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瑞典被称为福利国家的橱窗，从建立到完善，其福利制度在不断调整，但又始终保持着福利制度框架及模式的基本稳定，这是国家发展压力、制度路径依赖、福利政治文化约束以及政党自身发展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瑞典带来的重要启示，是福利制度有其制度理性，创建与发展均需遵循其规律，尊重民意诉求、结合国情文化、广泛达成福利共识是保持福利制度先进性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瑞典；福利国家；政策调整；福利共识

　　作者简介：谢琼，女，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将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单位保障制”全面转化为以多元参与、社会化为基本特征的“国家—社会保障制”，与注重制度理性和稳健发展的发达国家福利制度建设相比，是一个仅见的例外。［1］当中国新型社会保障制度走向成熟、定型后，在未来同样需要适应时代发展与形势变化的福利制度调整。因此，了解发达国家福利制度调整的过程及其牵制因素，有利于增进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理性。本文旨在探析瑞典福利制度的政策调整及影响因素，以便给中国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启示。

　　一、瑞典福利制度的演进

　　在众多发达国家中，地处北欧并被称为“福利国家橱窗”的瑞典以高税收、高福利著称，其福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有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

　　（一）福利制度的形成过程

　　早在19世纪末期，在欧洲一些国家尤其是俾斯麦掌管的德国的影响下，瑞典就开始探索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最早的是1891年出台的 “自愿健康保险计划”，国家为许多规模很小的自愿性基金组织提供有限资助。1901年引入统一费率的工伤保险；1913年，建立了公共养老金制度；1914年，由国家资助的地方性失业津贴和救济工作制度得到推行；1931年实施疾病补贴。这一时期的福利制度在内容上以救济和失业等对抗贫困的政策为主，方法上以家计调查为主要手段，经济补助水平十分有限，虽有开拓之功，却大多只具象征意义。

　　瑞典福利国家的形成是在1932年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以后。作为左翼政党的代表，社会民主党一上台执政就启动了新的失业政策和经济政策，扶持全国工会建立失业基金。1937年，通过《家庭补贴法》，为子女提供生活费补贴，以提高母亲的地位。1944年更提出《工人运动战后纲领》，明确将充分就业、公平分配与提高生活水平、经济更加有效与民主确定为战后瑞典社会发展的三大目标。期间经过数次党派间的讨论、较量和妥协，收入调查式和社会保险式的养老制度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全民性、费率统一的普遍性养老金。虽然当时养老金金额最多不超过一名普通产业工人工资的20%，但制度将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对男女一视同仁，待遇水平已足够保障一般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 在左、右两党的共同推进下，瑞典议会还通过了一系列与福利制度相关的议案。如，1946年，新的健康保险法获得通过，瑞典实现了医疗保险制度从自愿性到强制性、普遍性的转变，并在健康保险待遇中加入了子女补贴和家庭主妇补贴，帮助生病的母亲支付幼托费；1948年开始实施普遍性子女补助金；1957年，《社会救助法》获议会通过，取代了《济贫法》，终结了传统的济贫制度；1958年，补充养老金法案通过；1960年，与收入挂钩的补充养老金制度开始实行，由基本养老金和补充养老金等制度组成的瑞典养老金制度最终在70年代得以完善。在社民党连续执政的40多年间，瑞典的福利制度在不断扩充与调整中走向成熟、定型，并突出地体现出了普遍覆盖、全面保障、财政负责、高税收支撑的特点，一度成为欧洲最先进和最具平等理念的成功样板，也成为社民党福利社会的厨窗。正是因为福利制度的成功构建与实施，社民党受到了瑞典人民的欢迎，长期执政瑞典政坛近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