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杜甫蹇困逆旅，口袋里只剩下一文钱，他作了《空囊》这首诗，说：“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一文钱舍不得花，为的是留在眼前观赏。同样是悲催苦逼的，比起郁达夫将钱踩在鞋里，说什么它压迫我、我压迫它，老杜可谓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谑而不虐。

　　“苦难的诗人”“穷困潦倒的天才画家”“命运悲惨的音乐家”……在世人的刻板印象中，历史上的文艺人没有几个是好过的。就像罗曼·加里《童年的许诺》中的母亲，既希望儿子能成为莫泊桑式的人物，又纠结于“极度害怕（儿子会得）莫泊桑的病”，那些“都是一群倒霉的人”。

　　实际上，至少在绘画史上，只有很少的艺术家符合这样一种模式，即为了艺术备受煎熬，忍饥挨饿，不断创造出不被世人所承认的杰作，在死后才得到认可。这样的人确实不多，英国艺评家西蒙·沙玛甚至断言，“只有一个——文森特·梵高”。

　　就连梵高也有“人生即将圆满”的时刻，只不过拗不过抑郁症的狂暴，才造就“现代艺术殉道者”的神话。从27岁决心当画家，到1890年7月自杀，在十年的绘画生涯中，梵高生前尽管只卖出一幅画，但这幅于1890年5月成交的《红色葡萄园》，售价400法郎在当时不算低，一份杂志也开始注意他并且不吝赞誉……

　　自信的丢勒在自画像中，跟放光的上帝一样；伦勃朗晚年再不济，年轻时也曾赚得钵满盆满、千金一掷；乘勇斗狠的卡拉瓦乔亡命天涯，一路仍有贵人相助……“在有生之年才能不被认可的艺术家是很少见的。”英国艺评家罗伯特·卡明反倒认为，有些死后变得默默无闻的艺术家，活时得到了过多的溢美之词。

　　有着契约精神的西方社会，有关各类呈文、洗礼文件、行业公会文件、婚约合同乃至账本税单等历史材料，保存至今的数目相当可观。何炳棣忆其初入哥伦比亚大学书库，看到百数十年的英国议会辩论、报告架满成行，至于伦敦、利物浦等地方政府摆如长龙的档册，非官方各式各样的史料更是多到浏览不完。作为华籍学人，他当时感到“切切不可再轻易地顺口夸张中国史籍浩如烟海了”。

　　17世纪的“烛光画家”拉图尔，所在的洛林地区饱受“三十年战争”洗劫，画室连所藏物品被付之一炬。3个世纪后，艺术史学家们还是能从只言碎语中发现，这位画家对财务与社会地位的斤斤计较，与其作品中极为动人心弦的人文情怀格格不入。在一份呈文中，拉图尔说既然自己娶了一位贵族，并且绘画也是一种贵族式职业，他就应该被允许享受贵族阶层的特权，特别是免税权。

　　有关杜甫，则有着太多似是而非的传闻，比如杜诗能为郑虔妻子治疗疟疾。也幸亏有洪业的精心考证，为我们还原了诗圣的本真。比如，洪业根据《新唐书》一次廷辨所涉及的唐制，以一般七口务农家庭作为对照，算出杜甫父亲杜闲“作为兖州司马，可以拥有两份田产，得到两份收入”，“是一般正常家庭收入的11倍”。这还不包括杜闲的办公费用，继承、积蓄、投资等财产。如此的经济后盾，难怪杜甫早年漫游能“快意八九年”。

　　老杜没你想象得那么穷苦。虽然他“卖药都市，寄食友朋”，向高适哭穷“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但毕竟还享有特权，既不纳租税，也不服兵役，晚年流寓还能获赠田地、雇佣劳工。

　　先读诗人冯至的《杜甫传》，再看史学家洪业笔下的传主，回味“留得一钱看”时竟然如释重负，完全没有阅读匈牙利短篇小说《七个铜板》那般沉痛，尽管同样是“在想哭的时候也是常常笑的”，可那里头穷人的笑是泣血的笑。

　　洪业是福州人，父亲洪曦是光绪年间的举人。洪业14岁时，父亲拿出一部《杜诗镜铨》，告诉他：杜甫在痛苦的处境中，还勉为常人之所难，这是可学的。这样地为人，走了运，当然会成功；倒霉了也不至于失败。

　　最近台湾出现了一位网红教师，他在评点政治人物得失时说，乐观是人们处理哀伤时的正向思考。洪曦对杜甫的理性乐观评价，不就有这层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