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什么是好的社会学研究”成为学者讨论的热点，其中不乏争议。而“什么是好的社会学研究”首先关涉两个基本问题，即理论与经验的关系及其各自在学科研究中的作用。2014年，这一讨论还在持续，并增加了一些新话题。

　　理论：在“套用”和“对话”之间

　　理论（一般指舶来的西学理论）在社会学研究中究竟有何作为？关于这一问题，存在几种争议较大的观点。

　　首先，中西学的关系。在吴文藻、费孝通等治学的早期阶段，他们采取的路径如应星所言，是取道西方，然后返回中国。费孝通首先在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那里取得硕士学位，之后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西学理论滋养了他所践行的田野调查，如《花篮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也包括此后他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形成的进一步研究，如《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他和当时的同学如李有义、林耀华、杨庆堃、廖泰初等，提出的口号是“到实地去”，并对学者作为西方理论“掮客”的角色深感不安。后来他总结这是学术的“从实求知”之路。从费孝通的求学历程看，早年他接受了多种西方社会学理论，但我们在他的研究中基本看不到“套用”的痕迹。主要原因在于他一直以“认识中国”作为研究目的，有着基本的社会关怀，而不是以生产符合当今所谓学术规范的研究为目的。

　　其次，如何看待所谓“朴素的经验主义”。朴素的经验主义是指，在毫无理论预设的情况下进入田野，通过一系列观察得出一些“接地气”的结论，但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没能与既有的理论对话。有学者对此提出尖锐批评：盲目拒斥西学理论，无法获得既有的研究定位，也无从获得应有的灵感和启示。在这方面，近年来有学者推进了这一讨论，提出在阅读西方经典理论时，还需认识其背后的历史和时代意涵，让思想充满现实感和历史感，否则与西学理论的对话也会流于形式，甚至变为虚荣的矫饰。

　　再次，在研究实践中如何把握一个合适的度，才能保证对中国的研究不流于理论套用，而呈现为一种对话的姿态？这个问题依然涉及理论的功用问题。如同米尔斯对帕森斯宏大理论的批评，理论若无法与经验有效结合，则会呈现为一种空洞的形式；形式主义的观点由于从过高的总体性层次上去理解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所以显得过于静态和抽象。当它与一堆散见的、缺乏洞识的材料放在一起，加之缺乏内在的关联，则易形成蹩脚的研究。这种做法既无助于认识复杂的现实，也无法提供认识人类多样性的洞见。

　　而西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看来还不是一个对等的关系。不断有人质疑一些社会研究：西方社会产生的理论，自然与中国实践存在一定差距，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在这种意义上，很多中西对话，都流于一种形式主义。那么，由中国经验推演出的概念的新意，该如何表述才是恰当的？所谓“对话”其实是一种广义的比较研究，经典的比较研究如韦伯的宗教研究系列。显然比较研究是研究中较难完成的类型，需要研究者花费较大精力。在形式主义的“对话”研究中，容易出现“两张皮”的状态，即研究中“理论回顾”和“实践分析”被放在同一篇文章中，本应是水乳交融的状态，结果却呈现出“油”和“水”的关系，看不出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无法达到“比较研究”应有的高度，沦为一种缺乏现实感和历史感的形式之作。

　　那么，怎样才能做好对话研究？又如何将“对话”与“套用”区分开来？在一篇文章前言中加入“文献综述”，在学院派看来，是培养学生研究的必经之路，也是美国社会学论文的惯用套路，这种方式的好处是便于评价。但是“文献综述”也有这样的情况，即如米尔斯所批评的那样，在抽象经验主义中，一些研究者往往没有耐心去做，最后成为一种用理论去概括经验研究并努力赋予其意义的努力，或者如一般人所说的“编出个像样点的故事”。米尔斯认为，这样做很危险，因为任何一种社会研究都是由思想推进的，并且只能由事实加以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