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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派史:史学研究新的生长点
2016年07月12日 10:0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广智 字号

内容摘要:史学史研究需要不断开拓创新,因此,深化对史学流派的研究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中西史学皆然。笔者在这里以近代西方史学流派为中心,试作小论

关键词:史学;流派;研究;生长点;西方史学

作者简介:

    史学史研究需要不断开拓创新,因此,深化对史学流派的研究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中西史学皆然。笔者在这里以近代西方史学流派为中心,试作小论。

  史学流派层出不穷

  “流派”与“学派”同义,似可混用。不过,一般在泛指时多用“流派”,单指时多用“学派”,如法国年鉴学派。就西方史学而言,史学流派大体是近代的产物。在西方古典史学时期,被称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始终是单枪匹马,没有传人,当然未形成学派。其后,修昔底德在史学上另辟新路,留下传世之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但他只写到公元前411年冬,续写者不乏其人,但也未形成“修昔底德学派”。不管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还是撒路斯特乌斯(又译萨鲁斯特)、李维、塔西陀,都没有形成什么“派”,遑论西方史学低落时期的中世纪史学。

  14世纪由意大利发端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及人文主义思潮,至16世纪已席卷西欧诸国。人文主义史学的兴起,改变了西方史学发展的方向,标志着近代西方史学的开端。因此,近代西方史学流派最先诞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15—16世纪,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圣地佛罗伦萨城邦,涌现出了布罗尼、马基雅维利、圭恰迪尼、瓦萨里等历史学家,被后世学者称为“佛罗伦萨历史学派”。

  大致从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是博学派历史学家称雄的时代。他们重视史料,搜集了大量的希腊文和拉丁文文献资料,并加以整理和出版,为后世历史学家的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伏尔泰为首的理性主义历史学派实力雄厚,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法国之外的英德等国都颇具影响。比如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撰写的史学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便是理性主义史学的代表作。与此同时,以大卫·休谟等为代表的苏格兰历史学派也别具一格,卓有贡献。

  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初,西方史学从理性主义史学过渡到浪漫主义史学,此时德国哥丁根历史学派的地位不可小觑。19世纪20年代,兰克与兰克学派横空出世。兰克学派之要旨,正如吴于廑先生所指出的“两项原则”:一是史料批判的原则,即审核史料是否原始,以第一手史料为最可信;一是严守纪实的原则,即根据经批判审定的史料,写如实的、为事实还其原貌的历史。兰克学派的理念及其实践,极大推动了19世纪西方史学的进步,并成了近代西方史学史上最具影响的史学流派,成为当时西方史学的主流。

  西方史学具有学术共性 

  共性与个性是一对范畴,互为生存。就近代西方史学流派而言,前者要探讨的是它们的共同倾向和学术品格,其学术共性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发展方向与目标来看,从佛罗伦萨历史学派至兰克学派,历经三四百年,他们都朝着一个共同的学术志向,那就是向着史学科学化、职业化的方向前进。马基雅维利与兰克,史学个性迥异,但目标一致,至后者时史学职业化告成。再超越兰克学派,那就是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走向现代西方史学的门槛,时已20世纪。 

  第二,从史学流派的新陈代谢来看,倘稍加考察,就可发现近代西方史学流派在发展进程中,有一种“钟摆现象”:或偏于叙述,或偏于论证,比如佛罗伦萨历史学派偏于论证,博学派偏于叙述,理性主义历史学派偏于论证,兰克学派偏于叙述等,各派特点不一,但都不弃“钟摆现象”,是为他们的同一性。 

  第三,从历史观来看,始于近代西方的进步主义历史观对主宰中世纪史学的神学史观进行了猛烈批判。在近代西方历史学家们的旗帜上写着“人是万物的尺度”,重视人的命运和人类社会的前途,成了近代西方历史学家的“主旋律”,至现代西方尤然。  

  研究学术个性 

  研究近代西方史学流派的学术个性,换言之,对上述学派做个案研究,这是更重要的工作。可喜的是,一些学者以博士论文或专题论文的形式作过初步探讨。现在的任务是需要不断深化。 

  一是比较研究。唯比较方能察其短长,观其优劣,正如我国当代比较史学名家杜维运先生所说:“互相比较,能发现史学的真理,能丰富史学的内容。”比如“捉对比较”,如“伏尔泰学派”与“兰克学派”;又如学派内部的比较,如“佛罗伦萨历史学派”内部的马基雅维利与圭恰迪尼,等等。 

  二是要知其渊源、知其发展、知其传承、知其影响。史学流派的形成是时代发展与社会变革的产物,更是奠基于某个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然一旦产生,又反哺时代,回报社会,且推动社会文化的进步,在其发展与演变的同时也向外传播,扩散它的影响。以兰克学派的东传史来说明,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三是进一步加强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关注史学交流,开展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当是史学史开拓与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更是深化近代西方史学流派研究的要务之一。 

  进言之,“往来不穷谓之通”,只要人类文明还在延续,交流就不会止息,中外史学的交流也不会停步。当下,我们正需要努力寻求沟通中外史学文化交流的多重路径,并进而开辟一条联结异域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大道。这对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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