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靖江（右）

　　■本报记者 胡珉琦

　　如果说，民族志作为一种写作文本，通过田野调查对当地文化习俗进行撰写，是人类学最传统的、独一无二的研究方法，那么，民族志纪录片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或者载体，而成为当今影像人类学最主要的研究方法。

　　2014年，美国独立电影人理查德·林克莱特历时12年，跟踪讲述的一个得州男孩梅森从6岁到18岁的成长故事的电影《少年时代》火遍全球。

　　事实上，早在1964年，导演迈克尔·艾普特就用真正的纪录片方式为BBC拍摄了一部片子，以来自不同经济背景下的英国七岁孩童为观察对象，每隔七年记录这群人的生活。这个系列作品叫作《人生七年》，至今已经拍了八季。

　　这不是一部普通的纪录片，它是对当代电影界与学界影响深远的英国民族志纪录片。

　　什么是民族志纪录片？对于国内观众来说，依然是个陌生的东西。

　　所以，这个春节假期，纪录片导演、中央民族大学影视人类学中心主任朱靖江异常“勤快”，对影视人类学公众号进行密集式的参与观察。就在2014年底，他还刚刚出版了一本民族志纪录片创作的入门指导教程《民族志纪录片创作》。

　　2015年，国内的民族志纪录片希冀着将“蛋糕做大”，各类学术论坛、影展等活动将轮番进行。朱靖江希望更多大众能够分享到这种看得见、听得到的文化。

　　从“科学”到“深描”

　　影像人类学或叫视觉人类学，是通过影像载体（影视、图片等）表现人类学原理，记录与描述人类社会的文化变迁。

　　与文字民族志受到的信任不同，影像民族志一度被主流学界边缘化。

　　然而，文明脆弱，世事无常。

　　传统村落的破坏，古老生活方式的消亡，这些内容如果仅用文字是很难完整记录的，尤其是像宗教活动、舞蹈音乐、年节庆典、婚丧礼仪等社会行为与文化活动。从呈现的效果上，文字也没有影像那么直观。除此之外，影像能够超越族群、语言和文字的界限，可以被不同地域的群体所理解、接受。

　　这使得影像民族志逐渐得到认可。

　　不过，最初的民族志纪录片却被“科学”二字所“绑架”。

　　朱靖江对所谓“符合科学标准”的民族志影片进行了形象地阐述：田野被当作人类学家的实验室，民族志被比拟为“实验报告”，那么摄影机自然与显微镜、光谱仪相提并论，成为了数据提供、搜集资料的科研仪器。

　　在方法上，要求绝对客观的记录，不干扰、不介入、不接触，保持“零度情感”。朱靖江说，在那个年代，人类学家甚至认为影片中不能使用特写镜头，因为他们相信，个体不客观，全景才具有科学性。

　　事实上，这也是当时人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

　　可是，与自然科学不同，纯粹客观与实证主义的“真实”并不存在于文化分析中。终于，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人类学研究发生了转型。朱靖江解释，之前人类学家是在发现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现在则更多是在描述、阐释人类社会的多样性。

　　这也使民族志纪录片变得比以前更为灵活。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有些拍摄者认为，仅靠机器观察是不够的，必须要人为介入、互动，才可能把一个群体内在的文化展现出来。

　　因此，当前主流的民族志纪录片是在遵循人类学传统的一些知识体系，进行长时间的田野调查的同时，也和当地人有密切、深入的文化交流。从而对他们的文化，进行更加详细、深入、完整的表述，而不是浮光掠影般的描写。这也被称作“深描”。

　　朱靖江认为，这才是民族志纪录片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