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生龙，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内容提要】通过收集中国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第4次至第6次人口普查中的跨省人口迁移数据，在一个扩展的引力模型基础之上，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跨省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基于Hausman-Taylor估计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主要由4个方面的因素决定，分别是迁出省份的“推力”因素、迁入省份“拉力”因素、迁出省份人口迁移“能力”因素和迁出迁入省份人口迁移的“成本”因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影响中国人口跨省迁移前四位的决定因素依次是：迁出省份的人均GDP、迁出省份的总人口、迁入省份的人均GDP和迁移存量。由于中国人口迁移的动力因素仍然存在，而人口迁移的成本正在降低，中国将面临人口迁移规模不断扩大的压力，制定合理的人口迁移政策显得尤为重要。

　　【关 键 词】人口迁移；引力模型；Hausman-Taylor估计Population Migration；Gravity Model/Hausman-Taylor Estimation

　　中图分类号 F241.2　文献标识码 A　JEL分类号 J61

　　引言

　　区域经济收敛是经济增长理论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而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和人力)在空间上的自由流动是地区之间缩小差距，实现区域经济收敛的前提之一。这是因为只有要素能够自由地离开收益低的地方，流向收益更高的地方，才能够使得要素的收益在空间上趋于平均。尽管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人口的自由流动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基本要求，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直到1980年改革开放之前，政治动员和户籍制度是影响人口迁移量和迁移方向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发生在这一时期较为突出的案例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许多城市青年被下放到农村地区或偏远地区。此外，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中国的农村居民向城镇地区流动。因此，这一时期人口总体的迁移水平是非常低的(蔡昉，2001)。

　　中国人口大规模的迁移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方面得益于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政策逐步放松；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中国的区域发展差距逐步扩大，促使人们更多地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迁移；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正在经历着城镇化的过程，农村人口不断迁移到城市也是人口迁移大规模发生的原因之一。根据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中国的流动人口达到2.61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近20％。2005～2010年的跨省迁移人口达到5523万人，与1982～1987年的1076万人相比，增长了近4倍(见表1)①。从人口迁移的方向也可以看出，大多数经济发达的东部省份，如北京、上海、广东等成为人口迁移的净流入地；而一些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如四川、湖南、河南等省份则成为人口迁移的净流出地(见表2)。中国跨省份的人口迁移主要表现为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省份向东部沿海省份迁移，这是因为东部沿海省份有着相对充裕的资本和就业机会，而中西部地区有着相对充裕的劳动力。通过人口跨省迁移，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能够与东部地区的资本相结合从而发挥更高的生产力，而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也能够获得相对更高的收入，进而促进各地区的经济增长。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这种人口迁移的模式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收敛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王桂新等，2005)。

　　人口迁移对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导致中国人口迁移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很多研究者对中国的跨省人口迁移进行了研究，然而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研究停留在定性分析的层面上，较少有文献从理论或者模型的层面对中国跨省人口迁移进行分析。现存的一些定量研究中国跨省人口迁徙的文献也主要集中于研究人口总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和社会网络对人口跨省迁移的影响，其他一些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则很少考虑。此外，几乎所有定量研究中国跨省人口迁移的文献所采用的实证方法过于简单，基本上都是运用OLS方法进行参数估计。鉴于此，本文收集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的人口跨省迁移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全面考查影响中国人口跨省迁移的各种因素。

　　一、文献回顾

　　迄今为止，引力模型方法是预测人口迁移最流行的模型，引力模型又称空间交互模型，这类模型将人口迁移与迁出地人口、迁入地人口和两地之间的空间距离联系起来，认为人口迁移与迁出、迁入地人口正相关，与两地之间的距离负相关(Zipf, 1946)。国外许多研究者基于引力模型对跨区域的人口迁移进行了实证研究。David等(2010)基于引力模型检验了政治、经济和人口因素对北美跨国人口迁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迁出地区的人口规模和迁入地区的收入对跨国人口迁移规模的影响最大。Joshua和Hendrik(2008)通过收集OECD16个国家1991～2000年的面板数据来验证引力模型对跨国移民的解释力，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具有很高的解释力。Henry等(2003)通过布基纳法索(西非国家)30个省份的数据，用引力模型来解释这30个省份的省内人口迁移，研究结果表明人口、社会经济和环境变量都与省内人口迁移有关联，但是相对而言，人口与社会经济对省内人口迁移的影响要远比环境因素更加重要。Crozet(2004)通过收集欧洲5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的数据，用引力模型研究这些国家在1980～1990年的人口迁移情况，研究结果表明人口更加倾向于流向市场潜力更高价格指数更低的地方。国外的研究大多数表明引力模型能够很好地用来解释人口区域内、跨区域或者跨国界之间的流动，而加入一些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控制变量会使得引力模型的解释力更高。

　　用引力模型方法来检验中国人口迁移的研究相对较少，这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是数据方面的原因，引力模型的数据要求不仅有人口流动的总量，而且有人口流动的方向；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即在1980年之前中国的人口迁移主要受到政治动员的影响，而且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人口迁移的总量也是相当低的。中国从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才加入有关人口迁移的项目，因此，用引力模型来研究中国人口迁移的文献在1990年之后才开始出现。王桂新(1993)利用中国199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发现中国的人口迁移与引力模型的预测结果是相符合的。同样是利用199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Chan等(1999)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之上引入人口和经济发展等控制变量，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模型中还引入迁移存量变量，结果发现迁移存量对人口迁移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迁移网络对人口迁移的重要性。Shen(1999)的研究表明人口迁移主要受到迁入地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水平的影响。利用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严善平(1998)用引力模型研究中国的跨省人口迁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差距是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迁移存量甚至比经济发展差距更为重要，再一次强调了社会关系网络对中国人口迁移的重要性。Fan(2005)利用1990年和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基于引力模型检验中国的跨省人口迁移，研究结果表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迁移存量、人口和距离等引力变量都能够解释中国的跨省人口迁移。而通过对比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发展差距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增加了，而距离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下降了。

　　现有的研究表明中国的人口迁移越来越符合引力模型的预测，而且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果。但是，现有的文献仍然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不足：首先，大多数现有文献在研究中国的人口迁移时都是基于某一次或两次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都是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估计结果，估计方法单一；其次，现有文献几乎都没有考虑由人口迁出－迁入省份的双边效应(Bilateral Effects)与解释变量相关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再次，现有的文献基本上只考虑引力变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和社会网络对中国跨省人口迁移的影响，其他一些因素，如人力资本、就业状况、城镇化率等其他一些影响人口跨省迁移的变量往往不加以考虑。鉴于此，本文考虑收集1990年以来的三次人口普查数据，通过面板数据引力模型来刻画中国的人口跨省迁移。

　　相对于以往的研究，本文主要贡献如下：第一，收集并整理了最新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中有关人口跨省迁移的数据。第二，利用1990年以来的三次人口普查数据面板数据引力模型，通过较为前沿的Hausman-Taylor估计方法，充分考虑由双边效应带来的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此外，相对于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而言，Hausman-Taylor估计方法还能够对不随时间变化的解释变量进行参数估计，而一些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如两个地区之间的距离、两地之间是否接壤、区域虚拟变量等在引力模型中往往是非常重要的。第三，本文分别使用面板数据的混合OLS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Hausman-Taylor估计方法对中国跨省人口迁移的引力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所得的结果经得起稳健性检验。第四，本文充分考虑各种影响中国跨省人口迁移的因素，与先前大多数研究文献相比较而言，本文考虑的因素更加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