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景天魁，《学术界》本期封面人物，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政法学部副主任，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732。1943年生于山东蓬莱，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1年和1987年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81-199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从事研究工作，1992年评为研究员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1995-2006年先后担任社会学所副所长、党委书记、所长。1996年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98-2005年任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2001-2005年任国际社会学会(IIS)副会长。为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科学家。2013年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先进个人。主要研究领域：社会发展理论、时空社会学、福利社会学。曾提出作为社会形成理论的“劳动起点论”(1981年)、作为社会认识理论的“认识系统和悖论”(1990年)、作为社会发展理论的“时空压缩论”(1999年)、作为社会政策理论的“底线公平论”(2004年)等；曾参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7年)、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2009年)、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等的制定和讨论，对国务院新医改方案、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民政部社会服务发展规划(2010年)等提供政策咨询。独著：《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结构初探》(1981年)、《社会认识的结构和悖论》(1990年)、《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2002年)、《底线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础》(2009年)、《底线公平福利模式》(2013年)；合著：《论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1984年)、《现代社会科学基础(定性与定量)》(1992年)、《社会学方法论与马克思》(1993年)、《中国社会发展与发展社会学》(主笔，2000年)、《发展社会学概论》(2009年)、《福利社会学》(2010年)、《中国当代社会福利思想与制度》(2011年)、《时空社会学：理论与方法》(2012年)、《普遍整合的社会福利体系》(2014年)等；主编：丛书《中国社会学系列教材》、《时空社会学译丛》(10本)、《社会福利思想与制度》，专著：《中国社会发展观》(1997年)、《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2001年)，以及《社会学原著导读》(2007年)等

　　【内容提要】中国社会学有一个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就是中西古今问题。这个问题是它与生俱来的。在清末，第一代在中国传播社会学的先贤们，开创了融通与担当的两大传统，铸就了中国社会学的性格、特质和基因。民国时期“社会学中国化”的践行，对清末阶段的融通、担当两大传统均有继承和深化，并且推进到新的阶段。“中国化”不是“地域化”，不是“国别化”，而指的是一种文化基因、民族特性、一种历史逻辑。中西古今问题为什么不可回避？回避就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遵从，就是对民族虚无主义的默认；就是用生搬硬套代替消化、批判和融合，用照抄照搬代替自主创新。为什么是根本问题？如果回避了中西古今问题，那么所谓中国社会学就建立不起来，或者建立起来的也不可能是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能够回答中国问题的社会学。

　　【关 键 词】社会学中国化；中西古今问题；自主创新；学术复兴

　　2005年2月21日，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指出：“社会学的春天”来到了。我的理解是：中央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必然要求社会学来回答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对这个学科的发展会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学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学科队伍将会有很大的扩充，研究成果将会百花争艳，学科地位将会有很大提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学的春天”来到了。

　　这是对于“社会学春天”的第一层理解：它是指学科发展的难得机遇，估计对此不会有什么异议。

　　一、九年回顾与评估

　　时间荏苒，很快九年过去了。回过头看，社会学是否呈现了繁花似锦的新局面？按理说，既然“春天”来到了，应该是“季节”的更替，也就是进入一个新阶段，出现崭新的气象，达到全新的高度。所谓“新阶段”，应该具有结束以引进吸收为主导、以西方概念和理论为圭臬、自主创新中国社会学的含义。那么，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感觉呢？不可否认，九年来，社会学的学科队伍有了较大的扩展，科研成果也比较可观，学科影响有所扩大，学科地位显著提高。党和政府对社会学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广大社会学工作者是勤奋努力的，成绩是突出的。然而，尽管如此，好像并没有很明显的“季节性”变化，进入“新阶段”那样一种带有“跃升性”的感觉并不明显。

　　“社会学的春天”意味着什么？一是社会学要形成回答和谐社会建设、乃至中国整个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等问题的一系列重大学术成果，这些成果能够在实践上发挥无可替代的、社会公认的重要作用；二是提出一系列称得上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和基本理论，它们与其他学科比，能够奠定独立而具有优势的学科地位，与国外社会学比，能够有自己的话语权；三是社会学应该建立起远比现在宏大的学术研究和教学队伍，人才辈出，创造力强，并且形成优秀的学术风气、学科风气和学科体制，使整个学科成为造就大批杰出人才的大熔炉，平等、友善、团结、活力四射的共同体。

　　这是对于“社会学春天”的第二层理解：它是指学科发展进入“新阶段”。出现这种局面，正是学界共同期盼的，所以，尽管对于“新阶段”的提法也许有不同意见，但争议不会很大。

　　当然，一个学科的发展，从常态来说，本来就是缓慢的逐步积累的过程，这是一个基本的方面。但是，许多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也都可能遇到特殊的机遇，出现转折性、跃升性的变化。“春天来到了”，是对社会学即将得到这样的带有转折性而非常态性的机遇，即将发生这样的跃升性而非缓慢积累性变化的一种判断。我们都不仅希望出现这样的机遇和变化，还相信这样的情况应该发生。那么，眼看将近十年就要过去了，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这样的感觉不太明显呢？

　　是否可以说，对于“春天”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如何去迎接或“创造”这样的“春天”，应该为此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在学科目标、学术发展上应该做怎样的改变，我们自觉的程度、转变的力度是不够的。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那么，九年下来的结果，没有发生“季节性”变化，没有那样一种进入“新阶段”、“新时期”的感觉，也就是难免的了。

　　这样，我们就进入对于“社会学春天”的第三层理解：它是一个需要破解的命题。对此，就难免见解不同，甚至充满争议了。

　　二、必须触及社会学发展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

　　我们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是否可以做这样的反思：我们在应该发生转折、开创新局面的关头，是不是没有非常自觉地、非常主动地去触及社会学发展必须触及的不可回避的根本性问题？或者虽然触及到了，但认识上的高度不够，行动上的力度不足？如果可以做这样的设问的话，那么我们就首先需要讨论社会学发展必须触及的不可回避的根本性问题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回溯历史，请教先贤。

　　中国社会学在近现代的发展，曾经有两个重要篇章。一是清末，二是民国时期。清末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引进了西方社会学。值得注意的是，引进从一开始就不是照搬，而是努力寻找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结合点，一方面便于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生根，另一方面也为了促进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主要是儒学的革新。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等人都是儒学革新的代表，他们既具有国际眼光，又有革新的胆识，因而成为儒学改革的先驱思想家。就以中国使用社会学一词的第一人谭嗣同而论，他兼学中西，对西方政治、科学、历史、宗教均有研究；对于儒、佛与庄、墨之学，亦有独到见解，故能融会中西，创立新的“仁学”，给源于孔子的仁学赋予现代文明的新意涵。他运用西方平等自由的理念，重新解释“仁”的含义。“仁”在孔子那里，解释很多，但以“仁者爱人”为首要含义。谭嗣同却主张“仁以通为第一义”。什么是“通”？“通之象为平等”，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曰中外通”，“破闭关绝市”，通学、通政、通教、通商；“二曰上下通”；“三曰男女通”，用意是破除“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四曰人我通”，破己与他的畛域。他认为破闭塞，通商惠工，富国富民乃“相仁之道”。[1]这样，谭嗣同就把孔子主要从伦理(学)角度定义“仁”，转变成主要从社会(学)角度解释“仁”。他既吸取了西方先进思想的精华，又保留和重新发现了儒家仁学的核心价值；既区别于国粹派的保守主义，又拒绝了西方派的民族虚无主义。这位中国使用社会学一词的第一人给我们做出的伟大榜样，对西方社会学就不是照搬，而是融通；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就不是抛弃，而是提升。谭嗣同是如此，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是既继承了中国延绵两千多年的包括大同思想在内的政治社会理想，又吸收了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先进理念，就连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交通等民生建设，他们也早已经有了概略的预想和设计。此外，严复把社会学翻译为“群学”，实际上也明显包含着“接地气”的意思，即使今天看来，这个译法也是很恰当的。仅举以上几位对中国社会学有开山之功的先贤们的垂范，让我们必须谨记的第一个“祖训”，就是“融通”。

　　第二个“祖训”是“担当”。社会学的传人，是与中国冲破旧制度、迈向现代社会的变革紧密联系的。简单地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它在欧洲的诞生是在大变革之后应了重建“秩序”之“运”；而在中国的传入，宿命却变了，它要充当为了推动变革而呼风唤雨、甚至冲锋陷阵的角色。当时社会学背后的理论基础是进化论，这在西方本来是一种重视缓慢变化的主张，到了清末的中国，面对死抱着祖宗之法“不可移”的腐朽王朝，“进化”就成了炸雷，主张进化不仅没有“保守”色彩，倒成了十恶不赦的“革命党”。慈禧太后以那么残忍的手段杀害包括谭嗣同在内的“六君子”，也反证了那些引入和传播社会学的先贤们，初衷也确实在于推动社会变革。谭嗣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之一，他的慷慨赴死，不光有义士激情，有政治担当，也有学术秉持。这位主张“强国须从兴学术做起”的学者，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绝命诗，他是为信念而死的。其实，不光是谭嗣同，第一代在中国传播社会学的先贤们，不论其政治作为如何，都不约而同地给中国社会学植入了另一个基因，就是担当。如果对比后来从西方传来的所谓“科学主义”的社会学，一种冷观社会、保持中立，将社会视为草木虫鸟一样的外在对象，乃至于只是凭着兴趣，做做好玩的所谓“纯学术”，那确实大相异趣了。

　　由此可以说，清末开创的融通与担当的两大传统，铸就了中国社会学的性格、特质或者说基因。

　　再看民国时期。一批在西方接受了正轨社会学教育的才俊回国了。这批人的知识构成有两个特点：一是出国前受过良好的国学教育，打下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二是他们那时学得的社会学，是伴随着工业社会的上升期而形成的，充满进取的锐气、宏大的抱负、理性的精神。他们学成归国，犹如临风仗剑，意气扬扬。一些人看到中国“百事不如人”(“人”指西方——引者注)，[2]开出了“全盘西化”的猛药。这些人视中国传统文化如污泥浊水，恨不得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一空。所幸的是，“全盘西化”论者，并不是社会学的主将，当时担任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孙本文、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吴文藻等一批中坚人物，不但西方社会学功底扎实，又深谙中国国情，他们创造性地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开辟了中国社会学的正确道路，实为一项彪炳史册的杰出贡献。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中国化”的理解各有表述，侧重不同，深浅有别。总的来看，“中国化”不是“地域化”，不是“国别化”，而是指的一种文化基因、民族特性、一种历史逻辑，也就是通常说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民国时期“社会学中国化”的践行，对清末阶段的融通、担当两大传统均有所继承和深化，并且推进到新的阶段。在融通方面，例如，坚持“唯物史观社会学”的学者，质疑了当时共产国际有人把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做教条化理解，由此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做出的错误判断，而是从实际出发，坚持中国农村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性质的，并以农村实际调查为根据，论证了实行土地革命的必要性；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基于中国实际，试图在西方工业化道路之外，探索乡村发展道路，创造性地从乡村建设入手，展开文化再造，并把文化再造与社会改造结合起来；社会学“中国学派”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区”概念，开辟了“社区研究”新路；“文化综合学派”从荀子“群”的概念出发，主张社会学研究必须综合构成人群基本要素的自然因素、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研究诸因素的综合效应。由于当时学派林立，学派内部又有“分派”，“分派”之中又有各种主张、倾向和领域，可谓气象不凡，难以枚举。

　　民国时期的融通功夫突出地体现到了概念的传承和创新上。我们都很熟悉的，例如潘光旦的“位育”概念，把西方的“适应”概念与反映儒家文化精髓的“中和位育”相融合，认为“位”即秩序，“育”即进步。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3]经过此一融合，“位育”概念有了远比西方的“秩序”概念更为丰富的内涵。这一时期，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也许是中外学界知悉度最高的中国本土概念，其实他提出的“身份社会”、“教化权利”等概念，即使拿到今天也有很强的解释力。

　　仅举以上范例，就可以看到，观念上的融通也好，概念上的融通也好，既避免了洋教条，又克服了老八股；既吸取了西方学术精华，又继承了中国学术传统；有嫁接也有变异，有延续也有革新。这种融通，既不是用西学诠释中学，也不是用中学诠释西学，而是交融、通达，有所创造、有所发明。

　　在担当方面，这一时期的社会学家，尽管立场不同、“主义”各异，但都或者在社会革命、或者在救亡图存、或者在社会改造和建设等方面，敢于担当，主动作为，涌现出一批叱咤风云的人物。众所周知的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也是唯物史观社会学的主要传播者；瞿秋白担任过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也曾是中共主要领导人；邓中夏是著名工运领袖，也是社会学教授；梁漱溟倡导乡村建设，晏阳初开拓平民教育，陈翰笙组织农村经济社会调查，以及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调查、李景汉的定县调查、史国衡的企业调查、赵承信的社区调查等等，都不仅在社会学发展史上立了标杆，对当时的社会实践也产生了积极影响；许多社会学家发起和参与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关于农村社会经济性质、关于中国文化道路，以及关于中国历史分期、中国教育等等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大论战、大讨论，在贫弱、动荡、战乱的中国大地上，居然导演了一场又一场迸射着思想火花、深刻影响了社会历史进程的大戏。他们以无愧于时代的业绩诠释和彰显了社会学的担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