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威，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讲师，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吉林　长春　130012

　　【内容提要】目前，中国社会的慈善救助系统呈现出多元模式分立共存的状况。在体制转型的中心和边缘地带，既遍布着差序化的传统自助互助模式，也实践着行政化的政府福利救助模式，还存在着制度化的专业慈善组织模式。这种混杂糅合的慈善生态，滋养出秩序缤纷的慈善文化。差序慈善文化、官办慈善文化、专业慈善文化多元杂陈、良莠俱生，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慈善文化系统。在慈善事业转型过程中，不同慈善文化的碰撞和磨合，不同文化主体的博弈和互动，多元文化认同的冲突和对抗，将成为一种持久的态势。在慈善文化的自然生长逻辑上促进文化和解、建立社会共识，必须推进慈善文化由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由泛道德化向制度化、从运动化向常态化、从行政化向社会化转变。

　　【关 键 词】差序慈善；官办慈善；专业慈善；慈善转型；文化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4)02-0084-08

　　一、引言：慈善事业转型也是一个文化命题

　　现代慈善是一项社会化、制度化、经常化的事业，在分担政府职能、实施社会救助、协调利益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全球化浪潮的洗礼下，慈善事业日益成为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置于中国社会的时空语境之中，慈善公益正处于一种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状态，从差序慈善、“政府慈善”到专业慈善，从道德恩赐到公共责任，从关系本位、权力主导到权利本位，一场深刻而剧烈的变革大幕已经拉开。正因为此，近些年，“在中国社会公益领域，上演了一场场中国社会特有的有关社会转型的‘好戏’”[1](P5)。

　　作为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重要一环，慈善事业的发展和公益制度的转型为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提供了一个思想支点。它将企业社会责任、公益募捐机制、草根组织的生存状态、政府的角色定位等诸多议题全都卷入进来，把社会转型的深层障碍和真实逻辑暴露出来，并推到学术思考的中心位置。公众参与能力的提升、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公民社会空间的扩大，都可以通过“中国式慈善”这扇窗来透视和洞悉。作为社会组织的生长点和社会建设的着力点，慈善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重要价值便在于此。因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聚焦于这一“时髦”领域，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实践过程增添了浓厚的理论色彩。

　　但是，在这个发展主义肆虐、现代性泛滥的年代，我们思考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问题，往往习惯于从有形的“物”中来寻找答案，而对历史、文化、价值观念诸因素不够关注。无论是实务界还是理论界，我们都热衷于用“指标”和“数据”的形式来展现“慈善发展”的成就，将“慈善事业的发展”简单浓缩为“募集款物的增长和慈善组织的增多”；我们都执着于用“经济中心”的惯性思维来审视“慈善转型”的议题，将“慈善事业的转型”单纯等同于“经济社会转型的附属物”和“护航经济转型的工具”；我们都习惯于用“经济增长”的理性逻辑来引导“慈善未来”的走向，将“慈善事业的地位”草率定性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

　　在此基础上，我们用发展经济的办法来发展慈善，用看待经济问题的眼光来看待慈善问题，用捐赠数额衡量慈善事业发展，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滞后的原因归结于“蛋糕尚未做大”、财富分配机制改革滞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迟缓、政府管理职能亟需转变，等。诸如历史、文化、价值观念等“隐性”因素，在这种“以物为中心”的“问题化”逻辑中，一直处于“附庸”或“背景”的地位，仅仅为“慈善事业的发展与转型”发挥“保驾护航”的功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在每年的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中，上述以“物”为中心的逻辑显而易见。官方努力把“慈善”具体化为一系列的数据和指标，依据慈善捐赠总额、慈善组织数量、政策法规建设等方面的“统计数字”，得出“我国慈善事业的各个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和进步”这一结论。笔者以为，过度依靠指标和数据来评价慈善发展，会忽略慈善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人为地将“慈善”的相关指标推向“GDP崇拜”的老路。同样，在新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历史中，这样的逻辑也有迹可循。经历漫长的政治运动“阻断”之后，公益慈善重新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在一片空白、百废待兴之际，1987年，政府率先组织和推动了社会福利彩票的全国发行，“有奖募捐券”成为中国当代公益事业的开疆拓土先锋。这种“发展慈善，金钱先行”的逻辑，一直贯穿着整个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历程。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文化传统、社会意识、历史经验、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社会条件，是一个社会转型的重要前提和精神动力。慈善既是一种“外化于行”的道德行为，亦是一种“内化于心”的道德观念，因而，慈善本身不仅关乎行动更关乎价值[2]，不仅是显见的捐款捐物、好人好事，更是深层的社会心理和伦理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慈善事业，不仅需要资金物质，更需要良好的人文氛围和文化环境。这种环境和氛围的形成，需要文化的承载和激励。因而，慈善与文化是一个天然的融合体。“慈善文化”是助推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精神支撑，它闪耀的是一种人性光辉，呈现的是一种社会责任，追求的是一种人生境界，传播的是一种社会正义。所以，慈善不等于捐款，慈善的发展亦不是捐多捐少的问题，它更多的是一个文化孕育和价值转型的议题。

　　综观中国慈善事业，我们往往从经济和社会的视角看待这一公益领域，将它界定为第三次财富分配的手段，视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定位于缩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的社会稳定功能。实际上，慈善事业不仅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一种积极的文化现象。当下我国慈善事业存在诸多问题，与慈善文化转型的“阵痛”不无关系。发展中国慈善事业，不仅需要组织机构、制度规范等“硬环境”的完善，更需要人文氛围、公益理念等“软环境”的培育。换言之，建设成熟完备的现代慈善文化，是中国慈善事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3](P288)。

　　所以，探究中国慈善转型，要深入中国社会文化和传统的肌理之中。建立在公民文化基础上的志愿精神、建立在历史惯性基础上的公益机制，建立在传统经验基础上的福利救助资源，构成了中国慈善事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动力。置身于中国慈善转型的历史脉络之中，我们不难发现，造成慈善事业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体制机制的局限、慈善立法的缺失、“政府公益”的惯习、民间参与的不足、公益文化的薄弱，等等，其中，中国慈善公益文化的“深沉积淀”尚未得到挖掘、激活和利用，慈善文化的内部冲突亟需调适、磨合和理顺，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隐秘”原因。

　　因而，我们应该将历史、文化、价值维度纳入到对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转型的分析框架之中，跳出“以物为中心”的单向思维。慈善文化、观念不再被置于“幕后”，它将走上“前台”；它不再是“无形的”“背景”，而是“无可替代的”讨论中心。本文将慈善视为一个文化命题，从文化转型和文化冲突层面把脉“中国式慈善”，思考中国慈善困境的破解之道和发展慈善事业的推进路径，以提升和培育慈善公益文化为切口，以振兴和激发中国人慈善热情为关怀，重新认识中国慈善事业转型的历史文化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