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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批判的批判的群众或“批判”和“柏林学社”
2012年08月28日 15:25 来源: 作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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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的批判始终没有能够把自己描绘成本质的对立面,同时也就没有能够把自己描绘成群众的人类的本质的对象。冥顽不灵的群众的代表们指责批判的批判没有目的性,并非常恭敬地向它说明,它尚未完成精神上“脱换羽毛的过程”,它必须首先取得切实的知识。除这类代表外,还有两位记者。一位是软心肠的记者,首先,他不是批判的对立面,其次,他渴望靠拢批判的真正原因是纯个人的原因。因为把他的信读下去就可以看出,他实际上只是想把他对阿尔诺德·卢格先生的虔敬和他对布鲁诺·鲍威尔先生的虔敬调和起来。这种调和的企图给他那颗善良的心增色不少,但是丝毫不能代表群众的利益。于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后一位记者已经不是群众的真正的成员,而是批判的批判的准备受坚信礼的徒弟。

  

  一般说来,群众是不确定的对象,因而它不可能完成任何确定的行为,也不可能同任何事物发生确定的关系。作为批判的批判的对象的群众同真正的群众毫无共同之点。真正的群众自己在内部和相互之间形成最为群众的对立。批判的批判的群众是批判的批判本身“制造”出来的,正像博物学家不谈动植物的特定纲目而只是把“一般纲目”当做自己的对立面一样。(P197)

  

  因此,为了使自己拥有真正的群众的对立面,除了这种抽象的群众,即批判本身的想象的产物之外,批判的批判还需要有某种特定的、可以经验地指出来的、而不只是假想的群众。这种群众必须把批判的批判同时看成自己的本质和自己的本质的绝灭。它必须力图成为非群众,即批判的批判,同时又不能实现这种企图。上述的“柏林学社”正是这种既批判又非批判的群众。慎重其事地研究批判的批判的人类群众只不过是这么一个柏林学社而已。

  

  据我们所知,“柏林学社”(即批判的批判的“本质的对象”,批判的批判经常在研究它,而它在批判的批判看来也在研究批判的批判)是由为数不多的几个。ci—devant〔从前的〕青年黑格尔派组成的。如批判的批判所断定的,它一方面使他们horror vacui〔惧怕真空〕,一方面又\使他们产生空虚之感。我们不打算深究实际情况,而相信批判的说法。

  

  通讯的使命主要是向公众详尽地叙述批判对“柏林学社”的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关系,阐明这种关系的深刻意义,证明批判必须残酷地对待这种“群众”,最后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整个世界屏息注视着这种对立,有时赞成批判的行动方针,有时则加以反对。例如,绝对的批判写信给一位拥护“柏林学社”的记者说:

  “这一类的事情我已经不知听过多少次了,所以我下定决心不闻不问。”

  他同这一类批判的事情打过多少交道,就连世界也无从推测。

  但是我们不妨来听听,批判的群众的一位成员是怎样报道柏林学社的:

  

  “他一开始回答就说:‘如果说有人承认鲍威尔兄弟(对神圣家族总必

这是同记者谈话的人,持有柏林学社的观点。——编者注(P198)

须pêle-mêle〔不加区别地〕加以承认),那就是我。但是“文学报”!正义第一!’——我很想知道,关于您,这些激进主义者中的一个,即1842年的这些聪明人中的一个是怎样想的……”

  记者又继续报道说,一个不幸的人发现“文学报”有各种各样的缺点。

  

  他认为埃德加尔先生的小说“三个正直的人”既粗糙又夸张,他不了解,书报检查与其说是人和人的斗争,与其说是一种外部斗争,不如说是一种内部斗争。这些人懒得去看一下自己的内部世界,懒得用精炼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批判的思想去代替书报检查所不能通过的言辞。他认为埃德加尔先生评论贝罗的那篇文章是肤浅的,而批判的记者则认为这篇文章很有份量。这位记者虽然自己承认:“我没有读过贝罗的著作。”但是他相信埃德加尔先生写得很成功等等,大家知道,虔信则迷。批判的信徒继续说道:“总之,他(柏林学社的人)对埃德加尔的著作深为不满。”他还认为“那里对待蒲鲁东的论述也不够十分严肃”。记者说到这里时替埃德加尔先生证明说:

  

  “的确(!?),我读过蒲鲁东的著作;我知道,埃德加尔在自己的叙述中抄录并以明显的方式比较了蒲鲁东的各种独特的论点。”

  

  照这位记者的意见,这些先生之所以不喜欢埃德加尔先生对蒲鲁东所做的出类拔萃的批判,唯一的原因就是埃德加尔先生没有声色俱厉地痛斥财产。此外,——多稀罕呵!——敌人还认为埃德加尔先生的关于“工人联合会”的文章没有意义。记者安慰埃德加尔先生说:

①②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

括弧里的惊叹号和问号是马克思加的。——译者注(P199)
  

  “当然罗,这篇文章没有贡献出什么独到的见解,而实际上,这些先生是退回到他们确实一贯坚持的格鲁培的观点上去了。他们认为批判必须贡献,贡献,再贡献!”

  

  看来批判是没有贡献出语言学、历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法学方面的全新的发现!它简直谦逊极了,甚至容许说它没有贡献出什么独到的见解!连我们的批判的记者也把前所未知的东西贡献给现代的力学,强迫人们退回到他们一贯坚持的那种观点上去。去回忆格鲁培的观点,那是不大巧妙的。格鲁培在其大体说来颇为贫乏的、不值一提的小册子里问布鲁诺先生,他打算对思辨的逻辑学提出什么样的批判。布鲁诺先生请他去问后代,并且说:

  “一个傻瓜等待着回答。”(注75)

  就像上帝惩罚不信上帝的法老时使他的心冥顽不灵并认为他不配得到启示一样,记者断言:

  “因此,他们根本不配看见或认识你们的‘文学报’的内容。”

  于是,他不仅不去劝他的朋友埃德加尔设法获得思想和知识,反而给埃德加尔出主意说:

  “但愿埃德加尔能弄到一袋子语汇,将来写文章时,闭着眼睛从袋子里掏些出来,就会有适合读者口味的风格。”

  

  他一方面断言“某种程度的疯狂,不受欢迎,毫无内容,毫无思想,对自己无法理解的事物游移不定,空虚之感”(这些形容语显然是指柏林学社说的),一方面满口称赞神圣家族:

  

  “处理事情是一贯得心应手,运用范畴是独具匠心,研究问题是融会贯通,一言以蔽之,完全掌握了对象。他(柏林学社的一员)是尽可能减轻自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P200)

己的任务,而您则把事情本身变得容易了。”他又说:“您在‘文学报’上实现了一种纯粹的、明显的、切中要害的批判。”

  最后,他说:

  

  “我之所以向您这样详细地报道这一切,是因为我知道,把我的朋友的看法告诉您,会使您感到满意。您可以由此看到‘文学报’已经达到了它的目的。”

  

  “文学报”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同柏林学社对立起来。我们方才已经看到了柏林学社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攻击,也看到了它因这种攻击而受到的斥责,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柏林学社渴望博得批判的批判的怜悯而做出的两重嘴脸。

  一位记者写道:

  

  “我今年年初到柏林时,听那里的熟人说,您厌恶一切人,您对一切人都敬而远之,您简直成了一个隐士,故意避免同其它人接近和交往。当然,我不知道这是哪一方面的过错。”

  绝对的批判答道:

  

  “批判不组织党派,它不想有自己的党派,它是孤独的,这就是说,它深入到自身(!)的对象的时候,它是孤独的,它把自己同这种对象对立起来的时候,它是孤独的。它把自己同一切隔绝开。”

  

  批判的批判把现实的对立换成了本身和世界、神圣精神和世俗群众之间的想象中的对立,以为这样一来就能超越一切教条主义的对立,同样,批判的批判作为政党把自己同除它以外的全人类对立起来,把一切心思都集中在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的人格上,于是滚到了政党观点之下,但是它仍然想象自己凌驾于一切党派

括弧里的惊叹号是马克思加的。——译者注(P201)

之上。批判高踞于抽象的孤独这个宝座上,甚至当它似乎在研究某种对象时,它实际上也并未脱离无对象的孤独状态而同某种现实的对象发生真正的社会关系,因为它的对象不过是它的想象的对象,是想象中的对象——这种批判的自白的真实性已由我们的全部叙述所证明了。从“它把自己同一切隔绝开”这一个意义上来说,它同样正确地确定了自己的抽象的性质——作为绝对抽象的抽象的性质;而正是这种同一切、同一切思维、直观等等相隔绝的无,才是绝对的胡说。然而,这种和一切隔绝、和一切脱离的孤独并不能摆脱自己从中脱离出来的对象,正像奥力金不能摆脱从他身上脱离的生殖器一样。

  

  另一位记者一开始就描述了一位同他见过面谈过话的“柏林学社”的人,说他“情绪恶劣”,“心境忧郁”,“不能多开口”(其实,他以前总是“敢说敢做的”)而且“颓唐沮丧”。这位“柏林学社”的成员向记者谈了一些,而记者又把他说的话报告了批判:

  

  “他不能理解,像您们二位这样一贯尊重人道主义原则的人怎能如此孤僻,如此不讲友情,甚至还很高傲。”他不知道“为什么世上竟有这样显然是故意在制造分裂的人。我们观点相同,我们都崇拜极端,即崇拜批判,我们都能够树立极端的思想,至少也能够理解和运用它”。“他认为这种分裂的主导原则不外就是利己主义和傲慢。”

  记者接着又竭力为自己的朋友说好话:

  “也许,我们的朋友中至少还有一些人不理解批判,或者不理解批判的一片好心……ut desint vires,tamen est landanda voluntas〔虽然力不从心,但其志可嘉〕。”

  批判像下面这样把自己同柏林学社做了对比,并以这个对比来作为回答:(P202)

  

  “对批判的看法各有不同。”这些先生“以为批判就在他们的口袋里”;而批判“却知道并且真正在运用批判的威力”,就是说,它并不把它保存在口袋里。在前者看来,批判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在批判看来,却是“最富有内容的,更确切些说,是唯一具有内容的”。正像绝对的思维认为自己是全部实在性一样,批判的批判也认为自己是全部实在性。因此它认为在它本身之外不存在任何内容,因此它不是对那些处于批判的主体之外的现实对象的批判,它本身就创造对象,它是绝对的主客体。批判继续说:“第一种批判用言辞回避一切,回避对事物的任何研究,第二种批判用言辞把自己同一切隔绝开。”第一种“聪明,但一无所知”,第二种“在不断地学习”。实际上,第二种并不聪明,它par cà,par là〔处处〕学习,但只是为了摆样子,只是为了用一知半解来冒充自己特有的大智大慧,把这种一知半解当做“口号”来反对自己曾从之受教的群众本身,并将它变成批判的批判的胡说。

  

  第一种批判认为,“极端”、“走远些”、“走得还不够远”这一类字眼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是最受尊敬的范畴。第二种批判研究各种观点,而不在研究中使用上述抽象的范畴的标准。

  

  批判№2大喊大叫,说什么现在已经谈不到政治,哲学已经完蛋;它决心要用“幻想的”、“乌托邦的”之类的言辞来清除社会体系和社会运动,——难道所有这一切不正是上面已经说过的范畴“走远些”、“走得还不够远”等等的批判的修正版吗?而它的“标准”,如“历史”、“批判”、“对象的综合”、“新的和旧的”、“批判和群众”、“观点的研究”,总之,它的一切口号,难道不是从范畴中,而且是从抽象范畴即标准中产生出来的吗!?

  “第一种批判是神学的,不怀好意的,嫉妒的,小气的,傲慢的;第二种(P203)批判则是这一切的对立面。”

  

  批判这样一口气对自己吐出一大串赞词,硬说自己具有柏林学社所缺少的一切,正像上帝能办到人所不能办到的一切一样。然后批判为自己提出了如下的证词:

  “它已经明澈如镜,渴求知识,心地平和,因而它是坚强而又不可战胜的。”

  

  因此,要对付柏林学社之类的敌人,它无需“任何其它武器,只用奥林帕斯的嘲笑就够了”。于是,批判以它独有的彻底性阐明这种嘲笑的性质,竭力确定这种嘲笑是什么和不是什么。“这种嘲笑不是高傲。”绝对不是!这是否定的否定。这“不过是心情愉快的、心平气和的批判家为了对付比它低下但自认为和它平等(多自命不凡呵!)的观点而必须使用的办法”。所以,每当批判家发笑时,他就是在使用一种办法。但是他因为“心平气和”,所以嘲笑这个办法不是用来对付人,而是用来对付观点!嘲笑竟成了他所运用的、甚至是他所必须运用的一种范畴!

  

  世外的批判不是现实的即生活在现代社会之中并同这个社会共甘苦的人类主体所特有的活动。现实的个人只是偶性,只是批判的批判借以表现自己为永恒实体的人间的容器。主体不是人类中的个人所实现的批判,而是批判的非人类的个人。并非批判是人的表现,而是人是批判的异化,因此批判家完全生活在社会之外。

  “批判家能否生活在他所批判的社会里呢?”

  

  应当反问一下:难道他不是必须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吗?难道

意指神的嘲笑。——译者注

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P204)

他自己不是必须成为这个社会的生活的表现吗?为什么批判家要出卖自己的精神产物呢?难道他出卖它们就能使现存社会的最糟的法律变成自己专用的法律吗?

  “批判家甚至不应当企图把本人同社会混为一谈。”

  

  因此,他为自己建立起一个神圣家族,正像孤独的上帝渴望在神圣家族里消除他同整个社会相隔绝这种苦闷一样。既然批判家希望摆脱糟糕的社会,那就让他先摆脱他所独有的社会。

  

  “这样,批判家就失去了社会的一切欢乐,但是也没有社会的痛苦了。他既不知道友谊(批判的朋友除外),也不知道爱(对自己的爱除外),而且诽谤也对他无能为力;无论什么东西都侮辱不了他;无论憎恨或嫉妒都触动不了他;激愤和忧恨都是和他毫不相干的情感。”

  总之,批判家摆脱了一切人间的激情,他成了一个神人,他满可以给自己唱一首修女歌:

  “我不思恋爱情,

  任何男人我都不需要,

  我一心想念上帝,

  他是我唯一的依靠。”(注76)

  批判家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是自相矛盾的。例如,它最后对我们说:

  

  “凡夫俗子为了使批判家同自己处于平等地位(这种自命不凡的平等在上面谴责过了!),就向他扔石头(依照圣经类推,应当用石头打他一顿),不愿意理解他,硬说他动机不纯(硬说纯粹的批判动机不纯!)。这种凡夫俗子并不会受到批判家的嘲笑,因为他们不值一笑;批判家只是把它的真正的本性揭示出来,心平气和地把它放在和它那微不足道的意义相称的地位上

①②③④⑤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P205)

去。”

  

  我们从上面知道,批判必须使用嘲笑这个办法来对付“比它低下但自认为和它平等的观点”。批判的批判自己也不甚明了自己对待不信上帝的“群众”的策略,这几乎已经表明了批判的内心的愤激和暴躁。而愤激和暴躁同“情感”远不是“毫不相干的”。

  

  但是,不能不承认,经过一场海格立斯式的斗争(批判在这场斗争中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把自己同非批判的“世俗的群众”、甚至同“一切”隔绝开),批判终于幸福地达到了它那孤独的、上帝似的、自足的、绝对的存在。如果说,当它的这种“新面貌”初次表现出来的时候,罪恶的情感的旧世界看来对它还有某些支配力的话,那末我们现在就将在某个“艺术形象”中看到它的美学的渐趋冷静和飞升。它要在“艺术形象”中为自己赎罪,以便最后作为第二个胜利的基督来完成批判的末日的审判,并在战胜龙之后安然地升入天堂。(P206)

 

责任编辑: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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