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长喜，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孟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桂勇，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内容提要】近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鲜明的政府投资驱动型特征。已有解释大都过于强调政府投资的动机，而忽视了政府投资的能力。本文提出一个不同于动机论的能力论的解释框架，并分析政府投资能力的具体变动机制。本文指出，中国呈现政府投资驱动型增长的政治动力是特有的经济增长的合法性诉求及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认知图式，在该政治动力的驱动下，相继出台了分税制、银政分离制、国企资本化等制度，有意或无意中形塑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资能力。在此基础上，作者利用分省面板数据，构建了一个政府投资能力的回归模型，对已有三种理论和本文的理论解释进行了检验。

　　【关 键 词】政府投资；政治动力；认知图式；投资能力

　　一、研究缘起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年均GDP增长9.8%的经济奇迹，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至2013年的568845亿元，跃居全球第二位，被誉为“中国奇迹”。虽然中国经济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它的体制和组织结构始终让人着迷(张军，2011a)。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鲜明的政府投资驱动型特征(渠敬东等，2009；吴敬琏，2008；周黎安，2007)。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自1997年以来，受政府控制的国有经济投资占GDP的比例一直在16%-23%间波动。①1996-2010年，由政府(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资金规模从3.45亿元增加至4.2万亿元，年均增长20.6%，政府投资率平均为9%-13.4%。中国政府投资率不但高于欧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也高于以政府干预经济发展著称的日本(刘立峰，2012)。

　　那么，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政府投资驱动型特征？这一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当前对此的解释主要有晋升锦标赛论、财税激励论以及寻租论。

　　晋升锦标赛论认为，政府官员的治理机制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晋升锦标赛，提供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激励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治理机制。对地方官员来说，采取政府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便捷的方式(周黎安，2007；Blanchard & Shleifer，2001)。这种解释一方面受到其他实证研究的质疑，有研究表明官员晋升与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正相关，或者官员晋升中经济因素并没有排在首位(杨其静、聂辉华，2008)；另一方面晋升锦标赛论表面看似比较符合我们对中国政府官员晋升机制的观察，但是进一步探究起来其因果机制远非这么简单。例如，在上级决定下级官员晋升的机制下，受到上级官员“赏识”的下级官员往往有可能被派往经济增长先天条件较好的地区任职。再如由于“派系”斗争的原因而使经济增长快的领导升迁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晋升锦标赛论就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或者没有辨清其中的虚假相关关系。

　　财税激励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央与地方财税体制相继实行了包干制和分税制改革，财税体制的变革激励地方政府为了寻求更多的财税来源而热衷于投资和经营企业(Jin et al.，2005；林毅夫、刘志强，2000；Qian & Roland，1998)。毋庸置疑，更多的财政收入是政府行为的重要动机，但是，通过政府投资仅仅是寻求更多财税的来源之一。吸引外资、发展民营企业都能带来更多的税收。

　　寻租论强调政府官员热衷于投资的动机来源于寻租的激励。在经济运行中，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寻求租金价值最大化(Wedeman，2003；Murdoch & Sicular，2000)。政府投资项目的增多扩大了官员寻租的空间，由此导致官员以发展经济为名扩大政府投资(张军，2006；Mauro，1998；Tanzi & Davoodi，1997)。不可否认，个别官员从政府投资中寻租。但是，投资仅是寻租的一个来源，而不是惟一来源。

　　上述三种理论对政府投资的解释虽然侧重点各异，但都基于经济逻辑来解释，强调经济逻辑统摄政治逻辑。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解释既要关注其动机，更要关注其能力。换言之，具备想做某事的动机不一定能做成，关键还看是否具备做此事的能力。即便上述三种理论完全成立，也仅能解释政府投资的动机，而不能说明政府投资能力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说，政府具有投资动机不能全部解释投资行为一定能发生。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政府投资驱动型的特征不能仅从动机上解释，更需要从能力上解释。现有的理论就无法解释如下问题：既然具有同样的投资激励，为何政府投资呈现出区域性差异和周期性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