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建设并非一个舶来的词汇，它在中国有其自身的传统，理解这一传统及其目前的沿承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的当代社会建设实践，而且有助于推动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理解。本文在细致梳理社会建设政学传统的基础上，分析当前重提社会建设的背景与预期，并解析当前社会建设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理论反思。

　　关键词：社会建设 传统 国家与社会

　　作者简介：钟涨宝，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院长、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农村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发展研究；狄金华，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与农村社会学。

　　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社会建设的概念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并成为政界与学界的热门词汇。但无论是政界的重视，还是学界的关注，其多将社会建设视为国家应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现实所进行的一项行为选择，而对社会建设这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传统以及当前重提社会建设的传承性重视不够。事实上，当我们在中国语境中认真梳理社会建设的发生史时，可以发现这一源自于国家推动的社会建设蕴含着不同于西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一、社会建设的政学传统

　　社会建设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新词汇。早在1910年代和1930年代，其已成为中国政界和学界比较热门的词汇，并产生了重要影响，构成其在中国语境中的政学传统。

　　（一）社会建设的政治传统

　　在近代中国政界，对社会建设最早、最系统的论述来自于孙中山。在孙中山看来，历经西方列强侵辱的中华民族之所以面临亡国亡族的危机，关键在于中国社会一盘散沙，即在中国“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①。孙中山认为，正是由于此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凌乱散漫、毫无组织性使得国家建设乏力，进而造成了近代中国的国家与民族危机。基于此，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除了强调心理建设和物质建设（“实业计划”）外，还格外强调社会建设（“民权初步”）。

　　1917年的张勋复辟使得孙中山尤为感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缺失，于是孙中山在专研《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 Rules of Order）、参考沙德（Harriette Lucy Shattuck）的《议事规则》（Women's Manual of Parlimentary Law）一书基础上写就了《民权初步》（又名《会议通则》）。孙中山认为，加强社会建设首先就要加强民权建设，即“教国民行民权”。在孙中山看来，“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②

　　从文字上来看，《民权初步》讲的是集会，但事实上孙中山是试图通过集会来组织社会，进而实现国家建设的目标，即通过社会规范（议事规则）的建设来弥补国人缺乏组织习惯和团体生活训练的不足，进而树立全民政治的基础以实现民权主义，由此达至社会秩序与社会纪律的建设，最终形成有组织的国家和民族。所以学习集会、行使民权被孙中山寄予重要的政治预期，即“《会议通则》为教我国人民行使民权第一步方法也，倘此第一步能进，行之能稳，则逐步前进，民本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日”③。

　　在孙中山那里，以民权建设为突破口的社会建设构成了其国家建设制度设计的一部分，换言之，要雪耻图强、复兴民族，则需要改造社会，建设一个有组织性的社会。在孙中山的“社会建设”理念中，社会与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个彼此良性互动的关系，即一个有组织性的现代社会是国家强大的基础，社会秩序的形成规则（如议事规则）是国家能力建设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社会建设的推进也是国家职能的重要内容，孙中山作为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领袖人物，其将社会建设视为自己政治设计的基础，也正说明国家对社会建设的重视。

　　（二）社会建设的学术传统

　　孙本文是中国社会学界较早系统阐述社会建设构想的学者。他除了在《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单设“社会建设与社会指导”一节进行社会建设的内容阐述外④，还撰写了若干“社会建设”的专题论文。在《关于社会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中，孙本文较为详尽地论述了社会建设的对象、范围、目的、标准、途径等基本理论问题，强调中国社会建设要着力解决剧烈社会变迁造成的种种社会失调问题；社会建设必须以社会调查为基础，制定周密可行的计划，通过人才、资源、计划、组织四方面相配合，并从法令、教育、宣传三方面推进⑤。在孙本文看来，“凡可以维持社会的生存，促进社会的发展的，无论其为物质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心理建设、文化建设，均应在社会建设范围之内”⑥。

　　1943年，担任中国社会学社副理事的孙本文主持了以“战后社会建设问题”为主题的中国社会学社第七次年会，次年联合中国社会学社和国民政府社会部合办了《社会建设》月刊，自任主编，连续十多期⑦。作为推动社会建设研究的主要学术阵地之一⑧，《社会建设》月刊“研究有关社会建设的各项理论与实际问题”，包括如何确定社会建设的内容，如何规划社会建设的程序，如何加紧社会建设等；此外，该刊还探讨了社会行政、儿童福利、劳工救济、国民住宅、社会安全等具体问题⑨。

　　虽然有学者对孙本文社会建设思想进行分析后指出，孙本文试图通过将社会学知识服务国家与社会来弱化这一学科的左翼性质和批判锋芒，进而为社会学在本身就控制严密、险象环生的中国社会的发展中赢得“合法的”空间⑩；但不可否认的是孙本文的社会建设思想及其实践都受到传统知识分子“明道救世”思想的影响，期望运用其所学知识，造福民众，推动中国社会之进步。因此，孙本文强调，中国社会建设的主要动因，就是解决剧烈社会变迁造成的种种社会失调问题(11)，而“我们研究社会问题，谋社会问题的适当解决，无非欲挽救国家的危亡”(12)。从孙本文社会建设理念的产生及其特点可以发现，其社会建设的理念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现实紧密地结合着；而他推动的社会学界与政府部门的合作也昭示着在社会建设本身与中国政府的现代行政具有不可分割性，二者存在着良好的互动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