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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方法创新与扶贫创业模式精准化探索 基于农村扶贫创业的实践研究
2020年02月19日 09:42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1期 作者:李文祥 吴征阳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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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文祥,吴征阳,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李文祥,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吴征阳,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生,专业方向: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

  内容提要:当前,中国乃至全球范围推行的“增能型”扶贫创业模式存在着无法精准的困境,其根源在于贫困文化的挟持和社会排斥的阻碍。通过创新社会工作方法,将社会工作方法融入具体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能够对贫困者进行有效的惯习矫正与能力训练,消除贫困文化对贫困者的挟持,以及社会排斥对贫困者的阻碍。既从资源层面对贫困者进行扶持,又立足管理层面解决贫困文化和社会排斥的不利影响,对扶贫创业模式从“单项增能型”到“双向协作型”的转变进行实地试验,对当前扶贫创业的精准模式探索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关 键 词:社会工作/扶贫创业/精准化/增能型扶贫创业模式/协作型扶贫创业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吉登斯、哈尔与梅志里等欧美学者开始倡导发展型社会政策,提出社会政策应该避免单纯的救济与消费,转而具备投资和产出功能。世界各国的扶贫模式也随之由以救济与消费为特征的“救助型”,逐渐转换为以投资和产出为特征的“增能型”,即不再仅仅为贫困者提供生活救济,而是力求提升贫困者的就业创业能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农村反贫困政策中就已经开始推行“增能型”模式,为贫困村民提供项目资金与技能培训,并建立村办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济组织,在扶贫初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些举措是在传统文化观念与社会关系网络未变的情况下开展的,村民还是以旧有思想观念与行为习惯从事生产活动,缺乏新的社会关系的支持与带动,致使农村反贫困事业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出现脱贫率与返贫率双高现象。可见,“增能型”模式仍然存在着问题与不足,扶贫创业的精准开展还需要探索新的模式。

  “增能型”模式的不足在于无法应对贫困者的贫困文化与社会排斥。而“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改善人与环境互动状态的专业方法,“需要有关人类行为、社会、经济、文化及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知识”①。其功能之一是链接资源,既能够为贫困者链接经济要素资源,也能够链接教育、培训而为贫困者提供管理要素资源,进而为贫困者“增能”。同时,社会工作的另一功能是有效改变服务对象的思维与行为习惯,帮助其构建社会关系网络,从而能够打破贫困者的贫困文化与社会排斥。逻辑如此,现实却不容乐观。社会工作作为一项事业与方法肇始于西方,并基于欧美社会的实践而形成了社区、个案与小组三类基本方法。尽管这三大社会工作方法目前已经在我国广泛使用并发挥出应有的功能,但基本上面向一般性的服务性救济,尚未应用于扶贫创业。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将社会工作方法应用于扶贫创业,以突破“增能型”扶贫创业模式的困境?为此,我们以J省J村为基地,进行了社会工作方法创新与扶贫创业模式精准化的实践和探索。

  一、扶贫创业模式的困境与社会工作介入

  J村地处J省东部山区,作为其所在县的12个省级贫困村之一,人均收入水平在当地平均线以下,贫困状况明显。J村具有我国贫困村的典型特征:人口受教育程度低,缺乏各种劳动技能。能够用于种植业的土地较少,土地较为贫瘠,不适宜开展大面积传统农耕活动。

  1.“增能型”扶贫创业模式的困境

  2015年8月,我们社会工作服务团队到J村开展了实地调研,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的方式,对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社会关系等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表明,J村的扶贫创业关注的是贫困者对经济要素的拥有,着眼于生产资本、劳动技能,符合“增能型”模式的内在规定。但在近几年的扶贫创业活动中,虽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农村的经济水平有所提高,也暴露出了增能型模式的缺陷。其一,贫困者的外在依赖性强,缺乏自主运营生计项目的能力。近年来,虽然政府和社会各界提供大量资金支持,依靠培训机构为农民提供岗前培训和技能培训,但是贫困村民自身却存在很强的对外在援助的依赖性,自身的生产与经营能力并未得到锻炼,导致项目入不敷出,多以停产告终。其二,脱贫率和返贫率双高。多年的扶贫创业并未取得预期效果,扶贫项目所提供的资源仅使贫困农民暂时性脱贫,在短期内成效较为明显。但是由于贫困农民缺乏自主运营能力,对外界支持的依赖性高,发展无法持续而呈现高脱贫率与高返贫率交替的现象。

  2.“增能型”模式陷入困境的根源

  “增能型”扶贫创业模式的理论基础来自经济学的经济要素视角与管理学的管理要素视角。在一般性经济学视阈中,贫困是由于贫困者的资源禀赋欠缺、劳动技能低下等因素所导致的收入不足。在一般性管理学视阈中,贫困是由于贫困者的管理技能低下等所导致的收入不足。但扶贫创业的成功还同时需要第三种视角,即社会学的贫困文化和社会排斥视角。因为在社会学的视阈下,贫困是由于贫困者遭遇到微观个体层面的贫困文化的挟持和宏观结构层面的社会排斥的阻碍。

  贫困文化是指贫困者拥有的使贫困状态不断延续的价值观念与行为习惯,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Lewis)最早发现贫困群体拥有自身特有的生活方式,即贫困文化,它通过贫困群体内部的交往得以不断强化与传承。②具体到J村贫困村民,贫困文化体现在八个方面:得过且过、安于现状的生存观;不求甚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小农本位、重农轻商的经济观;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度日观;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婚育观;方术迷信、崇拜鬼神的宗教观;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③进而,J村贫困村民在生产中不仅自身缺乏面向市场的进取动力,而且表现为家庭本位、排斥合作。这无疑是一种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个体行为方式的求新求变、群体行为方式的合作共赢相背离的贫困文化,它使村民在拥有技术与资源的情况下也无法利用其改变生活现状。在以往的扶贫活动中,政府主要关注的是J村物质层面的生产和生活,忽视了村民的传统思行方式,贫困群体本身的思想和习惯并没有得到提升,从而没能产生积极主动地参与生产和发展自我的意识与习惯,致使短期脱贫后呈现出高返贫率,扶贫效果无法持久。

  “社会排斥”是指社会弱势群体无法参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主体或普通的经济、政治、社会交往、文化活动的一种权利缺失状态。包括在经济上无法参与主流的就业、创业活动,在政治上无法参与主流的选举、被选举及决策活动,在社会交往上无法进入主流群体的社会网络,④在文化上无法根据主流价值观而展开自身的行动。

  在J村,贫困村民在政治上具备参与村委会的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也能够参与各种集体决策活动;在经济上能够通过政府的技能培训获得一般性的就业岗位,能够通过政府提供的资本开展一般性的创业;在文化上能够通过社会各界的宣传教育树立劳动致富、富家兴国的理念,符合当代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但在社会交往上由于陷入“差序格局”,为主流社会网络所排斥而缺乏获得有效信息与资源的机会。因此,贫困村民即使不存在资金、技能方面的障碍,也会由于社会交往的障碍而无法成功开展各种生计项目。

  增能型扶贫模式注重投资、教育和培训等,对贫困者的生产能力起到了增进作用。但由于微观层面的贫困文化与宏观层面的社会排斥的限制,加之缺乏对村民“自助、自主、自立”观念与能力的培养,贫困群体难以打破恶性循环,使扶贫活动不能长久有效地发挥作用。面对中国农村扶贫创业的当前状况,只有改变贫困文化、打破社会排斥,才能解除现实的桎梏而使贫困村民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

  显然,如果促进贫困村民创业的思路仍然是增能型扶贫创业,那就难以保障脱贫致富的可持续,仍然无法实现扶贫的成功。这就需要我们另辟蹊径,避开简单增能的陷阱,针对增能型扶贫创业陷入困境的根源,构建精准化的扶贫模式。

  3.社会工作的介入

  社会工作是一种专业的助人方法,是强调“助人自助”以挖掘扶助对象的潜能,发挥其能动性的服务活动,包括社区、个案、小组社会工作三类基本方法。社会工作的扶助对象是有需求的社会弱势群体,既包括物质需求,也包括在精神、社会关系方面的需求。社会工作的实质就是改善扶助对象的社会适应状况,激发其内在潜力,调节其与外在环境的互动方式,使扶助对象实现良性的社会适应。具体说来,社会工作一方面能够通过链接经济要素资源、管理要素资源,为贫困者“增能”;另一方面能够改变服务对象的思维与行为习惯,为其构建新的社会网络,从而消解贫困者所遭遇的微观的贫困文化与宏观的社会交往排斥,摆脱增能型扶贫创业的困境。

  就国内外的理论与实践状况看,社会工作在扶贫中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些相对固定的介入路径:一是“委托—代理”型,即由政府、企业及基金会等主体向社会工作机构购买扶贫服务;二是“协作—互助”型,即政府、企业等主体与社会工作机构协作互助,共同开展扶贫;三是“外展—介入”型,即社工进一步将贫困个体、贫困家庭或贫困社区扩展为工作的对象,并建立以缓解或消除贫困为主要目标的帮扶关系。⑤然而,当前以这三种方式介入扶贫的社会工作面向的仅仅是一般性的服务性救济,聚焦于日常照料和教育培训,而非针对贫困者的创业活动。针对参与创业活动的贫困者,我们更需要立足扶贫创业的自身属性,改造社会工作基本方法以有效发挥社会工作的功效。从而帮助贫困者改善思维和行为习惯,构建有效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实现有效脱贫。

  二、社会工作方法的导入与创新

  在扶贫创业这一社会工作尚未触及的非传统领域,我们需要基于扶贫创业的自身属性,从具体的地方性资源与习俗出发,改进社区、个案与小组社会工作方法,以有效应用于贫困治理。

  1.社区社会工作创新及其新平台

  社区社会工作的基本内容是社会工作者从社区所存在的问题出发,制订行动方案,组建团队,筹集资源,执行计划,推动社区发展。包括社区发展模式,即立足社区资源,动员社区成员参与社区事务,并相互沟通、合作,解决社区问题和满足成员需求;社会计划模式,即根据外界专家对社区的调查研究,制定并执行行动方案,化解社区问题;社会行动模式,即针对社区问题,发动社区成员,使用抗争的方式改善社区的结构和制度,维护社区成员的利益。然而,这三种方式都是社会工作机构直接面对服务对象开展工作,社区贫困者知晓自身是在外力帮扶下进行创业,因而缺乏动力与风险意识,呈现出的并非真正的市场化生产经营场景,加之贫困文化的保护与社会排斥的存在,难以发挥出自身潜力实现创业成功。为此,社会工作团队需要改变传统的社区社会工作介入模式,引入与贫困者进行市场化合作的经济组织,由其直接面对服务对象,为贫困者提供真实的市场化的生产经营场景,让贫困者在真实的市场风险下进行创业,产生内在的创业动力。

  社区社会工作介入的前提在于明确社区的各个行动主体,这就需要社会工作服务团队首先理清J村贫困治理场域中各个主体的目标与优劣势,明确各方的行动机制,从而获得扎实的合作基础。

  其一,对于贫困者本身,根深蒂固的贫困文化限制了其有效利用信息与资源的途径,而且以家庭为中心的合作观念容易造成群体性的社会排斥,难以在扶贫支持中形成有效的社会资本。致使物质与技能资本在扶贫创业活动中失效,并使村民产生“等靠要”情绪。但他们期待着能够脱贫致富,尽管劳动能力的低下阻碍着生产的开展,但其对薪金水平的要求也较低,具备与外界合作创业的成本优势。

  其二,就基层政府而言,一方面责任感与工作执行力强,积极执行国家扶贫政策,也能够通过权力保障效率;另一方面却受自身角色、资源所限,无法直接参与到社区及贫困者生计发展之中。并且,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两点一线式的制度体系忽视了贫困群体的社会化交往,不利于贫困群体的社会关系网络构建。

  其三,就社会工作团队而言,一方面拥有专业的助人技能,希望为贫困村民提供能够践行创业自主性与行动团队性的训练;另一方面却为自身角色、资源所限,缺乏资金及技术,也难以提供践行创业自主性与行动团队性的训练。

  因此,合适的社区社会工作平台,就应该是在基层政府的支持下,以社会工作团队为主体,联合贫困村民,以及为贫困村民链接能够提供真实的市场化生产场景的经济组织,立足社区自身资源条件,分析它所可能选择的产业方向,分析贫困者的生计倾向与劳动技能,选择并引入与社区及贫困者的资源条件相匹配的经济组织,建立起实际运营的经济实体;在具体的生产经营中消解障碍贫困者创业的贫困文化,培养贫困者勇于进取、勤于劳动的创业精神,助推其面向市场需要拓展社会交往。

  于是,根据J村临近旅游区的区位特色,社会工作团队链接了拥有旅游业从业经验并计划在乡村旅游领域创业的M先生,由他与J村村民发起木屋民俗文化旅游专业合作社,还链接了一家大学生创业企业——拥有山野菜新品种和先进的种植培育技术的农业科技公司。进而,协调旅游合作社与农业科技企业,采用龙头企业带动贫困户的方式,企业(合作社)付给贫困者房屋设施及土地租金,并支付工资。贫困者在自己的土地与房屋设施上开展生产经营,并由社工及企业(合作社)管理人员在生产经营中使用个案与小组社会工作方法,对参与劳动的贫困者进行干预,以企业(合作社)的生产经营实际作为改造贫困者思想与行为的平台,逐渐培养贫困者生产经营的主动性与能力,拓展贫困者的社会交往范围。

  社会工作团队推动旅游合作社与贫困村民签订15年的院落租赁合同,并提供3万元左右的民宿装修款,组织贫困村民经营旅游项目,对贫困村民的工作统筹管理,双方资源互补、互利双赢。一期项目改造出7个民俗景点,包括放山人家(介绍人参采挖、人参典故等)、豆腐坊(现场展示豆腐制作、提供豆浆等)、抗联(介绍东北抗联、军装拍照等)、萨满风情(表演萨满舞蹈等)、猎户家(展示狩猎工具、相关动物等)、酒坊(现场展示酿酒器具,销售白酒等)、煎饼人家(现场展示煎饼制作、提供煎饼品尝等)。社会工作团队推动农业科技公司与贫困村民签订10年的土地租赁合同,根据当地市场价格提供土地租金。同时承诺雇佣作为扶助对象的贫困村民,将其组织起来开展当地土特产的种植经营,农业科技公司在山野菜及中药材的栽培、销售的全过程指导、监督贫困村民,双方资源互补、互利双赢。

  由此,社会工作机构既运用自身链接资源的功能,为贫困村民引来扶助者;更通过将社会工作方法贯彻于企业的生产经营之中,运用严格的奖惩措施改造、优化贫困村民的行为方式与思想观念,以超越贫困文化的障碍,消解社会关系的排斥,培育贫困村民的自主性与生计项目的可持续性。

  社会工作介入下的扶贫创业一经成功,贫困者将收获生产发展与生活改善,经济组织将获得经济效益及社会声望,社会工作团队将收获实践锻炼与社会效益。在利益协调机制与合作共赢的原则下,三方更愿意以多方合作的形式,将自身的各种资源及优势合理整合、充分利用,共同推进产业的实体化进程与经济的社会化构建。社会工作团队协调经济组织资源,进行社会工作方法的介入;企业性经济组织提供项目所需技术、资源以及管理;贫困村民提供土地、人力物力等资源,并具体参与和开展各种农村发展项目建设。利益协调机制为三方的合作共赢提供了组织动力,为“新社会工作平台”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2.个案社会工作创新

  个案社会工作的一般方式是针对有问题的个人或家庭,定期地开展让服务对象能够认同与愿意接受的服务,以达成其与社会环境的良性互动。但贫困者的贫困文化是对其自身的文化保护,贫困者的社会资本尽管匮乏却也为其自身所熟悉和习惯,在没有相应的利益替代的条件下试图对其予以改变,显然难以为贫困者所认同与接受。为此,社会工作团队联合旅游合作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改变传统的个案社会工作的问题介入型的开展方式,将个案社会工作方法融入日常的生产经营管理中。具体说来,就是社会工作团队成员和企业性经济组织管理人员一起将社会工作方法融入具体的经营管理,面向贫困村民开展个案工作。

  个案社会工作的原则之一是个别化,社工与企业(合作社)管理团队充分尊重贫困人口的个体差异,避免使用一般或统一的策略应对他们的独特需要。而是通过走进贫困村民生产、生活,同他们聊天谈心,在获得村民接纳的同时展开个别化的扶助。

  以C叔为例:J村贫困村民,55岁,2014年做过脊椎手术。因村干部疏漏,术前没有领到政府救济款,向村里反映后也没有弥补上,因此对村干部心存不满。在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情况下向民政部门寻求借贷帮助无果,导致对政府不信任感较强。最终花光积蓄四处举债才勉强支付手术费用,术后虽然病情稳定,但丧失较大部分劳动能力,情绪消极,没有能力支付房屋改造费用。

  根据社会工作的“人在情境中”原则,贫困不仅仅是个人问题,往往与其家庭环境、社区环境等息息相关。在此基础上,社会工作团队成员和合作社管理人员通过入户访谈,梳理了C叔的家庭情况。案主与妻子共同生活,无子女(儿子早年因家庭纠纷喝农药自杀),夫妻二人经历了相当长一段低潮;妻子患有腰脱,基本无劳动能力,早年曾外出务工挣钱,项目开展前夫妻二人几乎没有收入来源。同时,又向邻里和村干部了解了C叔的社会关系,发现其社会网络较为简单,为人忠厚老实,除亲戚邻里外不常与外人沟通,对村里生活水平较好的人家和村干部存在排斥情绪。

  社会工作团队成员和合作社管理人员在深入了解情况后,协助C叔澄清了自己面对的主要问题。一是面对医疗支出造成的负债和民宿改造需要的费用,家庭已无力继续承担;二是C叔夫妇不具备在农村开展一般性生产的体力,难以获得维持正常生活的收入;三是疾病、贫困与丧子三重折磨导致情绪低落,没有生活的信心。

  随后,根据社会工作强调的案主自决原则,社会工作团队成员和合作社管理人员通过进一步的工作,让C叔充分意识到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摆脱困境,他虽然处于困境之中,但仍然具有自我选择和自我决定的能力和权利,社会工作团队和合作社只是协助者,自己才是解决问题的主体。于是,社会工作团队成员和合作社管理人员与C叔共同协商确定了个案工作的整体目标:一是偿还债务并凑齐房屋改造费用,缓解燃眉之急;二是恢复家庭生计,有生活来源;三是重拾生活信心。

  接着,社会工作团队沟通合作社,通过预先支付房屋租金的方式解决案主无力支付民宿改造费用的困难,待C叔家庭经济状况改善后偿还租金;同时,由于C叔是本地人,对于山参的采挖较为熟识,决定安排C叔负责“放山人家”景点,负责向游客介绍挖野山参的流程、野山参与人工养殖参的区别,讲解如何找人参、人参种植情况等。接待大量游客后,C叔的精神面貌获得巨大改观,性格也有所变化,从过去的沉默寡言变得能说会道,对村干部和合作社负责人的态度也由排斥变得较为理智和冷静。

  3.小组社会工作创新

  小组社会工作是以小组的形式开展助人活动,依托群体动力机制,提升服务对象的社会适应能力。其功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改善村民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为增能的实践活动奠定基础。通过同质小组和异质小组成员的沟通和交流,改善部分参与性不强、积极性不高的组员的心态,而且在成员互相帮助的过程中,激发出自我成就感,学习并巩固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和价值观,从而生成改变贫困的自我效能感,建立对脱贫致富的自信,并将其情绪、观念与行为方式提升到创业文化层面,以此作为村民增能实践的前提和基础。其二,挖掘小组成员潜力,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社会工作者运用优势视角理论,在各个成员的互动中寻找各自潜在的禀赋,并通过组建小组为各个成员的成长构建适宜的氛围与环境,进而通过开发潜质而使其具备有效从事相关工作的能力。其三,在小组工作开展过程中,鼓励组员参加集体活动,使其学会领导、服从、参与决策等方法,并积极承担责任。同时,发掘农村社区的领导者,促使贫困群体自主性发展。

  小组社会工作的一般方式也是针对有问题的服务对象定期开展服务,但同样由于贫困者受到贫困文化的束缚和对自身匮乏的社会资本状态的习惯,在没有相应的利益替代的条件下,小组社会工作难以改变贫困者。为此,社会工作团队联合旅游合作社、农业科技公司,改变传统的小组社会工作的问题介入型的开展方式,将其融入日常的生产经营管理中去。具体说来,就是根据岗位分工不同,对贫困村民进行组别划分。进而,在小组成员、社会工作团队成员和企业(合作社)管理人员的统一协商下订立了小组的目标。

  其一,在认知层面,促使贫困村民发现自己存在的问题与偏差,通过调整原有认知倾向,明确自身发展的方向与路径,提升改变自身贫困的主动性与自信心。

  其二,在个体行为层面,通过制定与薪资报酬直接相关的规章制度,如上班本人签到否则不计工作时间,工作期间喝酒扣工资等,强化组员的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逐渐形成组员互相监督的机制,减少偏差行为的发生次数。

  其三,在人际沟通层面,促使贫困村民理解企业(合作社)运营的困难,配合社会工作团队和企业性经济组织工作的开展。

  其四,在能力建设方面,提高自我控制能力,增强团队协作能力,提升自身能力与素养。

  其五,给予成员展示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

  这样,就将小组社会工作的思想方法融入生产劳动过程中,避免了照搬常规小组社会工作方法所产生的生硬感和村民的不信任,也避免了村民产生社会工作团队成员和企业(合作社)管理人员在以专家或精英的姿态教育自己的心理不适感。从而提高了小组社会工作的有效性,切实帮助贫困村民积极改变自身。

  三、社会工作介入的实效与扶贫创业的模式转换

  经过近二个周期(24个月)的社会工作介入活动,“社会工作机构”及其引入的企业(合作社)一方面推动扶贫项目不断发展,直至成功;另一方面也通过社会工作方法的创新,使贫困者超越贫困文化的障碍与社会关系的排斥。同时,社会工作服务团队对农村扶贫创业的协同,还超越了目前普遍应用的“单向增能”模式,实现了向“双向协作”模式的精准化转换。

  1.社会工作介入的实效

  自2015年11月以来,旅游合作社在民宿改造及房屋租金、村民工资的投入累计达100万,前期一直未能盈利。但坚持近1年下来,于2017年春季期间实现12万左右的盈利。而对于贫困村民而言,则早已实现了脱贫,平均每户房租收入近2万元,人工收入近2万元,合计4万元。而且由于项目主要盈利期为6、7月及春节前后,让原本冬季青黄不接、坐吃山空,开春后又即将迎来一大笔花销的村民增加了收入,也促进了村民正常生产的发展。

  贫困村民的日常观念与习惯也得以改变。以C叔为例,其工作集中在春节前后(11月到次年2月)和暑期(7月、8月),一年5个月左右,一天80元,一年房租和营业收入有2万以上,其他时间工作任务轻,可自谋财路。C叔以前一直悲观消极,有酗酒倾向。但随着社会工作者对其进行了自信心的干预,并提供了经营家庭景点的增收机会,C叔开始树立起自我发展的目标与信心。加之旅游合作社每天早8点都有例会,规定工作期间不准饮酒,违者轻则罚款、重则解约。C叔逐渐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不再酗酒度日,反而开始勤勉工作。

  这实际上就是运用社会工作方法中的优势视角来扶助贫困者,根据贫困的原因、拥有的技能,发现贫困者的优长之处,并纳入相应的劳动岗位。劳动能力不强的贫困村民,也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参与到产业中来,以此培养自强意识,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增强自信和满足感。用具体的商业模式和管理方法让贫困者自己获得收入而不是被给予,满足贫困者被尊重的需要,并形成良好的劳动纪律与生活习惯。同时,旅游合作社将贫困村民组织进日常的旅游营销之中,派出团队前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客源地宣传,与当地旅行社合作吸引客流,而不再消极地依赖“地接旅行社”。这的确让贫困村民眼界大开,也让他们的社会网络拓展至北京、上海、广州等客源地,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社会排斥。目前,旅游合作社的管理层正准备将自身从J村撤出,以面向更多的村寨开展民俗旅游。旅游合作社的撤出,并没有影响相关贫困村民的创业,因为他们不仅培养出了创业致富的积极性、主动性,也拥有了足够的社会资本,基本具备了在无外力依赖的状态下自主创业的能力以及独立运营项目的能力。

  农业科技公司是一家大学生创业企业,在土地租金、生产投入、人工工资的投入上,自2016年3月以来累计达30万,由于其产品长白楤木尚处于育苗状态,一直未能盈利。但到2017年春季其产品长白楤木幼苗及葡萄园的价值已达近52万,拥有了22万元左右的盈利。而对于贫困村民而言,则也早已实现了脱贫,每户土地租金年收入近2000元,人工收入平均近4000元,合计6000元。

  项目开展后,贫困村民的精神状态与行为方式也都有了巨大的变化。以贫困村民L叔为例:现已年过60岁,难以从事较为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前曾自己种植中药材当归,但最后由于销路等问题不了了之。目前向企业出租土地及看护房屋,并负责对有合作关系的村民进行组织与管理。主要工作内容是为种植长白楤木平整土地、浇水、除草,在葡萄园种植各类葡萄、修剪葡萄苗等,并与企业聘请来的种植专家、技术员相互配合,共同开展长白楤木、葡萄的养护,以及进行长白山本地猕猴桃的试种植。目前工作分布在5月到10月,一年土地及房租和工作收入共10000元左右。

  L叔以前一直觉得自身已经无法再像年轻时一样参与生产劳动,但由于企业的生产需要天天参与,还能够向以前难以接触的种植专家、技术员时时学习,加之拥有了通过自身劳动获得经济收入的机会,目前已拥有了开展生计项目的信心与主动性,开始面向市场思考开展合适的项目,并养成了精细持久、保质保量的劳动习惯。同时,由于在生产中时时接触各类专家,沟通各种市场渠道与政府事务,L叔等贫困村民的社会交往也从局限于家庭与村庄拓展开来,社会关系的排斥逐渐消解,基本具备了在无外援状态下自主创业的条件与能力。

  2.从“单向增能”到“双向协作”模式的转变

  在社会工作团队介入以前,J村的扶贫创业是由政府主导的对贫困村民实施的“单向增能”模式,即仅仅通过资源协作实现增能。虽然政府依照国家政策为农村扶贫投入了大量资金,并针对贫困村民实施了农村劳动力岗前培训和技能培训,试图改善贫困村民的生计发展,但多年的扶贫工作并未取得预期的良好效果。贫困村民虽然已经走出了社会救济的“被输血”阶段,但这种单向增能型的扶贫依然停留在“外部驱动造血”的阶段,没有使贫困村民真正拥有“内部激励造血”的能力,依然没有彻底摆脱贫困。这种单向增能型的扶贫创业模式,是以国家为核心,由党委政府向贫困村民进行生产能力的增能扶助。但贫困村民不仅受到贫困文化的影响,而且在日常交往过程中更愿意与自己的血亲进行交往,与较高层面群体的社会交往存在着断裂。由于交往对象同质性强,无法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与资源,加之本身并没有被带入到产业层面的社会关系中,致使贫困者未能有效、自主地参与生产、交换活动,经济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从而出现了“技能增值、效率低下”的现象。

  如果我们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贫困村民的思想与行为方式,培养他们的“自助”观念与能力,带动贫困者跳出“血亲圈”的狭小社会关系网,且与政府、市场等施援方建立社交网络,打破贫困者的社会关系排斥,让贫困者能够主动地参与到外界扶助建立的农民种植合作社或企业中去,那么这些合作社与企业只能是“被成立”或“被引入”,而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帮助贫困者脱贫致富。单向增能型扶贫的“外界驱动造血”可以在资源支持下进行生计援助,但难以培养出贫困者的自主发展能力,无法建立长久的社会支持基础。

  “单向增能”型扶贫模式对贫困者进行了专业知识与技能方面的培训,这仅仅是外部力量与贫困者在资源上的协作,并未与贫困主体在管理中进行协作,依靠的是外部主体来驾驭外在资源,没能让贫困者摆脱贫困文化与社会排斥,难以实现脱贫。而有效的扶贫所需要的不是单方面的生产增能,它还同时需要外部主体与贫困者在资源的管理中进行协作,使贫困者作为主体参与生计项目的生产与经营。不仅参与生产的全过程,借此逐渐摆脱贫困文化而生成支持创业的理念与行为方式;也参与面向项目外部市场的交往,从而逐渐摆脱社会关系的排斥而将自身的交往拓展至生计项目所需的社会关系网络。将扶贫模式由“单向增能”,转换为“双向协作”,这是扶贫创业成功并可持续的机制保障。

  塑造双向协作的关键在于中立性的第三方介入。因为在传统的“单向增能”模式下,政府投入扶贫资金对农民进行技术、教育等方面的培训,单方面对农民进行生产增能,第三方不易存在,难以形成政府与企业、贫困者之间的对等平台,不利于贫困者观念的转换及社会网络的扩大,也不利于政府对贫困者的引导与扶助,直接导致了政府对农村的扶贫投入较大但收效甚微的结果。

  那么,由“单向增能”向“双向协作”模式的转变如何实现呢?

  我们的社会工作服务团队,在J村当地党委政府支持下进行的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正是对双向协作型扶贫创业模式的一种探索。社会工作团队从寻找社区及贫困者的问题入手,链接外在的企业(合作社)组织与贫困者相结合,使贫困者摆脱了贫困文化并打破社会排斥,既保证了贫困者的自主性,又能够依靠贫困者、企业(合作社)组织与社会工作者合作的力量来驾驭资源。社会工作团队引导贫困者与企业(合作社)组织建立合作关系,不仅降低了贫困者与政府、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的沟通成本,更使贫困者拓展了社会关系网络而超越社会排斥。同时,即便在社会工作团队与企业(合作社)组织撤出后,贫困者自身也由于拥有了创业的主观能动性与习惯,获得了能够维持并扩大其社会网络的能力,从而能够自主进行产业项目的推进。

  中立性的社会工作服务团队的介入,打造了具有持续盈利能力并能够提供创业自主性与行动团队性训练的经济体,构筑了特征鲜明的“双向协作”型扶贫创业模式。在工作方式上,不仅以增能方式来投入资源、培训技能,更增加了区别于政府与企业的社会组织主体,并采用社会工作方法帮助贫困者塑造自主意识、积累社会资本;在实践成效上,这种新方式以协助合作为基础,不仅能够实现扶助主体多元化,获得各种经济与技术资源,使贫困者“增能”,更能在“协作”中引导贫困者养成与市场机制相匹配的生产观念与习惯,建立与市场相关部门的社会关系网络,使贫困者生计与产业发展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使贫困者具备自助的条件与能力,最终实现扶贫创业成功。

  “单向增能”模式以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投入经济资本,并且为贫困者提供了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培训,使贫困者的各方面能力都有了大的提升,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反贫困事业打下了基础。但由于没有考虑到贫困文化和社会排斥对于贫困者的影响,单向增能型扶贫创业在实行的过程中也遇到诸多障碍。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在农村扶贫领域进行了“双向协作”模式的创新性实践,在“增能”的同时帮助贫困者建立起创业的主动性与社会支持基础。

  社会工作团队将社会工作方法与企业(合作社)的生产经营相结合,助推贫困者在真实的市场风险下面向市场拓展社会交往,并与施援方、贫困群体进行及时有效的信息交流与资源共享,逐步培养了贫困者的自主发展能力,帮助贫困者积累社会资本,让贫困者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创业致富的事业中来,实现了助人自助,有效打破贫困文化桎梏,解决社会排斥问题,提高了扶贫创业的效率。因此,在J省J村构建的“新社会工作平台”和探索的社会工作新方法,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度契合贫困症结与创业需求,协助贫困者真正以主体的角色投入到扶贫创业中去的精准化扶贫模式。

  “新社会工作平台”的结构与机制,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社会主体“各尽所能、各获所需”的行动原则。社会工作团队的引导、支持加强了贫困群体与施援方的沟通,提升了扶贫工作的效率,解决了机制内部的障碍限制;贫困者提供土地、人力物力等资源条件,并参与和开展各种发展项目,提升了自身的素质与技能,拓展社会网络,改善了生产与生活水平,具备了自主创业的能力;企业性经济组织提供资金、技术、管理等资源,有效地实现了自身的经济目标,收获良好的社会声望。这种利益协调机制为“新社会工作平台”各方的共赢提供了动力,为合作的持续提供了保障。

  显然,这种“双向协作”型扶贫创业的出现,既是对扶贫创业模式精准化的积极探索,也是我国市场化改革与发展的现实需要与必然结果。也正因如此,作为“双向协作”型扶贫创业载体的基于社会工作介入的扶贫创业平台的结构与机制,还需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一平台经历了在J省J村的实践与发展,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基本框架与运行机制,但还需面对更广阔领域与更长期实践的考验。这需要我们将这一实践坚持下去,为农村扶贫创业方式的精准化,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和谐与发展而不断探索。

  注释:

  ①Thomas D.Watts,Doreen Elliott,Nazneen S.Mayadas,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Londond:Greenwood Press,1995,pp.2-3.

  ②Oscar Lewis,Five Families: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New York:Basic Books,1975.

  ③王琪:《论贫困》,《散文福地》2013年第3期。

  ④熊光清:《欧洲的社会排斥理论与反社会排斥实践》,《国际论坛》2008年第1期。

  ⑤李迎生、徐向文:《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功能定位与实践探索》,《学海》2016年第4期。

作者简介

姓名:李文祥 吴征阳 工作单位: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孙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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