢?不,他只是希望废除特权。

  真正的蒲鲁东说:《Je ne fais pas de système;je demande la fin du privilège》etc.(“我不创立任何体系,我要求废除特权”等等)。这就是说,真正的蒲鲁东声明:他不追求任何抽象的科学的目的,而只是向社会提出一些直接实践的要求。而且他的要求决不是任意提出的。这个要求由于他对论题的全部发挥而成为有根据和有理由的要求,它就是这种发挥的要领,因为,“公平,并且仅仅是公平,这就是我的立论的要领”。被赋予特征的蒲鲁东说过:“公平,除了公平而外别无其它,——这就是我的主张”,这种说法使他陷入了更加狼狈的境地,因为他还“主张”其它许多事情,例如,照埃德加尔先生的说法,他“主张”哲学在过去是不够实际的,“主张”驳倒沙尔·孔德,如此等等。 

  批判的蒲鲁东自问道:“难道人有责任永远是不幸的吗?”换句话说,他问的是:不幸是不是人的道德本份?而真正的蒲鲁东是个轻佻的法国人,所以他提的问题是这样:不幸是不是一种物质的必然性,是不是某种不可避免的东西?(“难道人不可避免地(P28)永远不幸吗?”)

  群众的蒲鲁东说:

  《Et,sans m’arrêter aux explications à toute fin des entrep—reneurs de réformes,accusant de la détresse générale,ceux—ci la lacheté et l’impéritie du pouvoir,ceux—là les conspirateurs et les émeutes,d’autres l’ignorance et la corruption générale》,etc.〔“我不谈改良办法的杜撰者的那些毋庸辩驳的解释,他们中的一些人把普遍的贫困归咎于政府的胆怯和无能,另一些人归咎于阴谋家和叛乱,还有一些人则归咎于无知和普遍的堕落腐化”,等等。〕

  因为《à toute fin》是群众的德文字典中所找不到的下流的群众用语,所以批判的蒲鲁东自然就摈弃了这个把“解释”〔explica—tions〕一词规定得比较确切的用语。这个术语是从群众的法国法学中借来的,在法国法学中,《explications à toute fin》的含义是“毋庸辩驳的解释”。批判的蒲鲁东抨击“改良主义者”,即法国的一个社会主义政党[15],而群众的蒲鲁东所抨击的则是“改良派厂主”。群众的蒲鲁东把各种类型的“改良派厂主”加以区别:这一类(ceux—ci)说些什么,那一类(ceux—là)说些什么,另一类(d’autres)又说些什么。批判的蒲鲁东却让同样的一些改良主义者“时而谴责这个,时而谴责那个,时而又谴责另一个”,这无论如何证明他们是反复无常的。真正的蒲鲁东根据群众的法国实践来谈《les conspi—rateurs et les émeutes》〔“阴谋家和叛乱”〕,也就是说,先指出阴谋家,然后再指出他们的行动——叛乱。相反地,把各种类型的改良主义者混为一谈的批判的蒲鲁东却把暴徒加以分类,所以他说“阴谋家和叛乱者”。群众的蒲鲁东说的是无知和“普遍的堕落腐化”。批判的蒲鲁东则把无知变为愚蠢,把“堕落腐化”变为“下流无耻”,最后又以批判的批判家的身分把愚蠢变为普遍的。于是他自己就在这里现身说法(P29)地做了一个愚蠢的榜样,因为他用《générale》这个字时写的不是复数,而是单数。他写的是:《l’igno—rance et la corruption générale》,而想说的却是:“普遍的愚蠢和普遍的下流无耻”。按照非批判的法文文法,这里应该写成这样:《l’ignorance et la corruption générales》。 

  被赋予特征的蒲鲁东在说话方面和思考问题方面都跟群众的蒲鲁东不同,当然他也经历过完全不同的教育过程。他“请教过科学大师,读完了数百卷哲学和法学等等方面的著作,最后还确信:我们从来没有正确地了解‘公平、正义、自由’这几个词的含义”。而真正的蒲鲁东则认为,他一开始就理解了(je crus d’abord re—connaître)批判的蒲鲁东只是在:“最后”才领悟的东西。这里之所以必须把d’abord〔一开始〕批判地改变为enfin〔最后〕,是因为群众不敢相信他们“一开始”就理解了什么东西。群众的蒲鲁东用最明快的语言叙述他怎样为自己的研究工作的这种意外成果感到惊讶,叙述他怎样不相信这个成果。因此他决定进行“反证”,他向自己问道:“人类是否可能在道德运用的原则方面这样长期地受骗呢?人类是怎样和为什么受骗的呢?”等等。他认为,自己的观察正确与否,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他得出结论说,在道德方面,也像在其它一切知识领域中一样,谬误“构成科学的阶梯”。相反地,批判的蒲鲁东却立刻就相信了他在政治经济学、法学等等方面的研究所给予他的第一个印象。这个

法文中形容词有单数和多数之分。在这里,在蒲鲁东的原文中《générale》〔普遍的〕是单数,它所形容的名词仅仅是它紧前面的《corruption》〔堕落腐化〕一词,但是埃·鲍威尔却把它当做多数来翻译,因而成了它前面的两个名词的形容词。——译者注(P30)

印象显然是这样:群众不敢认真地行动,他们一定要把自己研究的初步成果奉为无可辩驳的真理。他们“在和自己的反对方面较量之前,一开始就有了现成的见解”,因此后来“发现,当他们自以为已经到达终点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到达起点呢”。

  于是,批判的蒲鲁东继续毫无根据地语无伦次地大发议论: 

  “我们关于道德规则的知识不是一开始就很充分的,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它可能足够社会进步之用,但是到后来它就会把我们引入歧途。” 

  批判的蒲鲁东没有解释,关于道德规则的不充分的知识为什么可能足够社会进步之用(哪怕是只在一天之内)。而真正的蒲鲁东却先向自己提出问题:人类是否可能和为什么可能这样普遍、这样长期地迷误不醒?他认为这个问题的解答是:一切谬误都构成科学的阶梯,甚至我们的最不完善的判断也包含着一些真理,这些真理对于某些归纳推论和对于实际生活的某一特定领域是完全够用的;超出这些推论和这个领域,这些真理就会在理论上产生谬误,在实践上导致失败。蒲鲁东在做了这样的解释以后,他就能够说,甚至关于道德规则的不完备的知识在一定的时间内也可能足够社会进步之用。

  批判的蒲鲁东说:

  “但是,对新知识的需要一经出现,旧偏见和新思想之间立即就会爆发残酷的斗争。” 

  但是,怎么可以跟还不存在的敌人进行斗争呢?要知道,尽管批判的蒲鲁东也告诉我们对新思想的需要产生了,但是他还并没有说这个新思想本身已经产生了。

  群众的蒲鲁东说的则是:

  “对更高的知识的需要一经出现,这种知识就决不会让自己等待下去。”(P31)可见,它已经存在着。“于是斗争就开始了。”  

  批判的蒲鲁东断言,“人的使命就在于一步一步地进行自我教育”,好像人就没有与此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使命,即成为人,好像“一步一步”的自我教育必然会把我们推向前进似的。我可以一步接一步地走,并仍旧回到我出发的地点。而非批判的蒲鲁东所谈的则不是人的“使命”,而是人进行自我教育所必备的条件(condi—tion),不是一步一步地(pas à pas),而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par degrés)。批判的蒲鲁东自言自语地说道:

  “在作为社会基础的诸原则中有这样一个原则,它为社会所不理解,它被社会的无知所败坏,它也是一切祸害的根由。虽然如此,人们仍然尊重这个原则,希求这个原则,如不然,这个原则就不会有任何影响了。这个原则按其实质来说是真实的,但按我们对它的观念来说则是虚妄的……它究竟是什么呢?” 

  在第一句话中批判的蒲鲁东说,原则被社会所败坏、所不理解;可见这个原则本身是正确的。在第二句话中他再一次承认这个原则就其实质而言是真实的,虽然如此,他仍然责难社会不该尊重和希求“这个原则”。相反地,群众的蒲鲁东之所以谴责社会,并不是因为社会尊重这个原则本身,而是因为社会尊重这个由于我们无知而伪造出来的原则(《ce principe… tel que notre ignor—ance l’a fait,est honoré》)。批判的蒲鲁东认为不真实的原则的实质是真实的。群众的蒲鲁东则认为,伪造的原则的实质是我们的虚妄观念的结果,而这个原则的对象(objet)却是真实的,这正像炼金术和占星术的实质是我们臆想的结果,而它们的对象(天体运行和物体的化学属性)却是真实的一样。

  批判的蒲鲁东继续说他的独白,他说:(P32)  

  “我们研究的对象是法律,即社会原则的规定。政治家,也就是社会科学界人士,为一些极不明确的观念所拘泥;但既然每一种谬误都有某种现实的东西做基础,那末我们也就能在他们的书中找到他们在不知不觉间创造给人世的真理。”  

  批判的蒲鲁东的议论是极其古怪的。他先断定政治家是不学无术和观念不清的,然后又十分武断地转口说每一种谬误都有某种现实的东西做基础,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因为陷入谬误的人本身就是作为每一种谬误的基础的某种现实的东西。其次,他又从每一种谬误都有某种现实的东西做基础这一事实得出结论说,在政治家的书中可以找到真理。最后,他甚至使政治家把这个真理创造给人世。假如他们已经把真理创造给人世,那我们就用不着再到他们的书中去寻找真理了。

  群众的蒲鲁东说:

  “政治家们互不了解(ne s’entendent pas);因此他们的谬误是主观的,谬误的根源就在他们自己身上(donc c’est en eux qu’est l’erreur)。”他们的互不了解证明了他们的片面性。他们把“自己的个人见解和健全的理智”混为一谈,而“既然”——根据先前的推论——“每一种谬误都有某种真正现实的东西作为自己的对象,那末在政治家的书中就必定能找到他们不自觉地放在里面(即自己书中)的真理”,——他们是把真理“不自觉地放在里面”,而并没有把真理创造给人世(dans leurs livres doit se trouver la vérité,qu’à leur insu ils y auront mise)。

  批判的蒲鲁东向自己问道:“何谓公平,它的实质、它的性质、它的意义怎样?”好像公平还有某种不同于其实质和性质的特殊的意义似的。非批判的蒲鲁东所问的是:“它的原则、它的性质和它的公式(formule)怎样?”公式所表明的原则是经过科学证明的原则。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P33) 

在群众的法语中,《formule》和《signification》〔“意义”〕是根本不同的。在批判的法语中这两个词的意思却完全一样。

  在结束自己这番毫无用处的议论之后,批判的蒲鲁东提起精神,大声疾呼:

  “让我们试着稍微接近一些我们的对象吧!”  

  其实,非批判的蒲鲁东早就紧紧地靠近了自己的对象,并且正在试着对自己的对象做出更确切更中肯的规定(d’arriver à quel—que chose de plus précis et de plus positif)。 

  在批判的蒲鲁东看来,“法律是公平的事物的规定”,在非批判的蒲鲁东看来,法律则是公平的事物的“宣告”(déclaration)。非批判的蒲鲁东驳斥了认为法律创造公理的见解。而“法律的规定”这种说法既可以表示法律被某种其它的东西所规定,又可以表示法律本身规定某种其它的东西;批判的蒲鲁东本人在上面就是从后一种含义来谈论社会原则的规定的。不过,做这样细微的区分对群众的蒲鲁东说来确实是不适当的。 

  既然被批判地赋予特征的蒲鲁东和真正的蒲鲁东之间有这样一些分歧,那末,蒲鲁东第一所企图证明的东西跟蒲鲁东第二所要证明的东西完全不同,就丝毫也不值得奇怪了。

  批判的蒲鲁东  

  “企图用历史的经验证明”,“如果我们关于公平的事物和合法的事物的观念是虚妄的,那末显而易见(尽管这样显而易见,但他仍然认为必须加以证明),这种观念在法律上的一切运用就必定是不好的,我们的一切设施也必定是有缺陷的”。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P34) 

  群众的蒲鲁东却远不是要证明显而易见的东西。相反地,他所说的是: 

  “如果我们关于公平的事物和合法的事物的观念不够明确、不完全或者甚至是虚妄的,那末显而易见,这种观念在我们的立法上的一切运用也是不好的”,等等。

  那末,非批判的蒲鲁东到底想要证明什么呢?  

  他继续写道:“假如人们对于公平这个概念以及对于这个概念的运用的见解不是固定不变的,假如这类见解在各个不同的时代起了各种不同的变化,总之,假如思想有了进步,那末,关于公平在我们的观念中、从而也在我们的行动中受到歪曲的这种假说,就得到了事实的证明。”

  而问题也就在于,正是这种不固定性、这种变易性、这种进步,“由历史所光辉地证实了”。非批判的蒲鲁东也就援引了这些光辉的历史证据。他那批判的影像先前根据历史经验证明了完全不同的原理,现在又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这种经验本身。

  在真正的蒲鲁东看来,罗马帝国的衰亡是“贤者(les sages)”所预料到的,而在批判的蒲鲁东看来,则是“哲学家”所预料到的。批判的蒲鲁东当然认为只有哲学家才是贤者。照真正的蒲鲁东的看法,罗马“法经过千年来的法律实践或司法活动而神圣化了(ces droits consacrés par une justice dix fois séculaire)”;照批判的蒲鲁东的看法,在罗马存在着“被千年来的公平所神圣化了的法”。

  根据这个蒲鲁东第一的判断,在罗马,人们是像下面这样发表议论的:  

  “罗马……是靠它的政治和它的众神而获胜的;宗教信仰和公众精神的任何一种改革都是愚蠢的事情和亵渎的行为(在批判的蒲鲁东那里,《sacri—lége》(P35)这个词的意思不像在群众的法语中那样是亵渎圣物或冒犯神灵,而只是平常的亵渎行为);如果罗马决心解放各族人民,那它就会因此而背弃自己的法。”蒲鲁东第一补充道:“可见,罗马既有为自己打算的事实,也有为自己打算的法。”

  根据非批判的蒲鲁东的看法,在罗马,人们的议论更加彻底些。他们确切地叙述了事实:

  “奴隶是罗马的最大富源;因此各族人民的解放就等于罗马财政的破产。”

  在谈到法时,群众的蒲鲁东还说出下面这样一种想法:“罗马的野心通过万民法(droitdes gens)而合法化了。”证明奴役法的这种方式完全符合罗马人的法律观点。在群众的罗马法全书上载明:《jure gentium servitus invasit》(Fr.4.D.I.I.)〔“奴隶制通过万民法而巩固下来了”(“学说汇纂”第一卷第一题第四节)〕。

  在批判的蒲鲁东看来,“偶像崇拜、奴隶制和软弱无能构成了罗马各种制度的基础”——任何制度都不例外。而真正的蒲鲁东却说:“罗马在宗教方面的各种制度的基础是偶像崇拜,在国家生活方面,是奴隶制,在私人生活方面,是享乐主义”(在普通的法语中,《épicurisme》〔“享乐主义”〕这个词和《mollesse》即软弱无能的意思是不同的)。在罗马的这种情况下,神秘的蒲鲁东说“出现了”“上帝的旨谕”,而真正的唯理论的蒲鲁东说的是出现了“自称为上帝的旨谕的伟人”。在真正的蒲鲁东那里,这个伟人称僧侣为“蝮蛇”(vipères),而在批判的蒲鲁东那里,这个伟人的言谈却比较温和,他称僧侣为“蛇”。在前者那里,他以罗马的方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罗马法全书共分三部分,“学说汇纂”是第二部分。——译者注(P36)

式谈论“律师”〔《Advokaten》〕,在后者那里,他以德国的方式谈论“法学家”〔《Rechtsgelehrte》〕。

  批判的蒲鲁东称法国革命的精神为矛盾的精神,接着又补充道:

  “这足以使人相信,代替了旧事物的新事物在本身上没有任何方法严整、思虑成熟的东西。” 

  他似乎非机械地重复“新”和“旧”这两个批判的批判所惯用的范畴不可似的。他好像非得提出这种毫无意义的要求,即“新事物”在本身上〔an sich〕应包含有方法严整、思虑成熟的东西,这就像要求人们在本身上〔an sich〕都要有些污点一样。而真正的蒲鲁东却是这样说的:

  “这足以证明,代替了旧事物秩序的那个事物秩序,在本身中〔in sich〕已丧失了方法和反省。”

  沉醉在法国革命的回忆中的批判的蒲鲁东,竟把法语革命化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把《un fait physique》〔“物质界的事实”〕译作“物理学的事实”,而把《un fait intellectuel》〔“精神生活的事实”〕译作“智慧的事实”。由于把法语这样一革命化,批判的蒲鲁东就得以使物理学拥有了自然界中所出现的一切事实。如果说,他这样一方面把自然科学捧到九天之上,那末另一方面,由于他否认自然科学中有智慧,由于他把智慧的事实同物理学的事实截然分开,也就把自然科学贬到九地之下了。同时,由于他把精神生活的事实直接提升为智慧的事实,他也就使心理学和逻辑学的一切进一步的探讨成了多余的事情。 

  既然批判的蒲鲁东(即蒲鲁东第一)甚至不去猜测真正的蒲鲁东(即蒲鲁东第二)究竟想用他的历史的演绎来证明什么东西,那(P37)末对于他来说,当然也就不存在这种演绎的实在内容,即通过否定历史上的实在法来证明法的观念的演变,证明公平的不断实现。

  “社会通过自己的原则的否定……和最神圣的法的破坏而得救。” 

  真正的蒲鲁东就这样证明,罗马法的否定导致了法的概念在基督教的法的观念中的扩大,征服者的法的否定导致了自治团体法的确立,法国革命对全部封建制法的否定导致了更广泛的现代法律秩序的建立。
 

  批判的批判死不承认,原则通过自身的否定而实现的规律是蒲鲁东发现的,这个光荣应该属于他。具有如此自觉的形式的这种思想,对法国人确是一个真正的启示。(P38)

责任编辑: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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