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汤梦君，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在职博士生，北京　100080

　　【内容提要】低生育水平已成为中国人口的基本国情之一，中国的生育政策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上极为相似的新加坡、日本、韩国与台湾地区，在经过长时间的控制人口政策后，都选择了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但它们的政策调整与转变过程可以为中国人口政策的选择提供参考与借鉴。文章着重对这些国家/地区政策调整的动因、过程、特点和效果进行分析，归纳其影响人口政策调整成败的相关因素。并将中国与这些国家政策调整时期的社会经济与人口指标进行对比，鉴于中国还存在着维持现有生育水平的因素，建议加快生育政策完善步伐，渐进式改革以控制人口增长为目标的各项配套政策，以使生育率保持在合理水平。

　　【关 键 词】生育率；生育政策；国际比较

　　国际社会通常将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称为低生育率，而将低于1.5称为很低生育率，将低于1.3称为超低生育率(Kohler，Billari and Ortega，2002；Caldwell and Schindlmayr，2003)。低生育率现象正在全球蔓延，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加入了很低生育率国家甚至是超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United Nations，2011)。

　　人口学者认为，总和生育率低于1.5并持续多年，会对未来的人口数量与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并且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到更替水平(Lutz，Skirbekk与Tesa，2006；McDonald，2006)。而超低生育水平产生的人口后果更为严重。因此有了“低生育陷阱”的说法：生育率一旦下降到一定水平(TFR=1.5)以下，还会不断下降，很难甚至不可能逆转(Lutz，2005)。

　　无法否认，低生育水平已成为中国人口的基本国情之一。联合国人口司估计中国2010年生育率为1.64，与中国原国家人口计生委的估计(1.6～1.8)十分相近。近期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研究都发现，目前的年轻人都倾向于少生与晚生，中国的生育率并没有到达谷底，还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郑真真，2012；李建新、骆为祥，2011)。由于中国生育率下降的性质与影响机制与西方国家不同，有学者认为中国离极低生育率为时不远了(陈卫，2008)。由此看来，全国生育水平还将保持着下降的势头，很有可能迈入超低生育水平国家。

　　生育率下降越多，偏离更替水平越远，对人口的结构性破坏也越大，对未来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威胁越大。如何完善现行的生育政策日渐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生育政策完善是事关中国人口、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人口惯性与人口再生产的特征都决定了生育政策的制定要有远见，要将政策的近期目标与长远发展目标协调，不能操之过急，但也不能延误时机。

　　中国现行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在生育率的下降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往关于我国生育率下降的讨论往往过多地强调我国政府主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特殊性，而忽略了生育率下降的普遍性以及与其他国家的相似性。全球低生育率的蔓延以及中国区域内生育水平差异的缩小，都说明了生育率正在“从分化到趋同”，说明人口发展规律的普遍适用性(陈友华，2011)。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论证中国生育政策未来走向，不仅要对中国人口形势进行准确的判断，还要把这一政策置于更广阔的全球视野下。深入观察与分析一些相似国家/地区生育政策调整的历程，论证生育政策演变背后的逻辑，并与中国当前的人口、社会经济状况进行比较，为十字路口的中国生育政策抉择提供国际经验。这正是本研究的意义。

　　1　选择新加坡、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原因

　　东亚与东南亚的新加坡、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在人口转变模式、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国家有一定的区别，与中国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可归纳为：

　　(1)人口转变历程的总体相似性。这些国家/地区的生育率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下降，在80年代已经低于更替水平。之后下降速度有所放缓，进入21世纪后继续下降，降至1.3左右，目前正面临着全球最低的生育率(见图1)。

　　人口转变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同步。婚姻模式的转变被认为对这些国家/地区的超低生育率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生育率的下降与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婴儿死亡率与儿童死亡率的下降同步，伴随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婚姻家庭观念的转变。由于这些国家/地区非婚生育的比例很小，人们延迟结婚或选择不婚，终身不婚比例持续上升、平均初婚与女性初育年龄上升很快。我国的研究也发现，我国大陆有偶率下降(或婚姻危机)的趋势已初露端倪(高文力、梁颖，2011)。

　　(2)历史文化与家庭传统的相似性。这些地区都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重视传宗接代，重视代际的关系，有保持大家庭的喜好；存在较强的男性偏好，“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较为普遍。社会普遍不认同非婚生育。

　　图1　新加坡、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总和生育率的变化(1960-2010年)

　　Figure 1　Total Fertility Rate in Singapore,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1960-2010

　　资料来源：1　Eun Ki-Soo. 2006. Lowest-low Fertility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Policy Responses. Paper Prepared for Seminar on Fertility Transition in Asi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18-20 December, Bangkok, Thailand.

　　2　Meilin Lee. 2009. Transition to Below Replacement Fertility and Policy Response in Taiw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1: 71-86.

　　3　尹豪.中国、日本、韩国低生育水平及未来人口发展趋势，彭希哲主编，亚洲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与实践：人口、性别与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　宋健，金益基.人口政策与国情——中韩比较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5　金敏子.部分东亚社会针对极低生育率的对策响应.王丰，彭哲，顾宝昌编著.全球化与低生育率：中国的选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6　Unite Nations. 2011.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0 Revision)Highlights and Advance Tables. http://esa.un.org/wpp/Documentation/pdf/WPP2010_Volume-I_Comprehensive-Tables.pdf.

　　(3)国家福利制度的相似性。这些国家/地区受新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很大，都没有实行社会民主主义制度，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福利模式。由于传统的家庭结构十分牢固，政府在家庭福利方面的作用比较小。中国经济起飞晚，但政府对家庭福利的投入同样非常有限。

　　(4)人口政策轨迹的相似性。新加坡、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从1960年代开始都曾经推行过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这被认为对生育率的下降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全球被认为是计划生育的典范(金敏子，2011)。日本虽然没有向世界公开宣布人口控制政策和目标，但二战后期它宣布人工流产和绝育合法化、广泛推广避孕措施的举措也表明政府控制人口的决心。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地区在20世纪后20年里，都先后对生育政策进行了调整，比中国先行了一步。其政策调整前后的动因、过程及效果可为中国生育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