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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绝对的批判的批判或布鲁诺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1)绝对批判的第一次征讨
2012年08月29日 10:07 来源: 作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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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精神”和“群众”

  

  过去,批判的批判似乎对各种各样的群众的事物多少进行过一番批判的研究。现在我们却发现它是在研究绝对批判的对象,即它自己。到目前为止,它一直是靠批判地贬低、否定和改变某些群众的事物和人物来取得自己的相对荣誉。现在它却靠批判地贬低、否定和改变全体群众来取得自己的绝对荣誉。同相对的批判对立的有相对的界限。同绝对的批判对立的有绝对的界限、群众的界限,即作为界限的群众。和一定的界限相比,相对的批判本身必然是有限的个体。和普遍的界限相比,和界限本身相比,绝对的批判必然是绝对的个体。正像各种各样的群众的事物和人物汇合在“群众”这一锅不纯的稀粥里一样,似乎还是事物的和人物的批判也一变而为“纯批判”了。过去,批判似乎多少是赖哈特、埃德加尔、法赫尔等等这些批判的个人的特性。现在它却是主体,而布鲁诺先生则是它的化身。

  

  过去,群众性似乎多少是被批判的事物和人物的特性;现在事物和人物却变成了“群众”,而“群众”则变成了事物和人物。(P99)以前的一切批判的关系现在都在绝对批判的英明和绝对群众的愚蠢的关系中消灾了。这个基本的关系是过去的批判的行动和战斗的意图、趋向、解答。

  

  和自己的绝对的身分相适应,“纯”批判已经在初次上场时就道出了自己的独特的“箴言”,但是尽管如此,作为绝对的精神,它必将完成某种辩证的过程。它的原初概念,只有在它的天体运行的终点上才会真正被实现(见黑格尔“哲学全书”(注30))。

  

  绝对的批判宣告说:“还在几个月以前群众就以为自己是强大有力的,是法定要统治世界的,他们早就在搬着指头计算这一天的到来。”(注31)

  

  正是布鲁诺·鲍威尔先生自己在“自由的正义事业”(自然是在“他自己的”事业里)、“犹太人问题”[32]等等里面搬着指头计算统治世界的日子的到来。虽然他也曾意识到他不能够指出确切的日子。他竟把他自己的一大堆罪过转记在群众的罪行录上。

  

  “群众以为自己占有许多不言而喻的真理”。“但是,只有……当人们通过对真理的一系列的论证而尾随真理之后的时候,才算整个地占有了真理。”

  

  真理,对鲍威尔先生来说也像对黑格尔一样,是一具自己论证自己的自动机器。人始终都要尾随其后。现实发展的结果,也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不外是被证明了的即被意识到了的真理。因此,绝对的批判就会和鼠目寸光的神学家同声问道:

  “如果历史的任务并不是要证明这些最简单的真理(例如,地球绕日运行),那末还要历史干什么呢?”

  

  从前的目的论者认为,植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给动物充饥,动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给人类充饥,同样,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给理论的充饥(即证明)这种消费行为服务。人为了历史而存在,而历史则为了证明真理而存在。在这种批判的庸俗化的形式中重复了思(P100)辨的高见:人和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使真理达到自我意识。

  

  因此,历史也和真理一样变成了特殊的个性,即形而上学的主体,而现实的人类个体反倒仅仅变成了这一形而上学的主体的体现者。所以绝对的批判利用了下面这些话:

  

  “历史不容许别人嘲弄自己……历史尽了最大的努力,以便人们……研究历史……为什么需要历史呢?……历史向我们提供明确的证明……历史揭开真理”云云。

  

  如果照绝对的批判的说法,到现在为止,历史上只有这样两三个最简单的、终于是不言而喻的真理,那末被批判硬加在人类过去全部经验之上的这种贫乏,首先只是证明了绝对的批判自己的贫乏。相反地,从非批判的观点看来,历史的结果就是:最复杂的真理、一切真理的精华(人们)最终会自己了解自己。

  

  绝对的批判继续表明:“真理,它们对群众说来似乎是这样一目了然,以至它们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是无需证明的,不值得让历史特地去证明它们的重要性;它们根本就不属于由历史来解决的任务这个范围之内。”

  

  绝对的批判在对群众大发神圣的雷霆之余,又向群众巧言奉承了一番。的确,如果说真理一目了然是因为群众觉得它就是这样,如果说历史是根据群众的意见来决定自己对真理的态度,那末在这种场合下,群众的判断就是绝对正确的、无可争辩的,它对于历史就具有法律效力,而历史只证明群众不能一目了然因而群众需要证明的东西。所以说,群众给历史规定了它的“任务”和它的“业务”。

  

  绝对的批判谈的是“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它凭着自己的批判的天真发明了绝对的“一开始”和抽象的不变的“群众”。在绝对的批判的心目中,16世纪群众的“一开始”和19世纪群众(P101)的“一开始”,就像这两个世纪的群众本身一样,是很少有什么差别的。这种真实的、一目了然的、不言而喻的真理,其特点正在于它“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绝对的批判对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真理的攻击,也就是对本来就“不言而喻”的真理的攻击。

  

  对绝对的批判以及对上帝的辩证法说来,不言而喻的真理已丧失了它全部的精华、意义和价值。它像一潭死水一样,成了淡而无味的东西。所以,绝对的批判一方面证明一切不言而喻的东西,此外,还证明许多幸而难于理解因而永远不会不言而喻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宣布凡是要引伸和证明的东西都是不言而喻的。为什么呢?因为不言而喻,实际的任务不是某种不言而喻的东西。

  

  既然“真理”和历史一样,是以太的、脱离物质群众的主体,所以,它不是面向经验的人,而是面向“心灵的深处”,它为了成为“真正被认识了的”真理,不去影响居住在英国的地下室中或是法国库房的阁楼里的人的粗糙的躯体,而是通过他的整个唯心主义的肠道“徐徐伸展”。不错,绝对的批判向“群众”证明:到现在为止,群众曾按自己的方式即在表面上被那些由历史仁慈地“揭开”的真理所触及;但同时批判又预言道:

  “群众对历史进步的态度将根本改变。”

  这一批判预言的神秘含义对我们说来却是“明如白昼”。

  

  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它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换句话说,这些活动之所以必然得到悲惨的结局,是因为作为它们的基础的思想是这样一种观念:它必须满足于对自己的表面了解,因而也就是指望博得群众的喝采。”

  

  好像只有满足思想、符合思想的那种理解才不再是表面的理(P102)解。布鲁诺先生只是为了摆摆样子才把思想和对它的理解之间的关系搬出来,正像他只是为了摆摆样子才把不成功的历史活动对群众的关系搬出来一样。因此,如果绝对的批判真的谴责什么东西是“表面的”,那就是谴责过去的全部历史,因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绝对的批判推翻群众的历史并打算用批判的历史取而代之(见茹尔·法赫尔先生的论英国的迫切问题的文章)。根据过去的、非批判的历史,即根据和绝对批判的意旨相违背的历史,应该更严格地区分下述两点:群众对这样或那样的目的究竟“关怀”到什么程度,这些目的“唤起了”群众多少“热情”。“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另一方面,不难了解,任何得到历史承认的群众的“利益”,当它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总是在“思想”或“观念”中远远地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很容易使自己和全人类的利益混淆起来。这种错觉构成傅立叶所谓的每个历史时代的色调。资产阶级在1789年革命中的利益决不是“不成功的”,它“压倒了”一切,并获得了“实际成效”,尽管“激情”已经消失,尽管这种利益用来装饰自己的摇篮的“热情”之花也已经枯萎。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只有对那样的群众来说革命才是“不成功的”,这种群众的政治“观念”并不是关于自己的实际“利益”的观念,所以他们的真正的主导原则和革命的主导原则并不是一致的,他们获得解放的现实条件和资产阶级借以解放自身和社会的那些条件是根本不同的。所以,如果说能够代表一切伟大的历史“活动”的革命是不成功的,那末,其所以不成功,是因为革命在本质上不超出其生活条件的范围的那部分群众,是并不包括全体居民在内的特殊的、有限的群(P103)众。如果说革命是不成功的,那末,并不是因为革命“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并不是因为它引起了群众的“关怀”,而是因为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群众来说,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他们的实际利益,不是他们自己的革命原则,而仅仅是一种“观念”,因而也仅仅是暂时的热情和表面的热潮之类的东西。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在批判的历史中,一切事情自然都完全不是这样报道的,批判的历史认为,在历史活动中重要的不是行动着的群众,不是经验的活动,也不是这一活动的经验的利益,而仅仅是寓于“这些东西里面”的“观念”。

  

  批判教导我们说:“精神的真正敌人应该到群众中去寻找,而不是像以前的自由主义的群众捍卫者所想象的那样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

  

  在群众之外的进步的敌人恰恰是独立存在的、被赋予自己的生命的、群众的自卑自贱、自我排斥和自我异化的产物。所以,群众用反对他们的自卑自贱的独立存在的产物的办法来反对他们本身的缺点,就像一个人用反对上帝存在的办法来反对他自己的宗教心理一样。但是,群众的这种自我异化的实际后果既然以外在的方式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所以群众也就不得不以外在的方式和这种后果进行斗争。群众绝不会把自己的自我异化的这些后果仅仅看做观念的幻影,看做自我意识的单纯的异化,同时也不想通过纯粹内在的唯灵论的活动来消灭物质的异化。早在1789年路斯达洛编辑的报纸(注33)上就有过这样的警句:

  “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

  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

  站起来吧!”(P104)

  

  但是,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现实的、感性的、用任何观念都不能解脱的那种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行的。可是绝对的批判从黑格尔的“现象学”中至少学会了一种技艺,这就是把现实的、客观的、在我身外存在着的链条变成只是观念的、只是主观的、只是在我身内存在着的链条,因而也就把一切外部的感性的斗争都变成了纯粹观念的斗争。

  

  这种批判的转变给批判的批判和书报检查机关之间的先定的谐和奠定了基础。从批判的观点看来,作家和书报检查官之间的斗争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相反地,书报检查官正是我自己的、被深谋远虑的警察为我人格化了的机智,也就是我自己的、与我的不机智和非批判性进行斗争的那种机智。从外表看来,在卑劣的感性看来,作家和书报检查官的斗争只不过是与作家内心的自相斗争不同的一种东西。如果我把书报检查官当做真正的、单个的、不同于我的存在物,当做用外部的极不相称的标准来丑化我的精神创造物的警察刽子手,那末,这样的书报检查官正是群众想象的结果,是非批判的幻想。如果说费尔巴哈的“哲学改革提纲”(注34)曾遭到书报检查机关的查禁,那末罪过并不在于书报检查机关的官方的野蛮,而在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不文明。没有被任何群众和物质所沾污的“纯”批判认为书报检查官也是脱离一切群众的现实的、纯“以太的”形象。

  绝对的批判宣布“群众”是精神的真正敌人。它在发挥自己的这种思想时说道:

  “现在精神已经知道它应该到哪里去寻找自己的唯一的对头,——就是要到群众的自我欺骗和萎靡不振中去寻找。”

  

  绝对批判的出发点是“精神”的绝对权限的信条。其次,它的出(P105)发点是精神存在于世界以外即精神存在于群众以外的信条,最后,它同时把“精神”、“进步”这个方面和“群众”这个方面变成凝固不动的本质,即变成概念,然后又把双方当做一种永久不变的极端相互对立起来。绝对的批判并不想去研究“精神”本身,并不想去研究精神自己的唯灵论的本性和它的轻率的奢望是否就是“空话”、“自我欺骗”、“萎靡不振”的根源。相反地,精神是绝对的,然而不幸的是,它同时不断地变为精神的空虚,因为它总是失算。所以,它必需有一个对它施以奸计的对头。这个对头就是群众。

  

  讲到“进步”,情形也是这样。与“进步”的奢望相反,经常可以发现退步和循环的情况。绝对的批判决没有想到“进步”这个范畴是没有任何内容的、抽象的,可是它竟如此深谋远虑,以致为了能够抬出进步的“个人的对头”即群众来说明退步而承认“进步”是绝对的。既然“群众”不外是“精神”即进步、“批判”的“对立物”,所以也只能用他们的这一想象的对立物来给他们下定义。如果把这一对立物撇开不谈,那末,关于群众的意义和存在,批判所能说的只不过是某种极不明确的、因而也是荒诞无稽的东西:

  “群众这个‘词’的意思也包含所谓有教养的人士。”

  

  对批判的定义来说,一个“也”或一个“所谓”就已经足够了。这样一来,“群众”也就不同于实际的群众了,它只是为了“批判”才作为“群众”而存在。

  

  一切共产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著作家都从这样的观察出发:一方面,甚至安排得最顺利的出色的行动显然都没有出色的结果,并且还蜕化为平庸的事情;另一方面,精神的一切进步到现在为止都是损害群众的进步,使群众陷入每况愈下的非人境遇。因此,他们宣称“进步”(见傅立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抽象词句;他们(P106)猜到了(见欧文及其他人)文明世界的根本缺陷的存在;因此,他们对现代社会的现实基础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在实践中,一开始就和这种共产主义批判相适应的,是迄今仍遭到历史发展的损害的广大群众的运动。要理解这个运动中人的高尚性,就必须知道英法两国工人对科学的向往、对知识的渴望、他们的道德力量和他们对自己发展的不倦的要求。

  

  “绝对的批判”能够在精神生活和实践生活的这些事实面前看出事情的一个方面即精神的不断破灭,同时为了这点还沮丧地寻找一个“精神”的对头(它在“群众”中找到了这个对头),请看,绝对的批判具有多么非凡的聪明呵!所有这些伟大的批判的发现到底还是同义反复。照批判的意见,精神到现在为止总是受到限制,碰到障碍,换句话说,它总是有一个对头。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个对头。谁是精神的对头呢?精神的空虚。批判本来把群众规定为只是精神的“对立物”、精神的空虚和精神空虚的更详细的定义,即“思想懒惰”、“表面性”、“自满”。绝对的批判不去研究精神的空虚、思想懒惰、表面性和自满的来源,而在这些品质中寻出精神、进步的对立物,并从道德上去加以侮辱。——这种做法比起共产主义的著作家来具有多么大的优越性呵!如果这些品质被说成群众的,即与这些品质还有所不同的某种主体的品质,那末这种区分只不过是“批判的”区分的外观而已。仅仅就外观来说,绝对的批判除精神的空虚、思想懒惰等抽象的品质外,还有一个特定的具体主体,因为批判心目中的“群众”,无非就是这些抽象的品质,是这些品质的另一种称呼,这些品质的虚幻的人格化。

  

  然而“精神和群众”的关系还有一层隐蔽的含义。这个含义在以后的论述过程中将完全揭露出来,这里我们只大略地谈一谈。(P107)布鲁诺先生所发现的“精神”和“群众”的关系,事实上不过是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的、漫画式的完成,而黑格尔的历史观又不过是关于精神和物质、上帝和世界相对立的基督教德意志教条的思辨表现。在历史的范围内,在人类本身的范围内,这种对立表现为:代表积极精神的少数杰出人物与代表精神空虚的群众、代表物质的人类其余部分相对立。

  

  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以下面这种方式发展着: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因此,思辨的、奥秘的历史在经验的、明显的历史中的发生是黑格尔一手促成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说来,也就是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

  

  同黑格尔的这种学说同时发展的,在法国有空论派(注35)的学说,他们宣布理性的独立自主是和人民的独立自主对立的,其目的是为了排斥群众而单独地实行统治。这是十分彻底的做法。如果说现实的人类的活动也就是一群单个的人的活动,那末抽象的普遍性即理性、精神反而应该仅仅在少数单个的人身上得到抽象的表现。每一个单个的人是否愿意去冒充这样的“精神”代表者,这要取决于他的地位和想象力。

  

  早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绝对精神就在群众中拥有它所需要的材料,并且首先在哲学中得到它相应的表现。但是,哲学家只不过是创造历史的绝对精神在运动完成之后用来回顾既往以求意识到自身的一种工具。哲学家参与历史只限于他这种回顾既往的意识,因为真正的运动已被绝对精神无意地完成了。所以哲学家是post festum〔事后〕才上场的。(P108)

  

  黑格尔的过错在于双重的不彻底性:(1)他宣布哲学是绝对精神的定在,同时又不肯宣布现实的哲学家就是绝对精神;(2)他仅仅在表面上把作为绝对精神的绝对精神变成历史的创造者。既然绝对精神只是post festum〔事后〕才通过哲学家意识到自身这个具有创造力的世界精神,所以它的捏造历史的行动也只是发生在哲学家的意识中、见解中、观念中,只是发生在思辨的想象中。布鲁诺先生取消了黑格尔的这种不彻底性。

  

  首先、他宣布批判是绝对精神,而他自己是批判。批判的因素被排斥于群众之外,同样,群众的因素也被排斥于批判之外。所以批判认为自己并不是通过群众体现出来,而仅仅是通过一小撮杰出人物即鲍威尔先生及其门徒体现出来的。

  接着布鲁诺先生又取消了黑格尔的另一种不彻底性:如果说黑格尔精神只是post festum〔事后〕在幻想中创造历史,那末,鲍威尔先生则和他以外的其它群众相反,他是有意识地在扮演世界精神的角色;他现在就已经戏剧性地对待这批群众,而且在深思熟虑之后却故意发明历史和实现历史。

  

  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历史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

  

  不仅如此!批判、已经体现出来的批判即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对待群众的态度,实际上就是现代的唯一的历史态度。现代的全部历史都归结为这两个方面在相互关系上的运动。所有的对立面都消溶在这一批判的对立面中了。

  

  既然批判的批判只有在同群众,即同愚蠢的对立中才能具体(P109)地存在,所以它就不得不经常为自己制造这种对立面,法赫尔、埃德加尔和施里加三位先生就足以证明批判在它的专长方面,也就是在它对人和物进行群众的愚化方面所特有的高深造诣。

  现在,我们跟着绝对的批判去看看它对群众的征讨。

  (b)犹太人问题,第一号。问题的提法

  

  同群众相对立的“精神”为了立刻显示自己的批判性,就把他自己的肤浅的著作即布鲁诺·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看做绝对的东西,而把反对这一著作的人看做罪人。它在对这一著作受到的攻击所作的第一号答辩(注36)中,不但丝毫没有表示这一著作有什么缺点,反而肯定它发现了犹太人问题的“真正的”和“普遍的”(!)意义。我们将会看到,它在以后的几次答辩中就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策”。

  

  “我的著作所受到的待遇开始表明:正是那些过去和现在一直都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比任何人都更应该起来反对精神。我现在对这一著作所进行的辩护,进一步证明了那些由于自己拥护解放和‘人权’信条而自以为是不知有多么伟大的群众的辩护人,在思想方面是何等贫乏。”

  

  绝对批判的著作的问世必然要激起“群众”来开始表明自己对精神的敌对态度,因为“群众”的存在这件事本来是由“群众”和绝对批判之间的对立的实际存在来决定和证实的。

  

  某些自由主义的和唯理论的犹太人对布鲁诺先生的“犹太人问题”的攻击,较之自由主义者对哲学和唯理论者对施特劳斯的群众的攻击,自然具有完全不同的批判的用意。上面所引证的评语究竟新颖到什么程度,可以根据黑格尔的下面这段话来判断:

  

  “这里应该指出那种肮脏的良心的特殊形式:它的表现就是这些浅薄的(P110)先生们(自由主义者)引以自傲的辩才;而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在它最缺少精神内容的地方,它最经常地谈论精神;在它表现出最无生气的地方,它却总是唠叨着生命这个词”等等。(注37)

  

  至于说到“人权”,那我们已经向布鲁诺先生证明过(“德法年鉴”上的“论犹太人问题”(注38)):不是群众的辩护人,而是“他自己”不了解这些“权利”的实质,并且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它们。同布鲁诺关于人权不是“天赋的”这种发现相比较(这种发现近四十多年来在英国有过无数次),傅立叶关于捕鱼、打猎等等是天赋人权的论断,就应该说是天才的论断了。

  

  我们只从布鲁诺先生和菲利普逊、希尔施等人的争论中举出几个例子。连这些可怜的对手也不是绝对的批判所能征服得了的。不管绝对的批判怎么说,菲利普逊先生用以下的话来责备它时,决没有说出什么不尽情理的话:

  “鲍威尔在思索的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国家……国家的哲学理想。”

  

  布鲁诺先生把国家和人类、人权和人本身、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混为一谈,就必然会思索或者至少是想象一个特殊类型的国家即国家的哲学理想。

  

  “我曾经证明:基督教国家……不可能使其它某一宗教的信徒和基督教阶层在权利上完全平等,因为这种国家的主要原则是一种特定的宗教。假若朗诵者(希尔施先生)②不是极具令人厌倦地阐述自己的思想,而是来推翻我的上述论证,那就会更好一些。”

  

  如果朗诵者希尔施像“德法年鉴”所做的那样,真的推翻了布鲁诺先生的论证,并且表明了等级的和排他的基督教的国家不仅

①②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编者注(P111)

是不完备的国家,而且也是不完备的基督教国家,那末,布鲁诺先生也会像回答“德法年鉴”上对他的驳斥那样回答道:

  “在这件事情上的责难是毫无意义的。”

  布鲁诺先生说:

  “犹太人对历史弹簧的压力,引起了反压力。”

  和他的这一论断相反,希尔施先生完全正确地指出:

  

  “所以说,犹太人对于历史的形成必然起了某种作用,而如果鲍威尔自己也肯定了这一点的话,那末,另一方面,他就没有权利断言犹太人对于现代的形成是毫无贡献的。”

  布鲁诺先生回答道:

  “眼中的刺也起了某种作用。是否由此可以说它对我的视觉发展作了什么贡献呢?”

  

  刺,就像犹太精神在基督教世界中一样,从我生下来那天起就在我的眼中,现在仍然在我的眼中,并且跟眼睛一同成长和发展。这样的刺并不是普普通通的刺,而是和我的眼睛分不开的一根罕有的刺,它必然会对我的视觉的高度非凡的发展有所贡献。所以,批判的“刺”并没有刺痛正在朗诵的“希尔施”。此外,上面提到的那篇批评文章已经向布鲁诺先生表明犹太精神对“现代的形成”的意义了。

  

  莱茵省议会的一位议员说道:“犹太人显得古里古怪是由于他们犹太人的习惯,而不是由于我们的所谓基督教的习惯。”这个意见使绝对批判的神学家的心灵深深地受到了凌辱,以至它现在还

双关语:德语中Hirsch(希尔施)是姓,但同时有“鹿”的意思——编者注(P112)

没有忘记“命令这个议员规规矩矩地使用这样的论据”。

  

  另一位议员断定说,“犹太人的市民平权,只有在犹太本身已经不再存在的地方,才有可能实现”,布鲁诺先生就针对这种说法指出:

  

  “这是对的,而且正是在注意到我那本小册子中提到的另一批判见解的时候是对的。”这个见解就是:基督教也应当不再存在。

  

  由此可见,绝对的批判在对“犹太人问题”这本小册子受到的攻击所做的第一号答辩中,仍旧把取消宗教、把无神论看做市民的平等的必要条件。所以,绝对的批判在考察犹太人问题的最初阶段上还没有进一步领悟到国家的本质和他的“著作”中的“失策”。

  

  当有人证明绝对的批判所杜撰的“最新的”科学发现只不过是重复早已是人所共知的观点的时候,它就感到很恼怒。有一位莱茵省议员指出:

  “还没有人想断定说,法国和比利时在组织它们的政治机构时显示出它们对原则的认识是特别明确的。”

  

  绝对的批判满可以反驳说,这种说法就是把现在已变得陈腐了的关于法国的政治原则不能令人满意的见解拿来冒充传统的见解,从而把现在的东西搬到过去。这是就事论事的反驳,然而绝对的批判并不能从这种反驳中得到好处。相反地,绝对的批判必然会把过时的见解说成目前的主导见解,而把目前的主导见解说成批判的秘密,即绝对的批判还得通过自己的研究才能使群众了然的那种秘密。所以它才不得不说道:

  

  “大多数人(也就是群众)都已肯定了这一点(即过时的偏见)②但是对

①②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P113)

历史的认真的研究证明,即使是在法国完成了巨大的工作之后,也还要做许多事情才能达到认识原则。”

  

  可见,对历史的认真研究本身并没有“达到”认识原则。它靠自己的认真态度仅仅证明了“还要做许多事情才能达到”。真是伟大的成就!尤其显得伟大的是这个成就在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之后。但是,在认识现存的社会制度方面,布鲁诺先生已经以自己的下述意见做了许多事情:

  “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规定性就是非规定性。”

  

  如果黑格尔说,中国占主导地位的规定性是“有”,印度占主导地位的规定性是“无”等等,那末,绝对的批判就会“十足地”附和黑格尔,并把现时代的特性归结为“非规定性”这个逻辑范畴,并且会更加十足地把“非规定性”同“有”和“无”一样列入思辨逻辑的第一章,即列入关于“质”的一章。

  现在,我们如果不发表一个总的意见,就不能丢开“犹太人问题”第一号。

  

  绝对批判的主要任务之一,首先就是给当代的一切问题以正确的提法。它恰好没有回答现实的问题,却提出一些毫不相干的问题。既然它可以制造一切,那末它必然也会预先制造出“当代的问题”,就是说,它必然会把这些问题制造成自己的、批判的批判的问题。如果谈到拿破仑法典,那它就会证明:这实际上是谈“摩西五经”。它对“当代的问题”的提法就是对这些问题的批判的曲解和歪曲。例如,它这样歪曲“犹太人问题”,以致它自己竟用不着去研究作为这一问题内容的政治解放,反而可以满足于批

“摩西五经”——指旧约全书前五篇: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译者注(P114)

判犹太宗教和描写基督教德意志国家。

  

  和绝对批判的其它一切新颖的表现一样,这种方法也是思辨戏法的重演。思辨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认为:一切问题,要能够给以回答,就必须把它们从正常的人类理智的形式变为思辨理性的形式,并把现实的问题变为思辨的问题。思辨哲学歪曲我的问题,并且像教义问答那样,借我的嘴来说它自己的问题,它当然也能够像教义问答那样,对我的每一问题都准备好现成的答案。

  (c)辛利克斯,第一号。关于政治、社会主义和哲学的神秘暗示

  “政治的!”这个词在辛利克斯教授讲义里的出现,简直使得绝对的批判大发起雷霆来了(注39)

  

  “凡是注视现代的社会发展和熟悉历史的人,他也必定知道目前发生的政治运动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但这种意义无论如何都不会是政治的:这些运动本来(本来!……紧接着就是彻底的英明)具有社会的(!)意义,大家知道(!),在这类(!)意义面前,所有的政治利益都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

  

  大家知道(!),在批判的“文学报”问世以前几个月,就出现了布鲁诺先生的空想的政治性著作“国家、宗教和政党”(注40)

  如果,政治运动具有社会的意义,那末,政治利益怎么会在自己的社会意义面前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呢?

  

  “辛利克斯先生无论是在自己家里,或是在世界的其它任何地方,都不是什么见闻广博的人物……他什么东西都不可能理解,因为……因为,他对于近四年来开始并从事自己的决非‘政治的’、而是社会的(!)工作的批判,一无(!)所知。”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P115)

  

  在群众看来,批判从事了“决非政治的”、而是“纯粹神学的”工作,它不仅在这四年当中,而是在它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那天就使用了“社会的”这个词,而现在还是满足于这个词!

  

  社会主义的著作曾在德国传播这样的观点,说人的一切志向和事业都毫无例外地具有社会的意义;自从那时以来,布鲁诺先生也可以把自己的神学工作叫做社会的工作了。在辛利克斯的讲义发表以前出现的布·鲍威尔的文章,凡是做出实际结论的,也统统做出了政治的结论,尽管如此,批判却要求辛利克斯教授从熟读鲍威尔的著作中来领会社会主义,这算是什么批判的要求!非批判地说,辛利克斯教授无论如何不可能用布鲁诺先生的尚未发表的文章来补充他已发表过的文章。从批判的观点看来,群众对于绝对批判的“政治的”和一切群众的“运动”,当然应该从未来的角度,从绝对进步的意义上来加以解释。但是,为了使辛利克斯先生在认识了“文学报”之后永远不再忘却“社会的”这个词,不再否认批判的“社会的”性质,批判在全世界面前第三次诅咒“政治的”这个词,并且第三次郑重地重复“社会的”这个词:

  “如果注意到现代历史的真正的趋向,就不会再提政治的意义了,然而……然而社会的意义”云云。

  

  辛利克斯教授既然做了绝对批判先前那种“政治的”运动的替罪羊,所以,他现在也是绝对批判在“文学报”问世之前有意运用“黑格尔派的”运动和说法以及后来又在该报中无意地运用这些东西的替罪羊。

  

  有一次,批判硬给辛利克斯安上了一个“真正的黑格尔派”的头衔,又有两次则给他安上了一个“黑格尔派哲学家”的头衔。不仅如此,布鲁诺先生甚至“希望”,“那些通过黑格尔学派的所有(P116)著作(特别是通过布鲁诺本人的著作)令人厌倦地转了这么一圈的陈旧说法”,既已在辛利克斯教授的演讲里发觉了“疲惫”不堪,下一步很快就会到达它们的终点。布鲁诺先生指望借助辛利克斯教授的“疲惫”使黑格尔哲学遭到毁灭,从而使自己摆脱这种哲学的束缚。

  

  这样一来,绝对的批判在第一次征讨中就推翻了它自己长期以来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上帝——“政治”和“哲学”,把它们说成是辛利克斯教授的偶像。

  光荣的第一次征讨!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P117)

 

责任编辑: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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