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社会福利体系在福利责任结构上存在诸多问题，政府始终处于约束预算与满足来自公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与需要的福利困境之中。研究以香港、台湾与内地三个华人社区为例，比较了政府、个人的权利与责任在理想与现实上的福利态度差异及其张力，考察了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研究认为，公众具有明显的社会权利意识，已形成诉求的社会动力；那种以文化传统为借口，拒绝福利制度改革的做法应该摒弃。福利制度的设计应尊重公众的福利态度，以需要为本，保障社会权利，而公众则履行相应的福利责任。在此基础上，扩大政府福利责任在基本需要满足上的边界，从而缩小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关 键 词：福利责任/福利态度/政府责任/华人社区/流动人口

　　作者简介：臧其胜，南通大学 管理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臧其胜(1976- )，男，江苏盐城人，南通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　　

　　标题注释：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0JZD0033)。

　　一、问题的提出

　　责任基础是社会福利体系总体框架、基本制度以及具体政策安排的支撑[1]，政府在公共事务中应当承担何种责任这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近代西方关于政府职责的讨论集中于政治领域，焦点问题是安全、公平与平等；现代的讨论扩展到经济和社会领域，焦点问题是弥补市场缺陷与维护社会公平[2]。有学者认为，政府在福利提供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只有政府承担起为社会成员提供社会福利的责任，才能最终建立一种能够使人民的生活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更有保障的利益共享机制[3]。然而，政府始终处于约束预算与满足来自公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与需要的福利困境之中[4]。问题是，在既有的预算约束下，公众应该享有何种权利、履行何种责任？而实际上公众又享有了何种权利、履行了何种责任？这涉及到公平与效率、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了解公众对政府及其他行动者权利与责任的态度，从而厘清政府在福利提供上的责任边界，这是福利态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福利态度是对幸福状态与社会福利制度以给予支持或不支持的方式作出回应的一种倾向，其核心问题正是政府的责任(the role of government)。研究兴起于欧美，以彼特·泰勒古比(Peter Taylor-Gooby)、斯蒂芬·斯沃福斯(Stefan Svallfors)与维姆·凡·于肖特(Wim van Oorschot)等为代表，始于1935年由美国诺普(Roper)机构组织的政府责任的调查，1980年开启福利态度的跨国比较研究，以考夫林(Richard M.Coughlin)的《意识形态、公共舆论、福利政策：工业化国家中关于税收与支出的态度》一书出版为标志[5]。港台学者已有较多探讨，以王卓祺、古允文等为代表，在1990年代末成为研究的主题。内地学者也有所涉及，以毕天云、张军等为代表，在福利文化的研究中涉及到福利态度①。检索中国知网后发现，万国威首次以福利态度为正式题名发表期刊论文，但未能深入探讨福利态度的维度；少量探讨公众对福利的认知及满意度的研究也可归为其类②。总体而言，福利态度的研究在内地尚处于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