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节之后，返乡的年轻人重新回到工作学习的城市，乡村又恢复了平日的宁静。2015年春节，王磊光的《博士春节返乡手记》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微时代的媒体中迅速形成了讨论浪潮，展示了人们对乡村转型的不同态度。

　　王磊光怀着“家园渐远乡关何处”的迷茫和悲悯，以城市的眼光打量故乡，讲述城乡差距，对乡村凋敝、亲情疏远、农村人对知识的怀疑等热点进行盘点，发出一些物非人非的感慨。这种视角并不鲜见，尤其多见于一些“文艺范儿”十足的辞章文句中，如同现当代一些作家笔下对城镇化侵蚀下乡村消逝的哀悼一样，极易引起人的共鸣，以至于引发受众对城镇化，甚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质疑。王磊光在文中也谈到了一个打工者的话：“我真希望邓小平没有搞改革开放，我也愿意日子苦些，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相信这句话是农民工的心里话，但是从中国乃至世界城镇化的历史潮流来看，从缩小城乡差距的现实要求来看，从国家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大局来看，这句话显然有很大的局限。另外，文中还提到“如果老一辈都不在世了，新一辈的联系也就慢慢断了”，这确实是事实。但一个事实可能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一种是悲悼从前，不满现在；另一种则相反，是更加理性地观照以往、看清现在、瞻望未来。我相信，身为博士的王磊光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毫无疑问会建立起自己的圈子。同样，新一辈的年轻人注定会以自己为圆心在中国各地建立新的联系。与从前不同的只是，这个圆心不再被强行规定在自己的出生地。这中间固然会有转折阶段怅然若失的情绪和失落，但当涉及要不要改革开放这类关乎社会发展的大命题时，我们需要更广阔的视角。

　　在社会进步的大潮中，永远会有一种非常自然的缅怀从前的情结。旧的思想、旧的事物，甚至旧的器皿和一些明显错误和落后的内容，都会被一些过来者认为是不可违逆和完美的。作为王磊光同时代的人，我真诚地希望他静下心来认真做些乡村调查，从前真的这样好吗？亲情真的这样浓吗？鲁迅曾不无辛辣地描写过这种底层复杂世态，说送行的人：“有送行的，有拿东西的，有送行兼拿东西的。”换句话说，田园牧歌确实好，但那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真正的现实从来都不会只是温馨和美的一面。改革开放前的农村，由于贫穷落后，许多人因温饱而挣扎，为蝇头小利而斤斤计较，甚至亲人之间反目为仇。是改革开放使农村人获得了一定的经济自由度，每位个体至少活得更有尊严和情分了。如果站在一个客观和理性的角度，我觉得王磊光这篇返乡手记，作为一种个人的乡愁纾解，读起来并不错；但是如果针对改革开放这一类大世事大格局来发声，恐怕作者就应当具备更严肃也更全面些的思维。可以看出，作者抒发的只是民众大感情中的一段小情调，是前进大浪潮中的一个小漩流。作者所取的只是自己记事起的历史断章，进而演化为自己的情绪和意识，看到的只是自己所处的乡村，缺乏对乡村宏大历史时段和全景的观照。其实完全可以反诘：从前的农民不想进城吗？今天谁强迫着农民必须进城吗？谁强迫农民不许回到农村吗？那位愿意日子苦些但能够和父母聚在一起的农民工完全可以选择回家去，何况他今天回到农村，远比从前的农村生活富足得多。

　　读过王磊光的手记后，我又有幸读到了常培杰《回乡偶记：双重视域下的农村生活》、“古鱼”《又一篇博士生返乡笔记：从一而终的稳定生活更可怕》、蒋好书《如果真爱家乡，知识不会无力》以及宋常青等人的回应文章。在对王磊光所论的争议之处给予的比较理性也比较全面的分析中，我看到了一种“向前看”的态度，这些文章对乡村伦理习俗的瓦解、社会建设、养老等话题展开了年轻知识分子的对话。他们丝毫没有否认现阶段农村中存在着各种问题，但同时大多肯定了乡村的变化，肯定了社会的巨大进步。

　　一系列返乡的争论还能看到“城乡对立”的思维阴影，论者都在预设的城市本应是什么样的和乡村应有的模样下思考，没有看到在城乡融合的过程中，城不城、乡不乡的混杂是一个必然的历史阶段，没有从融会的角度思考中国“三农”问题的独特性。“三农”问题，说到底，是发展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农村的发展不可一蹴而就，城乡发展起步不同、基础不同，存在时空差，我们都在用城市的标准在要求乡村，不免急功近利。乡村在追赶城市，乡村成了城市的仰慕者，凡能离开乡村的都已离去，乡村在城市的压迫下处于精神、物质、人力三重流失的弱势地位。农村空了，田园将芜谁来耕？恐怕只有在城镇化包围农村、农村人涌入城市的单向融合问题解决之后，我们才能解决这种单向融合带来的“人的凋敝”问题。

　　现代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在消解，城乡在冲突也在融合，需要我们坚定自信地继续朝前走。改革开放是对生产力的解放，更是对人的解放和对人性的解放。农民自由进城至少体现出一种人身解放，这是人的解放的起点而非终点。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理念和清醒的认识，绝不能以偏概全、以点代面，否定历史的进步！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