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关于社会建设“建什么”、“如何建”的争论逐渐多起来，大体有民生事业论、社会管理论、社会结构论、社会重建论、社会组织论等几大主张。纵观中国市场转型以来，已然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观照波兰尼思想，是它们双重遮蔽和侵蚀了“社会”，“社会”需要发起自保自强运动。我们认为，中国工业化中期需要厘定一种“中产主义”理念思维（即社会结构“中产化”趋势），不断发展壮大中产阶级，才能助推“社会”突围，在“（中产）阶级”与“社会”共生共强中推进社会建设运动，也即“中产主义”是当下社会建设的核心议题。

　　关键词：社会建设；中产主义；核心议题；经济市场；政治市场；市场转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转型逐步深入渗透到整个社会系统，[1]体现了社会结构整体性转型。按照波兰尼的主张，“社会”是自然存在物，市场是“嵌入”（embedded）于“社会”的，市场经济与现代国家不应截然分开，而应是浑然一体的人类文明；当劳力、货币、土地等被商品化为“虚构商品”（fiction goods）的时候，其所谓“市场社会”（market society）就出现了；但是“自我调节”的市场却想摆脱社会结构的控制且企图把“社会”置于市场规律控制之下，这就难免侵蚀和破坏社会结构的基质，因而“社会”的自然反应就是发起自我保卫主义的“反制运动”而成为“能动社会”。

　　当下中央提出加强社会建设，且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为社会主义事业格局的“四位一体”。“社会建设”作为颇具中国特色的学术概念，无疑凸显了“社会”建设的学术意义，也使得波兰尼的《大转型》被学者们重新发现。几年下来，关于中国当下社会建设或曰社会重建究竟“建什么”、“如何建”的问题，国内政界、学界在热议中有很多不同的侧重点：执政党及政府强调以保障和改善社会民生事业为重点，有的强调从社会政策入手，有的认为以加强社会管理为突破口，有的强调政府、市场、社会三足鼎立以走向社会重建之路，有的强调重在社会组织建设，有的认为要以调整社会结构为主线，有的强调社会建设的重点和难点，有的强调社会建设的具体对象或宏观战略，而更多的是对国内外社会建设思想与实践进行回顾总结。

　　在实践层面，有人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经过将近20年，基本的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了；社会改革估计也需要20来年。“如果能在今后的10年通过社会改革，建设好社会制度，中国基本上平稳的发展不会有大问题，而此后的民主化也就有了制度的基础和保障了”。笔者以为，基于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厘定和凝练一种具有社会结构意义的“中产主义”（middle-classism）理念思维，[2]即“中产化”社会结构趋势，作为目前中国这场社会建设的核心议题似乎更具有统合凝聚的意义，即从社会建设“如何建”带出社会建设“建什么”的问题；“如何建”即从中产阶级发展壮大、社会阶层结构趋向“橄榄型”入手，“建什么”即围绕社会结构“中产化”的形成而力抓各个方面；也只有这样，才能打牢“社会”发育和壮大的根基。

　　一、遮蔽与侵蚀：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形成及对“社会”的强势化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主要的变化是由国家全能主义控制向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分化，从政府计划性再分配经济迈向市场经济，以至于市场“嵌入”、渗透于国家和社会中，利益格局发生了巨大变迁。就目前而言，中国社会系统（大社会）并未达成政府、市场、社会三足鼎立，而是从计划时期的“强政府-弱市场-弱社会”转型到了今天的“强政府-强市场-弱社会”格局。市场植根于国家、社会中虽有着隐喻的意味，但目前政治领域确实存在着经济的市场化特征。

　　（一）经济市场的形成及强大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市场（William L.Parish and Ethan Michelson，1996）的形成是源于对全能主义治理“失灵”的反思，至今历经几大阶段或变革：（1）经济市场推进的“先声”：执政党理念的拨乱反正，即放弃“阶级斗争为纲”，确立“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推进市场化发展。（2）经济市场的“初发”：农村家庭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允许推行，经济改革从“薄弱环节”开始，一方面放活了农民，一方面促进了乡村工业化的兴起（乡镇企业崛起），农村经济市场逐步繁荣；沿袭“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示范效应，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在城市全面展开，尤其在国营企业承包经营改革方面迈出步伐，放活了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力，带动了整个国家经济市场的大发展。（3）经济市场的“颠簸”：由于急于求成和经济市场过热，1986-1991年这6年里，经济市场先后经历了“软着陆”、价格“闯关”、短暂治理整顿等小阶段，逐步迈入市场化发展加速时期。（4）经济市场的“深入”：随着1992年“小平南巡”、中共十四大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理念的厘定，市场化改革加大步子，积极平衡经济总量，切实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民营经济发展，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到1997年，国民经济已经提前3年实现“翻两番”任务，中国基本上告别长期存在的供给主导型的短缺经济。（5）经济市场的“雏形”：经过市场改革前期20年的强力推进和发展，经济市场在告别短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买方市场”基础，市场约束由过去的供给型转向了需求型。接下来的10年在全球化背景下，历经金融改革、现代企业制度确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宪法列入私有产权保护、转变增长方式、谋求科学发展等诸多战略举措的推进，中国经济市场体系基本确立。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中国经济市场逐步崛起和强劲，主要有几方面的表现。（1）经济总量日益强大，经济增速世界第一。2009年GDP总量是改革初期1978年的9.3倍，按美元汇率价计算，从1978年位居世界第10位跃升到第3位，成为所谓“一等俱乐部”成员；GDP年均增速不低于9%。（2）经济结构巨变。从所有制结构看，2009年，国有资产总额为53.5万亿元，规模以上民营企业总额为4.7万亿元（全部私营及私营控股企业资产总额可能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基本相当），但在2003-2009年间，前者（16.7%）增速不如后者（26.9%）；2009年，国有企业利润约为1.57万亿元，规模以上民营企业总额为0.27万亿元（全部私营及私营控股企业资产总额可能大大超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但在2002-2009年间，前者（19%）增速不如后者（27.9%）。从产业结构看，2009年比较1978年占GDP的比重，第一产业年均降速约0.6%，第二产业基本平稳，第三产业年均增速约0.65%，第三产业比重逼近第二产业，彰显中国现代化服务性的经济市场的形成。另外，非正式（政府主导经济以外）的“第二经济”（如地下经济、农户经济等）比重比改革前绝对增加。（3）企业家群体崛起。据有关专家估算，1981-2009年间，每年约增加近100万个“（私营）老板”（1981年前一个都没有），1989年是20万个老板，目前已经超过1500万；目前个体户总数是3300万个，1978年是15万，30年来几乎每年增加100多万个。

　　（二）政治市场的衍变及强劲

　　经济市场在中国的形成已然无可厚非，但关于“政治市场”的存否则一直有争议。波兰尼认为，人类的经济生产方式无非三种类型：市场经济、再分配经济和互惠经济。市场经济是指生产者与消费者建立横向联系，以价格和货币作为交易中介；再分配经济则是生产者与消费者没有横向联系，所以生产者纳入“中央”经济管理指挥下的纵向网络，产品自下而上交由“中央”，“中央”按照分配计划通过权力自上而下地将产品及其剩余进行再分配；互惠经济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以信任和礼物为中介进行交换，而不是价格、货币或权力。当下世界的市场转型就是从国家性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转到市场经济。

　　市场转型论者泽林尼1970年代沿袭波兰尼的分析，在研究比较分层问题时就认为，国家性社会主义分配可能形式上是平均主义，但实际不平等，在于其内在独特的分配机理决定了干部处于特权地位，占有较多较好的住房等福利待遇，而工人阶级无权，所以只能享受小份额工薪待遇。接下来，泽林尼、倪志伟等人坚信，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社会不平等程度将有所下降，原因在于市场化转型将会根本改变再分配经济中以权力作为分层机制的状况，再分配权力不能阻止人们自由进入市场去为自己创业谋利；并由此提出市场权力论（直接生产者对其产品和劳务交换的权力扩大，其回报将高于再分配权力）、市场刺激论（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高于权力资本而成为动力）、市场机会论（向上流动意味着机会结构从再分配体制的独霸转型为市场体制配置，企业家崛起）三个论题。

　　与市场转型论相左的则是国家中心论。罗纳塔斯在研究匈牙利等市场转型时认为，共产党干部手中的权力在转型过程中发生了两次变型（即“权力变型论”）：一是干部将再分配权力转换成了社会网络资源即以往依据权力建立的深厚社会关系资本；二是社会网络资源（关系资本）转化为私有财产，即昔日的干部和经理比其他阶层更有机会成为国家剧变后首批私有财产占有者。边燕杰、罗根的研究则指出，中国在两大制度——共产党执政地位和城市单位制度——没有根本动摇的前提下，政治权力控制社会、各种资源的能力不会减弱，即“权力维续论”。

　　与上述把市场概念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的观点不同，白威廉、麦谊生则突破性地指出，在经济市场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政治市场也非常鲜明地出现了；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的双重转型和互构规律，是揭开有关市场转型中社会不平等根源争论的“钥匙”。在他们看来，干部-工人关系、政府部门-企业关系、中央-地方关系这三大块共同构成了中国市场转型时期的政治市场，其中的政治权力、政治资源不但不会贬值和有着丰厚的经济回报，而且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经济市场的运行。此后，魏昂德（沃尔德）更进一步提出“地方政府即厂商”的观点，指出政府其实在转型过程是经济市场中的“要员”，充当“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角色。林南则指出，地方的政治权力结构是超越市场经济体制的，因为它依赖于家庭网络，带有传统性社会资本的特征。

　　从实践文本看，1990年代尤其“小平南巡谈话”后，中国的经济市场开始加速发力，到1995年前后，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突破国际所谓0.4的“警戒线”，新的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不得不引发市场转型论者对中国现实的重新思考。实际上，泽林尼、倪志伟等最初是以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地区为调查样本进行的实证研究，维持“权力贬值论”；紧接着进行了新的实证分析，提出“局部改革论”以修正其早先提出的“市场转型论”中对待权力回报的分析，指出再分配权力在改革尚未完成之前不会“一夜贬值”。在尔后进一步的新资料分析中，倪志伟等认为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国改革在各地区不一样，因而同时并存着再分配、合作主义、自由放任三种经济类型。到1990年代中后期，泽林尼提出“市场渗透和扩张阶段论”来“调和”或曰“综合”最初对市场转型中权力贬值的预见，认为再分配经济迈向市场经济有三个阶段：一是地方商品市场阶段，此时再分配权力仍然占有绝对主导作用；二是社会主义混合经济阶段，即商品市场进一步发展，劳力、资本市场开始出现，类似于当时中国主流话语中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民营经济逐步合法化，干部的官僚特权也开始商品化，以至于出现后来所谓“官倒”现象；三是资本主义导向经济，整个社会（大社会）全部市场化，专业技术干部的权力优势远远超出以往的军人官僚和工农大众。近年来，倪志伟等又有了新的论点，认为在完全竞争性市场经济体系中，经济行动者与政府行动者的政治联系及其政治资本没有多大价值，也就是说，市场竞争有利于淡化政治权力的价值、弱化政治市场的功能，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国家财富充盈。

　　上述分歧和争辩均有一定道理。究竟如何看待转型期中国政治市场的形成？我们认为，它实际上存在一个延续性再生产的过程。一方面，历史地看，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构筑了一个所谓“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功劳在于使得国家统治从“皇权体制”演变为“政党国家”，统治方式也从“独治”转变成了“共治”；（公共）政治权力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方面举足轻重，在计划时期带有很高的集权色彩，这一点与欧美国家的公民社会日益发达大为不同。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的市场化转型中，政治权力的影响具有很大的延续性，类似于前述的“权力变型论”、“权力维续论”，也因此导致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不完全性”，是一种政府及其权力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体系（state-dominated markets）。另一方面，政治权力在中国市场转型中成为轴心，经济资本围绕政治权力转圈，权力与资本的结盟难以避免，正如政治市场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两者具有较强的互构性、互嵌性，在经济市场形成的同时，也再生产出了新型的政治市场，即所谓政治与经济双重转型。也可以说，中国过去计划时期是通过政治伦理、社会控制构筑了集权体制，而目前是以经济利益为导向或驱动构筑了新型的集权模式，即集权方式发生了变化。

　　所谓政治市场，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不过如同经济活动领域一样，即在政治领域里政治行动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国家内部，政治市场则是指市场机理渗透到政治领域，使得政治如同经济一样产生互惠性交换，也同样涉及定价、竞争、风险等一般性市场机制，经由市场逻辑而产生一种制度化的“路径依赖”，核心是政治权力的重要性，其外在环境即是经济社会环境。政治市场，狭义上仅指政权内部的市场性交换；广义上则是民众与政府间的利益博弈。市场化转型以来，中国政治市场不断扩大表现在很多方面。

　　（1）政治权力不断“强身”：执政党地位和行政体制不断强化，干部手中的权力回报大大高于普通劳动的回报。执政党在1980年代末以来，加强了基层组织建设和意识形态支配，除了在传统单位制里继续沿袭了“支部建在连上”外，目前“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里也加紧建立党组织；1990年代中后期，不断吸纳工商企业等阶层代表进入党员队伍和人大政协干部队伍，壮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再如，1978-2009年间，中国政府科层官员总数占劳动力比例增长了约50%（从1.1%增长到了1.8%）；虽然政治市场的巨大规模有所缩小（数据），但其影响力在不断增强。另外，干部收入近十年来被评价为高于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劳动阶层排在最后面。（2）权力-权力、权力-资本的横向互惠性交换及竞争不断强化：政治行动者（干部）与经济行动者（企业主和商人）之间的经济政治联系更加紧密。当今权力与权力之间的横向互惠性交换主要表现为互相提携（子女间的互相提拔则成为所谓的“官二代”）、互相包庇（违法犯罪方面互相遮盖即所谓“官官相卫”）、互相协助（工作上互相提供便利）；权力与权力之间的横向竞争主要表现为竞取上级职位或资源时的相互牵制、相互倾轧即争权夺利加剧。权力与资本的横向媾和则渗透到整个经济政治市场，权力向资本“寻租”，资本向权力“追租”，导致所谓“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据报道，陕西省府谷县2008年6月曾经有4名“煤老板”被悄悄任命为“县长助理”职务，8个月后因舆论压力和上级组织压力被“仓促免职”）共存局面，也即“权贵主义”现象。市场化转型以来最突出表现在地产、矿产、股市三大领域，并且逐步日益形成了结构性力量、既得利益集团，左右着地方政治秩序（如湖南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原纪委书记曾锦春等与地方矿产、地产商人结成的利益集团）、行业政治秩序（如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集团等）、单位政治秩序（单位普遍存在着依附“一把手”结成内部利益集团）。（3）权力高位-权力低位的纵向支配或互惠性交换不断强化：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控制更加顽强，下级对上级的支配性依附增强。从央地财政收入结构比重看，1978年中央与地方之比为15.5﹕84.5，到2009年“倒挂”为52.4﹕47.6，这表明财权逐步“上抽”。其结果是：一方面，中央对地方通过财权牢牢实现政治控制和支配；另一方面，地方基层政府财政支出连连“吃紧”，因而基层政府及其干部变本加厉强拆强建、与民争利，形成地方政治市场。权力高位-权力低位的纵向互惠性交换主要表现为上层领导需要下层干部的“选票”和“吹捧”，下层干部需要上层领导的“提携”和“恩赐”，因此上下级之间形成权力和利益互惠（如选举政治）。

　　权力在互取所需、形成内部政治市场的同时，在与外部经济社会环境交换中，除了上述房产、股市外，石油、钢铁、煤炭、交通、通讯等传统行业的垄断趋势也在进一步强化，即便在一些竞争性领域，“权力+市场”的垄断苗头开始出现，即垄断企业被给予更多的资源，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特权。权力的扩张不仅来自权力本身（比如近年查处的商务部“郭京毅案”、国家外汇管理局“许满刚案”就是典型的“政策套现”案例），更得到了来自财政实力与经济市场机制的双重支撑，如2003-2008年，中国税收收入增速分别为20.4%、25.7%、20%、21.9%、31.4%、19%。同时，通过对市场要素的重组，通过市场奖惩风险机制，奖励服从，惩罚不服从，权力机制更加膨胀。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市场以不低于9%的年均速度在增长，那么政治市场则可能远远超出9%的增长速度，比如从曝光的权力腐败案件看，高官贪污受贿金额已从“百万时代”迅速跨过“千万时代”，进入“亿元时代”，1992-2008年间县处级以上受到各种处分的干部近10万人。

　　（三）从“吞没双重”到“双重吞没”

　　中国高度集权的计划时期是全能主义的国家吞没市场（经济）、吞没社会，而在当下的市场转型中又是何种情况呢？布洛维在总结波兰尼的学术遗产时认为，第一波市场化产生了“社会”反对劳动力商品化的对冲运动，第二波市场化产生了“社会”反对货币商品化的对冲运动，第三波市场化则是波兰尼未曾预见到的——产生了社会反对土地、环境或者更为宽泛的自然商品化的对冲运动；他进而认为，最近这一波市场化已经击退了国家对社会的保护，波浪冲击着劳工权利、社会权利；与第二波不同，这一次国家（政府）同市场发生了“共谋”，并且在保护市场！这样，当下中国的市场化转型恰恰是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对社会的“双重吞没”，表现形式上则为侵蚀（erode）与遮蔽（close）齐头并进，劳力、货币（如虚拟的股票）、土地（如房产、矿产、生态）三大对象的商品化呈现共时性状态而非波兰尼意义的历时性。

　　（1）对民生领域的侵蚀和遮蔽。比如，经济市场高速发展的情况下，教育经费投入却没有相应增长，占GDP比重长期低于4%，导致受教育人数不断增长而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尤其在高等教育阶段，家庭成为学生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虽然高校中农村生源比重、绝对人数逐年高于城镇，但据有关统计分析，农村生源真正进入国内一流重点名牌大学的比重却在下降；又如，2007年中国医疗卫生投入来源中，政府仅占20%，社会投入占35%，而个人家庭占了45%。这些都是经济、政治市场对民生投入、社会公平的遮蔽。再如，中国政府对社会保障投入本来就不高，但公民捉襟见肘的“保命钱”屡屡遭到经济、政治市场的侵蚀：据2006年媒体报道，1986-1997年间，全国有上百亿元社会保险基金被违规动用，“十五”期间劳保部接到挤占挪用基金举报案件96件；据不完全统计，1998年以来，全国清理回收挤占挪用基金160多亿元，至2005年底，还有10亿元没有回收入账，最典型的案件是上海社保基金案件，涉及十几名大商人和高官。房地产领域更是开发商与政府官员勾结起来对公民居住权利的侵蚀，他们背后决定地产价格，任意哄抬房价，导致城镇居民低薪性有限购买力与畸高房价的结构性矛盾。如国家审计署2010年重点调查的32个城市中，有6个城市和4个县将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用于回购经济适用房和工作经费等支出，2007-2009年共计15231.3万元；有6个城市的34个项目利用虚假申报材料等，套取新建廉租住房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资金6129万元。再如中石油、中石化凭借政策优惠和石油开采炼制权垄断而获得巨大利益，汽油价格成为众矢之的。1993年以前注册的国有全资企业税后利润不上缴，垄断资源的利润自己留用。

　　（2）对公共领域的侵蚀和遮蔽。公共领域涉及公民的公共权利、公共权益、公共空间、公共精神。近年公共环境事件突出，除了厦门居民因反对PX化工项目“闹”群体散步等事件外，如北京、深圳等大城市的轻轨、地铁、高速公路等快速发展，但城市居住区开发规划与交通线路规划缺少科学合理考虑，导致居民长期遭受交通噪音侵害，政府官员对这样的居民信访漠然视之，往往是因为背后有与商人的利益往来。在公民言论自由方面，一些新闻人士、专家学者在批评官商合谋方面被“因言获罪”，更有郑州官员质问“记者究竟是替党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江西万载官员喊出“没有我们这样干（强拆），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社会组织对于公民社会繁荣、公民权维护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政府更是小心翼翼。国际经验认为，每万人社会组织数量发达国家为50个以上，发展中国家应为10个以上，而目前中国每万人社会组织数量仅为3.1个，吸纳就业475.8万人（如果按照经过调整的结果计算，每万人社会组织数量也仅为达6.23个，吸纳就业860万人）。一些社区业委会委员被蒙面人打手（开发商与物业管理公司请买的）打了之后，派出所干警仅仅给出一个“迹象很明显”的结论，就不了了之。

　　（3）对阶层成员之间流动的遮蔽（社会排斥）。目前社会中下层成员的向上流动越来越“拥堵”。如居于社会上层的干部阶层占据和决定着社会资源机会的配置方式和流向，人事组织部门乐此不彼地通过设置台阶、年龄、学历等多种资历条件，造就出其他阶层成员流入的壁垒越来越刚性化，极力维护本阶层的利益恒定性。又如，前述教育不公平问题更是导致西部地区生源、中下层家庭子女难以向上流动。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却不能融入城市，国家政策上没有公平地为他们提供城市居民的社保、福利、居住权等，只能是“半个城里人”。由此在强化“官二代”、“富二代”、“知二代”的同时，也逼压出了下层的“工（农）二代”、“穷二代”、“盲二代”，社会底层反而积压了大量“新成员”，中产阶级无法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成长壮大，社会结构存在断裂的社会风险。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差不多迈过了0.5，贫富差距拉大的根由在于社会上层过多控制和集聚了社会资源与机会。波兰尼指称，所谓“Say’s Law”（赛伊定律）即劳动力的供给会创造自身的需求，这几乎是一个美丽的传说。马克思也认为，对于依靠工人低薪发家的资本者来说，高失业率对他们更为有利，即可以压制在业工人的提薪要求。

　　（4）对人际交往及其价值观的侵蚀和遮蔽。除了经济、政治市场遮蔽和侵蚀公共领域和民生领域、阻遏阶层流动外，对日常的人际情感交往也有着深层的侵蚀。比如年轻人找对象，一些人的价值取向不再以情感为核心，而是考虑对方的经济、政治地位和身份，官家身份可能更为有利，2010年全国妇联的调查报告称，7成多的女孩选择男性公务员为对象；夫妻离婚也很多是因为女方看重经济政治身份和地位；官员或商人身边的“二奶”、“二爷”现象增多。

　　总的来说，“社会”遭遇双重侵蚀和遮蔽在于理性化的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的“合谋”，它们共同宰制了整个社会系统的资源与机会，亦如哈贝纳斯所指的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蚀和“殖民”。与波兰尼同时代且有所接触的米塞斯、哈耶克等人，则极力鼓吹市场自由主义，但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改革中遭遇了“寒潮”，拉美国家也不例外，东亚地区却因为有国家捍卫，使得社会没被完全侵蚀和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