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蔡禾，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广州 510275)；贺霞旭，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博士研究生(广州 510275)。

　　【内容提要】市场经济的改革导致城市社区异质性的增长，社区内异质性对居民邻里关系具有负面影响，但在社区间异质性不同的城市里，社区内异质性的效应不同。在社区间异质性程度低的城市，社区内居民的职业差异是影响居民邻里关系的主要因素；在社区间异质性程度高的城市，社区内居民的阶层差异是影响居民邻里关系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居民的社会参与和社区公共空间的供给会显著地增加居民邻里关系水平，这意味着城市社区凝聚力的提升有待于社区公共领域的发展。

　　【关 键 词】社区凝聚力；邻里关系；异质性；社会参与；社区公共领域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4)02－0133－19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城市“单位制”解体，城市社会管理的重心逐步从“单位”转向社区，“社区”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创新社会管理、实现社会善治、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场域。事实上，社区建设并非仅仅只是当下中国面对的问题，吉登斯在他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中谈到，“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使得‘以社区为重点’不仅成为可能，而且也变得必要，这是因为这一进程产生的向下压力。‘社区’不仅意味着重新找回已经失去的地方团结的形式，它还是一种促进街道、城镇和更大范围的地方区域的社会和物质复苏的可行办法”(安东尼·吉登斯，2000: 83)。

　　滕尼斯是最早提出社区概念的社会学家，在他那里，“社区”强调的是“共同体”(斐迪南·滕尼斯，2010: 58)，意指那些建立在情感和共同性基础上，彼此具有认同感、安全感和凝聚力的社会群体(黄平、王晓毅，2011: 2—3)。不过，这一概念在学术界的沿用过程中，形成了两类不同的研究视角(陈福平、黎熙元，2008)，一类研究围绕地缘共同体展开，例如农村村庄、城市街区；另一类研究则关注非地缘/跨地缘共同体，例如网络社区。本文是在地缘共同体的含义上使用社区概念。

　　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特点决定了人口的流动性极低，而小农经济为了应对自然或社会风险的压力，往往是同一家族或宗族的人聚族而居，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叠加在一起，形塑了社区成员的共同情感、认同和凝聚力，成为社区整合的基础。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城市社会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是单位制，人们的各种需求都是通过工作单位来满足，“生产和生活在制度上是同一的，甚至在空间上也是一体的”(郑中玉，2011)；第二是每个人都是按照国家统一制定的分配体制获取资源，在收入和福利上的阶层差别较小；第三是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机会被限制在户籍所在地，在职业上缺乏自主选择的权利，在空间上缺乏自由迁徙的权利。这三个特征导致了城市社区居民不仅在社会经济特征上差异不大，而且居民之间或者因同一“单位”而熟悉，或者因世代为邻而熟悉，“单位”的业缘关系与世代为邻的地缘关系叠加在一起，形塑了社区成员的共同情感、认同和凝聚力，社区整合是建立在居民对“单位”或对国家的资源依附基础上的。

　　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劳动力自由流动和住房商品化，中国城市社会正在发生快速的分化，这种分化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横向的分化，指城市居民在种族、民族、语言、文化、宗教、职业等领域的特征差异加大；二是纵向分化，指城市居民在收入、财富、教育等资源占有上的差异加大。这种分化呈现在社区中是社区异质性的增加，即原本毫不相干的个体，诸如不同单位、不同职业、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和不同民族的人经由住房的市场机制(指购房或租房)开始居住和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另外，城市中快速的人口流动使社区中的街坊/邻居也不再是同一宗亲或世代为邻的熟人，而是不断变换的“生人”，社区似乎正在失去传统社区所具有的“熟人社会”的特征。城市社区的变化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关于“社区消失”与“社区保存”的争论。“社区消失论”的研究认为，社区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逐渐消亡，传统社区中个体之间、邻里之间关系密切等方面的特征在现代城市中已不复存在。“社区保存论”的研究认为，城市化所导致的社会变迁并未造成城市社区的消亡，相反，城市社区可以缓冲社会变革力量的影响，邻里之间紧密的关系仍在一定程度存在，同时，城市居民也利用着邻里关系来进行社会交往和获得各种社会支持(兰亚春，2012: 21；陈福平、黎熙元，2008)。然而，正如桂勇和黄荣贵对这一争论的分析，不管“是‘社区消失论’还是‘社区保存论’都缺乏充分的来自中国城市社会的实证研究结果的支持，他们的观点主要是基于思辨的分析以及对国外相关研究的梳理与综合的基础上”(桂勇、黄荣贵，2006)。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城市社区居民之间的认同感、安全感、凝聚力确实在下降，社区异质性增加带来的社区整合问题是不言而喻的，一些经验研究已为这一变化提供了证据。例如王颖在上海的调查发现，那些邻里关系较少的商品小区日益增加，而邻里关系频繁的老式街坊小区则日益减少，真正基层共同体意义上的社区并不一定很常见(王颖，2002)。但是笔者认为，这一变化带来的问题，不是什么“社区作为共同体是否存在”，而是当原有的社区整合基础(即传统农业社会中的血缘宗亲关系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单位”或国家的资源依附)被打破以后，新的影响社区凝聚力的因素是什么？或者说是否存在提升社区凝聚力、实现社区整合的新基础？如此提出问题，是因为无论社会体制或社会结构如何变化，无论社区在现代社会里的功能是否不如传统社会，社区作为人类居家生活的场域，人类对美好家园的追求不会变，社区在学术研究和城市政策中的重要性也没有下降(Forrest and Kearns, 2001)，因为持久的邻里关系和社区环境对人类福祉、健康、心理压力、危险行为、心理态度和儿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Shinn and Toohey, 2003)。

　　本文旨在描述当下中国城市社区的异质性状况，研究城市社区异质性以及其他因素对街坊/邻里关系①的影响，探讨社区整合的新基础。

　　(二)文献回顾

　　社区是指一个有着空间边界(本文指居委会辖区)，以地缘关系或居住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凝聚力是指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信任、相互认同的存在状态，它是社区整合的一种表现，有助于社区协调一致地实现目标。在社区研究中，社区凝聚力既可以作为自变量，也可以作为因变量。当凝聚力作为自变量时，研究关注的是凝聚力对群体或个体行为的影响(Entwisle、Faust、Rindfuss and Kaneda, 2007; Maccoby、Johnson and Church, 1958; Cradock、Kawachi、Colditz、Gortmaker and Buka, 2009; Cramm and Nieboer, 2013)。当凝聚力作为因变量时，研究关注的是社区人口结构、物理环境和组织特征等因素对邻里/社区凝聚力的影响(Cheong、Edwards、Goulbourne and Solomos, 2007)。

　　在社区中，邻里关系是所有社区成员共有的特征和最基本的社区社会关系。如同韦尔曼和雷顿指出的，“社区生活和人际关系研究一直关注同一地域的邻里关系，邻里之间因物理或空间上的接近而形成的群体关系纽带曾经长期以来成为社区讨论的唯一基础”(夏建中，2000，转引自Wellman and Leighton, 1979)。邻里关系之所以被看做是社区凝聚力最主要的标志，是因为良好的邻里关系意味着社区居民之间的熟悉、信任、互助和团结。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对城市邻里关系的研究文献虽然众多，但基本结论高度地一致，即城市社区的邻里关系下降。学术界对城市社区邻里关系变化的原因有两种基本解释：一种解释重视物理空间特征对邻里的影响，另一种解释重视社会空间特征对邻里的影响。

　　1.物理空间与邻里关系

　　城市规划和人文地理的研究主要强调空间结构对社区居民之间关系的影响，认为空间的合理布局和设计是提升社区居民交流的重要途径(王华，2004；薛丰丰，2004；赵衡宇、孙艳，2009)。无论是追求“社会改革”思想的田园城市设计理念(戴烽、黄崇铭，2010)，或是重视人车分流，以教育设施为中心，环境安全为先的“邻里单元”设计思想(陶晓波，2010；李强，2006)，或是强调人文思想的“新城市主义”设计理念(徐一大、吴明伟，2002)以及后期的“住宅规划”理念，都主张从设计、规划的角度来提升社区交往，强调社区物理空间系统的层次性和空间尺度的可感知性。然而，已有研究发现，社区物理空间的设计虽然提供了居民交往的场所，为提升居民交往创造了可能性，但物理环境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往往是通过一些中间变量起作用(Talen, 1999)。有研究分析广州市商品房住宅区，发现相比传统的社区，商品房小区的居民邻里关系较弱，但对基于物理环境的满意度而产生的邻里依恋(Neighborhood attachment)较强，中国社区中邻里的功能已经从社会领域转化为私人的居住环境(Zhu、Breitung and Li, 2012)。弗雷特斯和卡恩斯认为这种邻里依恋是指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Forrest and Kearns, 2001)。物理环境的改善可以增加居民的地方依恋，但并不会促进居民的邻里关系，地方依恋对邻里关系的影响也很弱，例如新中产阶级中，居民是对住区漂亮、干净、有序和高档次的物理环境依恋，而不是邻里社会组成的依恋(Pow, 2009)。环境因素对居民的择居行为有影响，也可能会舒缓邻里疏离感，但对邻里的紧密社会交往或培养一些有限的社区责任是没影响的(Haggerty, 1982)。这也使我们将邻里关系的研究视角从物理空间的规划转为对社会空间的关注。

　　2.社会空间与邻里关系

　　此类研究可以归为两大类：一类关注的是什么社会因素影响了邻里关系，另一类关注的是邻里关系水平如何影响社区安全、居民健康和幸福感等。本文关注的是前一类问题。

　　社会学在“什么因素影响了邻里关系”的问题上，存在着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不同的分析视角。

　　在微观视角上，研究者把注意力放在社区居民个人的人口特征或社会特征上，以社区居民个体差异来解释居民邻里关系的状况。例如，仲继寿等认为，年龄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老年人与邻里交往的意愿普遍要高于中年人(仲继寿、赵旭，2010)；孙龙等认为，社区居民的地域身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社区内本地人和外地人在邻里关系上存在差异(孙龙、雷弢，2007)，外地人的邻里关系比本地人弱；杨卡则认为，居民的收入水平对邻里关系水平有显著影响，收入水平越高的居民，社区内的邻里关系越强(杨卡，2010)。

　　在中观视角上，研究者把注意力放在社区结构特征对邻里关系的影响。在这一研究视角里，国外研究者主要关注社区异质性对邻里关系的影响。例如，阿莱西尼亚和费拉拉利用收入、种族和民族三个维度分别构建了收入不平等、种族和民族分隔指标，发现越同质性的社区，社会交往水平越高，社区内收入不平等和种族混合度高是影响居民参与的最重要因素(Alesina and Ferrara, 2000)。他们在另一篇讨论信任的文章中也有相似的发现，即社区内种族的异质性越高，社区信任越低，人口流动性强的社区居民信任程度也低(Alesina and Ferrara, 2002)。戈林鲍姆(Greenbaum)等认为，城市社区的社会结构是基于居民的个人网络，他们比较了美国中西部一个中等规模城市中，两个种族异质性社区和两个种族同质性社区的居民在邻里亲密关系网方面的差异，发现在种族异质性社区，邻近性对居民社会关系的空间分布影响要强于同质性社区(Greenbaum and Greenbaum, 1985)。

　　国内学者对社区异质性的关注较少，其中代表性的研究是由李洁瑾等人完成的。在《城市社区异质性与邻里社会资本研究》一文中，她系统地介绍了国外“同质相容”和“异质互补”的理论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洁瑾、黄荣贵、冯艾，2007)，在《村民异质性与农村社区的信任——一项对农村地区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她将农村社区的信任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发现教育异质性可以削弱村层面的人际信任，而职业异质性会增加人际信任(李洁瑾、桂勇、陆铭，2007)。

　　不同于国外学者，国内学者在社区视角下开展的居民邻里关系研究，都会注意社区类型，即从社区住房的产权性质、社区居民的单位特征或街区历史维度，把城市社区分为商品房社区、单位社区、老式小区、公租屋小区等，认为社区类别是影响居民邻里关系的重要变量。例如，谭日辉等认为，与老式小区相比，居住在商品房小区的居民，其邻里关系冷淡(谭日辉，2012；桂勇、黄荣贵，2006；杨军，2002；邢晓明，2007)；赵衡宇等(2009)认为，维系熟人关系、联络感情等主要存在于老式小区，新建的商品房小区极为缺乏，其原因是老式小区中存在长期的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这种研究视角凸显了中国城市转型的特点。

　　居民邻里关系研究的宏观视角意味着将社区之外更大范围的社会结构或社会变迁纳入到解释框架中来。例如，托马斯·洛托罗用种族、教育、收入和产业四种变量构建了城镇水平的异质性指标，以志愿团体参与作为社会资本指标，揭示了宏观结构特征与个体社会资本的关系(Rotolo, 2000)。怀特(White)和格斯特(Guest)认为城市化加强了社会联系的分化(White and Guest, 2003)，黎熙元等(2008)认为城市化程度和人口流动性的提高，会导致居民社会支持网从社区内转移到社区外，从而减弱社区内居民的社区认同和参与。在这一研究视角里，浩春杏(2009)的观点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他认为，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化，城市社区的分层结构日益深化，社区阶层化导致了传统“单位制”下的“身份同质性、地位异质性”社区正在向“身份异质性、地位同质性”社区转变，从而影响社区内的邻里关系。

　　不同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深化某一观点，但也容易产生理论解释上的局限，本文试图整合三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尤其是把社区阶层化这一当下中国城市正在发生的宏观结构变迁置于解释框架中，进而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的运用，来描述中国城市社区邻里关系的状况，比较三种不同层次的因素对居民邻里关系的影响，在理论解释的基础上回应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