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邢朝国　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

　　本文的写作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转型期社会不满情绪的法社会学研究 ”（１２ＣＳＨ０１３）和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工程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基金（ＹＪ２０１２－０１２）的资助。

　　《大众的反叛》１是现代大众社会理论的经典之作。２在该书中，加塞特提出了 “大众的反叛 ”（ｔｈｅ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这一命题，即大众越过自己的界限，开始占据最高的社会权力，而这些权力原本属于社会精英。要说明这一命题，我们需要弄清楚这样几个基本问题：何为界限？大众的反叛与界限之间有何关联？大众又为何要反叛？对于这些问题，加塞特从史学、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诸多学科角度加以剖析，用极具洞察力的语词为我们勾勒了现代公共生活中大众的图像及其反叛心理。

　　一、作为一个理论命题的 “界限 ”

　　要理解大众的反叛，我们必须先了解 “界限 ”（ｌｉｍｉｔｓ）一词。 “界限 ”是现代及后现代社会理论中一个独特的、具有丰富解释力的词语。当然，在不同理论家的理论体系中， “界限 ”的意涵和功能是有差异的。例如，在福柯那里，界限是监狱、精神病院设置的监禁和排斥另类分子的围墙。布朗肖在评价福柯的《疯癫与文明》时便说道， “与其说这本书是一部疯癫的历史，不如说是一部有关界限的历史，借助界限，一种文化排斥了某些东西，将它们放在了言语的边界之外，成为写作难以到达的外面 ”。３在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中，界限则是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群际差异，是基督徒出于自我认同的需要，在自己与作为他者的犹太人之间划定的界限，该界限体现在犹太人的居所、衣着和社会交往等日常生活当中，如犹太人长期居住在城镇里的孤僻角落，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禁止通婚、共餐等，而当犹太人僭越了社会设置的一条本应该划分清楚并保存完好、使之不受破坏的界限，穿得跟其他人一样，并出现在城市中心的街道上时，那二者之间原有的秩序和安全距离便不复存在，其结果是，基督徒的反犹主义情绪被激发出来（鲍曼，２００２：４１－６８）。

　　在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中，界限则是参与特定社会活动的资质和能力的限制。加塞特（２００４：８）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有一些活动按其本质来说是需要资质限制的， “没有非凡的天赋是实现不了的，比如说某些艺术和审美的活动、政府的功能，以及公共事务中的政治判断等等 ”。也就是说，一些社会活动存在界限，它要求活动参与者具备一些特殊的技能，因此，并非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其中。一个有序的社会需要将这些活动掌握在具备了相应资质的人手里，唯有此，社会的文明和成就才能得以维系和推进。

　　越过 “界限 ”：现代公共生活中的大众进一步而言，在加塞特的论述中，界限是一个能力的极限，在界限的一边，是我们能力可及、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在界限的另一边，则是超出我们的能力和资质的领域。 “这是一个极限，我在这里一无所能，那是比我优秀的人的天地 ”（加塞特，２００４：５２）。

　　据此，加塞特提出了自己对社会大众和少数精英的定义，即社会大众（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ｓｓ）是没有特殊资质的、平庸的个人之集合，即普通人，他们在欲望、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一致，只求与他人相似，过着放任自流、懈怠消极的生活，他们目光短浅，安于现状，害怕改变；而少数精英则是具有特殊资质的个人或群体，他们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赋予自己重大的责任和使命，过着勤奋、有纪律的生活，他们的欲望、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不同于大多数人。需要强调的是，加塞特区分的大众和少数精英，并不是社会学视域中社会阶级的划分，而是两类人的划分。

　　按照加塞特对社会大众和少数精英的定义，每个社会阶层当中都可能存在精英和大众，即社会上层中有大众，社会底层中也会有精英。这正如加塞特（２００４：８）一再声明的， “大众并不简单地等于劳动阶级，大众就是普通人 ”。

　　二、何为大众的反叛

　　以往，对于特定的社会活动，大众有自知之明，知晓并接受这些活动存在的界限，清楚自己不具备特殊的技能，所以安于其位，遵从比自己优秀的精英的安排。而如今，大众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们不再承认界限的存在，不认为自己是二流的，不接受别人比自己优秀，不甘心扮演服从者的角色（在此意义上，大众的反叛其实是大众反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态度的驱使下，大众 “决定登上社会生活的前台，攫取地位，使用设备，享受迄今为止只为少数人所保留的乐趣 ”（加塞特，２００４：９）。例如，大众模仿贵族和精英去剧院看戏，去咖啡馆交际会友、谈论时事，等等。这些一夜之间崛起的大众像潮水般涌向现代文明的高雅之地，而这些地方及其设施毕竟有限，原先只为少数精英所使用，因此，不难想象，扑面而来的大众势必使这些地方拥挤不堪。在书中，加塞特描述了大众时代的种种现象，例如，咖啡馆人满为患，剧院里挤满了观众，列车上挤满了旅客，公园里挤满了散步的人，大众的身影无处不在。

　　加塞特忧心忡忡地警告世人，大众干预甚至僭取那些数量有限的并只适合少数精英的活动成为当今这个时代的一般特征，并宣称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已经日益大众化，大众取代精英、占据最高的社会权力的 “大众时代 ”已经来临。在大众占统治地位、掌握决定权的社会里，大众总是自恋地从自己的角度来评判一切（这些角度通常是平庸的），理直气壮地把自己的欲望和喜好强加给社会以及他们可触及的一切地方，在政治和公共事务中推行自己炮制出来的奇思怪想，并认为自己有这样的权利，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他们 “把一切与众不同的、优秀的、个人的、合格的以及精华的事物都打翻在地、踩在脚下；任何一个与其他人不相像的人，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考虑问题的人，都面临着被淘汰出局的危险 ”（加塞特，２００４：１０）。这意味着，大众的趣味、欲望、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将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蔓延，甚至左右专业领域。例如，在知识领域，知识分子丧失了原来的独立性，他们在发表评论时会顾及自己的观点是否符合普通大众的思想观念，或在多大程度上能被大众接受，作家在写作时会考虑读者的趣味和需求，凡此种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