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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治理——2014年农村社会学论坛综述
2014年07月22日 23: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社科院社会学所供稿 字号

内容摘要:由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和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和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联合举办的“2014年农村社会学论坛”在贵州省贵阳市成功召开。与会专家学者主要围绕农村土地与城镇化、农村养老问题与社会保障、乡村治理与公共服务、社区文化与社区发展等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交流。本文对上述议题中有代表性的见解做了简要概括。

关键词:城镇化;农村养老问题;乡村治理;社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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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由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和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和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联合举办的“2014年农村社会学论坛”在贵州省贵阳市成功召开。与会专家学者主要围绕农村土地与城镇化、农村养老问题与社会保障、乡村治理与公共服务、社区文化与社区发展等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交流。本文对上述议题中有代表性的见解做了简要概括。

  关键词:城镇化;农村养老问题;乡村治理;社区文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农村而言,如何促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更加完善、农村发展更加美好,实现新农村建设关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治理目标,这给当前中国农村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课题和要求。鉴于这一背景,2014年7月10至12日,依托于以“全面深化改革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为主题的中国社会学年会,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以及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在湖北省武汉市联合举办“2014年农村社会学论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治理”。举办这一论坛,旨在发挥中国社会学年会的平台优势,动员农村社会学领域的广大学者,积极参与到深化改革和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之中,为农村新发展集思广益,同时也为促进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学术繁荣做贡献;此外,论坛也为这一领域的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提供一个常态化的学术交流平台。

  7月11日上午,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郑杭生先生为论坛做了题为“走向理论自觉的农村社会学”的主题报告。他认为只有理论自觉,才能推动一个学科及其理论的发展。而就如何落实中国农村社会学的理论自觉,郑杭生先生提出了如下三点看法:一是理论自觉需要对学术传统的再认识;二是理论自觉需要对中国经验的再提炼;三是理论自觉需要学术流派的再创造。最后郑杭生先生希望广大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能很好地利用“农村社会学论坛”这一平台,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广交朋友,迎接中国农村社会学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本次“农村社会学论坛”的主题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治理”,与会代表主要就农村土地与城镇化、农村养老问题与社会保障、乡村治理与公共服务、社区文化与社区发展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农村社会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也是事关中国社会全面进步的问题。本文将对前述四个议题中有代表性的研究作简明扼要的归纳,以供有关人士借鉴参考[在梳理时文中所引述的与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均来自《“2014年农村社会学论坛———新时期的中国农村发展”论文集》。]。

  一、农村土地与城镇化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目前我国已进入快速城镇化阶段,一系列城镇化过程中的问题亟需解决,比如农村土地流转、农民工城市融入等问题。

  1.土地流转研究

  农村土地流转是连接城镇化与现代化的桥梁,如何解决好农村土地的流转问题就显得极为重要。而传统的土地流转形式主要存在以政府主导和农民在亲戚、朋友、邻居中自发流转两种形式,前者存在信息滞后、政府寻租等弊端;而后者则存在规模较小无法实现土地的有效利用等弊端。温州大学胡振华等指出了商业土地信托流转存在的优势及现有单纯商业土地信托流转的交易缺陷,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新型“三位一体”[ “三位一体”指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类合作组织的一体化,也是三重合作功能的一体化,又是三级合作体系的一体化。]农协参与土地信托流转模式,形成在政府监管下的“土地市场——商业信托公司——农协——农户”运作模式。并进一步论述了农协与商业信托公司的合作模式对农村土地流转效率及农村土地的资本化与市场化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赣南师范学院杜超群通过分析农户、承包户和政府三大流转主体,以多元主体选择的视角考察了赣南山区的土地流转绩效状况。研究发现,农户主体视角下农户流转土地意愿与农户受教育程度并不一定是正相关;非农就业机会对农户的土地流转影响有限;短期租赁在白鹭乡是农户最易接受的土地流转形式,这与承包户期望的长期租赁形成矛盾;租赁方式,即采取口头协议还是书面合同,往往根据租赁对象的不同而有差异;地方习俗与传统观念对土地流转有一定的影响。承包商在土地流转上户呈现出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并存的实践逻辑;承包手段主要基于乡村精英和政府政策的双重扶持。政府主要的角色是为土地流转提供平台和政策的支持。

  华中农业大学万江红等分析了产生于土地规模流转基础上的家庭农场的实践形态,他们基于对皖南平镇粮食家庭农场的调研,总结了家庭农场的三种生成路径:资本大户分包、返乡青年创业以及农村种植大户转化。现阶段家庭农场呈现出主要劳动力来自家庭内部,原始积累来自农业之外,规模具有伸缩性及促进分工细化的特征,其实践体现出农业生产“无雇佣化的商品化”过程,即家庭农场一方面显著提高了农业商品化的程度,另一方面依然以家庭劳动力为基础,少雇佣且无雇佣经理人。家庭农场是小农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现阶段家庭农场的发展宜注重小农经济的连续性,政策上给以家庭农场规模弹性的空间并促进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

  2.城镇化问题研究

  江苏省社科院张春龙以苏州吴江区为例,分析了城镇化过程中城郊区域出现的人口失序问题:新型混居、人户分离、外来人口众多等人口集聚状况,使传统的人口管理体制和模式无法实现对人口的有效管理。而就如何重构新的人口秩序,他认为有必要促进人口社区化,推动人口的综合管理、协调管理、属地管理、自治管理、网络管理。

  华中师范大学江立华等通过对空间视角下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研究,反思了“村改居”这一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他们认为,“村改居”导致传统农村水平分散的居住空间格局向垂直集中转变。具体表现为,农村居民之间的熟人交往逐渐弱化,居民之间的交往频次减少、时间简短化、内容简单化,并较少涉及情感因素。而产生这种变化的空间原因在于:一是农民集中居住后,公寓楼的阶梯设置造成了垂直方向上行走的高差区分,从而导致高差间交往的不便;二是公寓楼单元化的“门——房”一体结构导致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界限明朗化,缺少了半私密性空间的过渡,空间闭合与开放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农村居民户内交往意愿降低;再次,公共空间相对于私人生活区的外设与远离,导致公共空间使用率下降。他们提出要改善村居环境,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应该通过农民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的自主发展来引导,而不能简单地通过传统农村人居空间的现代性转换来倒逼农民的市民化转型。

  而华中师范大学李飞利用CGSS2010的数据研究了农民城镇化的意愿。研究发现,农民城镇化主要偏向于中小城市,且与城镇购房意愿存在高度的一致性。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对农民城镇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从农民群体内部差异来看,青年外出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最高;经济资本对青年外出农民工、青年在乡农民、中年外出农民工、中年在乡农民四个群体均具有影响;人力资本仅对青年农民有影响;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对青年外出农民工影响不显著,对其他三个群体则具有显著影响。

  3.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

  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民工社会管理模式转型背景下,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南昌航空大学李立文等以个体化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了新生代农民工的适应问题。他们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世界出发,以实地观察和深入访谈获得的资料为基础,主要从消费方式、人际关系网络、打工的主体梦想、改变自我等方面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适应的个体化特征,并从迈向国家主导型的社会移民政策、完善社会权层次上的市民权、发展社会组织和建构发展型的家庭政策等方面提出了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差异化对策与建议。

  华中农业大学田北海等基于对湖北省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从生活场域和情境体验两个方面探讨了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在职业生活场域,商业服务业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水平高于建筑装饰业农民;自雇型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水平高于受雇型农民工。第二,在闲暇生活场域,以居住在集体工棚或宿舍为参照,居住在单人宿舍或套房的农民工与市民社会交往的水平更高;以居住在商品房小区为参照,居住在单位小区、城中村的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水平更低。第三,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交往受到交往情境体验的影响,农民工与市民的关系融洽度越高,其社会交往水平越高。基于上述结论,他们从建筑装饰业农民工社会交往的去内卷化、农民工城市境遇的市民化、农民工生活空间的“去边缘化”和农民工与市民联系的亲密化四个方面提出了促进农民工社会交往与城市融入的对策建议。

  而吉林大学陈延秋等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三个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人力资本中是否参加过培训、培训次数、拥有的技能数以及技术等级四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的影响。而学历水平、务工时间等变量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社会资本中的外地同学亲戚数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数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当地同学亲戚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心理资本中城市归属感、本地人态度、对城市同龄人看法三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对未来变化的预期及生活满意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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