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消遣经济”及其生活方式构成了生计经济下社会整合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曾是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日常生活图景。这一社会事实为资本主义未产生于中国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当视野扩展至资本主义世界和工业化国家,三种经济形态的理想类型得以区分开来:资本主义兴起时以生产为核心的形态;资本主义成熟期以消费为核心的形态;中国传统农村均衡生产、消费与休闲的“消遣经济”。不同形态下的日常生活形态及其伦理取向存在明显差异。近几十年急剧的社会变迁引发了中国人日常生活形态的巨变,当下突出的特征是生产劳动、工作和消费均有明显增加,休闲明显萎缩并被商业化,相伴而生的是公共社会生活失落、社会整合度降低。应对当下乱局,急需传统乡土社会的休闲、消遣观念和生活态度予以平衡,才能提高社会生活质量。

　　关 键 词:消遣经济/生产/消费/休闲/社会变迁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质量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1&ZD14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敦福,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44)

　　对费孝通教授学术贡献的分析、反思、评论和重访主要来自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界的研究者,他们从多变的视角探讨了费孝通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领域的众多议题。但已有研究中关于消费、消遣、休闲、工作与娱乐的关系的探讨是缺失的、不在场的。为弥补缺憾,笔者曾仔细考察主要体现在费孝通早期著作中的“消遣经济”的概念,梳理出以下发现:“消遣经济”指的是传统农村社会的经济态度,其核心是少劳作、少消费、有休闲;空闲时间被消耗于茶坊、酒肆,一起抽烟、说长说短,甚至“鬼混”,其中不少是参与公共生活;那些雇工自营或把田租给别人经营的脱离劳动的土地所有者,在这方面有着共同的、明显的倾向;这种生活态度与中国当初普遍存在的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相关,构成了乡土中国独特的消费文化①。对这一社会事实及其特征的梳理尽管具有开拓新领域的意义,但尚未从理论上阐发这种消费文化及其在世界社会大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这里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问题:“消遣经济”对社会生活的意义何在?放在世界经济形态变化、尤其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如何看待中国人生产、消费、休闲的结构和关系?在当下中国,怎样平衡工作、消费与休闲三者之间的关系,使我们的社会生活既有灵性、又有质量?

　　生计经济与社会整合形式:消遣经济的意义

　　消遣经济的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消遣经济涉及传统中国农村的经济形态、经济特征和社会性质等问题。对此,有研究者曾作出一个十分中肯的概括:中国农村问题,尽管错综复杂,“底子里却十分简单,一言以蔽之,是现有资源不足以维持那么多人口”②。费孝通笔下的禄村情况大致如此。与禄村类似的村落在中国比比皆是。由于宅地和农田的不可搬运性,农民采取了村落集居的形式。这些村庄规模不等,从最小的“三家村”到数百农户集聚的大寨子,散布于农田和山野之间。土地是村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村民绝大部分的生活资料,衣、食、住、行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取诸土地。人力和畜力,到1960年代之前,一直是农业生产的最主要动力来源,被称为“传统的农业投入”③。在禄村所属的中国西南,山冈上整修的层层梯田正是人类筋肉所创造的纪念碑;在东南水乡泽国,拥挤的中国人年复一年地把秧苗插到世界上最大的水田中去,用双手来养活他们自己④。因为人口膨胀造成劳动力便宜得一钱不值,乃至无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肩挑背驮、摇橹划桨、锄头铁锨,要比使用任何机械都划算,有时畜力都处于不利地位⑤。这种精耕细作,不断向土里寻求生存能量来源的做法被称之为农业的“过密化”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