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社会学经历了百多年的发展历程，随着学科也不断成长壮大，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正在愈益增强。与此同时，这一学科也表现出日渐成熟的特征。在中国社会学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中，农村社会学是做出重要贡献的分支应用领域。无论是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的学术取向，或是追求主体性和自觉性的学术根基，还是承当民族生存和国家命运责任的学术立场，农村社会学的贡献是独特的和难以比拟的。当代农村社会学继续秉承了社会学先贤的事业和志向，并坚持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的学术理念。面对已经到来的新型城镇化、城乡社会变迁、城乡关系调整的新阶段，农村社会学和整个中国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将进一步凝练和提升，以往西方社会学的话语支配地位将持续弱化并面临终结，从而真正迎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学派的发展时期。

　　关键词：中国社会学；农村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的学术贡献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学中国化视野下的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12ASH002）。

　　作者简介：杨敏，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社会政策理论与应用研究。

　　中国社会学迄今已走过了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曲折艰辛和持续进步，这一学科也不断成长壮大，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正在愈益增强。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学也表现出日渐成熟的特征。其中最为重要的特征，莫过于这一学科的学术基本共识的形成和确定，我们甚至可以视之为学科成熟性的主要标志。在中国社会学走向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中，农村社会学是做出重要贡献的分支应用领域。无论是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的学术取向，或是追求主体性和自觉性的学术根基，还是承当民族生存和国家命运责任的学术立场，农村社会学都做出了难以比拟的独特贡献。当代农村社会学继续秉承了社会学先贤的事业和志向，并坚持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的学术理念。面对已经到来的新型城镇化、城乡社会变迁、城乡关系调整的新阶段，农村社会学和整个中国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将进一步凝练和提升，以往西方社会学的话语支配地位将持续弱化并面临终结。

　　一、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成长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中国社会学开始起步，目睹了民族和人民经历的沉重灾难和无数艰辛，也见证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经历了万千磨砺和难以言喻的曲折跌宕，而今终于步入佳境并且成就辉煌。在对中国社会的实际观察和深入研究中，中国社会学研究者持续推动着学术的成长，这一学科的成熟性标志也日趋清晰，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即在于学术基本共识的形成和确定。在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取向、学术根基和学术立场等重要方面，都贯穿着这种基本共识。

　　（一）学术的取向：社会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

　　本土化和中国化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取向，其确立经历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者首先遭遇了两大基本关系——中―西关系和古―今关系，社会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正是中国学者经过了艰苦的探索做出的选择。事实上，中国社会学在早期发轫过程即经历了理论上的重大转变。在当时，社会进化论是进入中国最早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之一，这一理论源自于影响巨大的生物进化论。“在19世纪末，有人在杰出人士当中作过民意测验，以确定19世纪最有影响的10本书。结果显示，惟有《物种起源》出现在所有书单之中。”[①]赫伯特·斯宾塞将社会与生物有机体进行类比，使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物种进化规则推广到了社会领域，形成了社会进化论。一定意义上说，生物进化论对于社会学学科的诞生极为重要，这一理论推动了“知识界和社会上的争论”，正是在这种环境中“社会学才作为一门有自我意识的学科诞生，因此关于社会秩序的概念深受生物学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②]

　　社会进化论对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冲击一度是颠覆性的，它曾经彻底改变了中国学者观察和分析社会即历史的眼光。梁启超如是认为：“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也；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故而凡“鉴观既往，熟察现在，以图将来”，无不以“进化之大理以贯通之”。[③]严复也主张：“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治化极则”。[④]然而，仅仅十余年之后，中国学者的观点再次发生了颠覆，几乎完全改变了他们对社会进化论的仰视。梁氏说自己对进化论“不敢十分坚持了”，因为“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吗？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⑤]严复则从自然进化论转向了到群学治乱论，认为进化的自然之道不能达到国家民族昌盛，善群才能进化，避免治乱轮回，因而群学为根本。严复的《群学肄言》便是这种转变的明证。从中国早期社会学家对治乱盛衰的关注，后来形成了具有本土特点的理论表达，即“社会运行论”，当然这是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事了。

　　可以说，本土化和中国化是早期中国社会学各学派的基本共识，这一点一直贯穿在马克思主义学派、乡村建设学派、综合学派、社区学派的理论传统之中，成为了这些不同流派的一个共有特征，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显著特点。而且，社会学本土化和中国化不仅是理论社会学的基础性研究始终执着的目标，也是分支社会学的应用性研究的不变方向，这一点在社区研究、家庭研究、社会调查、社会问题以及社会行政、人口学、人类学研究中，都得到了明确无疑的体现。在今天，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对于社会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形成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和更为自觉的追求。一方面，“社会学是作为西学的一种引入中国的，是一种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承认，没有西方社会学就没有中国社会学。”“我们必须学习它们、弄懂它们、借鉴它们。”[⑥]同时，有了西方社会学并且在中国的传播，但是未必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社会学。“西方社会学不能代替中国社会学，我们必须跳出西方，不断进行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⑦]

　　在上世纪初期，梁启超就认识到：“学问本无国界，不能说，那是欧洲的社会学，这是中国的社会学，这样的分别一定说不通。不过原理虽无国界，资料却有分别，无论那个国家，那个民族，那种学问，都有他独立的资料；为他国家他民族所无。根据某种学科，已经发明的原则，证以本国从新搜集的资料；或者令原则的正确程度加增，或者遇必要时加以修正，甚至完全改造。”“中国人无论在何种学问，都有我们自己的责任，社会学方面责任更大，须看清楚了。一面我们责任重大，一面让我们自己发明的余地很多。”[⑧]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者在本土化和中国化的付出和成就，足以告慰我们的学术先贤。

　　（二）学术的根基：学术的主体性和自觉性

　　在学术研究中，与学界同仁进行交流、对话和分享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而学者们在表达自己的研究成果时须采用一定的学术方式并遵循一定的学术规则。因此，学术共同体内部会拥有一些能够反映共识和共享的方式及规则，如研究论题、分析视角、概念、范式以及文本和话语体系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从西方学术发展来看，从最初的自然哲学母体中逐渐建立了较完整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并分化出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即使是18世纪启蒙运动中形成的新兴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仅仅是近现代进程也已历300余年。反观中国的近现代学术发展，从19世纪中后期或20世纪初期起步至今，仅有百多年的历史。其中一些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学科调整中被中断，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得以重建，目前才30多年的历史。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在经济用30多年达到了西方用300多年才达到的水平，但知识体系和学术水平必须靠一点一滴地持续努力和逐渐沉淀，绝不可能像经济发展这样速成。因此，我国学术走向成熟并形成与自己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匹配的水平，无论是基础理论研究、分支应用研究还是研究方法，前面还有一段长路。

　　如果学术研究和学术共同体具备了一些重要品质和特征，那么人们应当会从中感受到它所反映的成熟性和高水准。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品质和特征，莫过于学术的主体性和自觉性。从现阶段我国的实际来看，这种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的品质和特征还不容乐观。在学术研究和活动中，各种既有的思想定势和观念制约发挥着隐而不见的无形钳制，大大限制了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的生长和成熟。

　　譬如，所谓“普世主义”问题。对于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而言，几乎任何有效的研究都必须诉诸本国家和本社会的具体经验素材，或如贝克所言：“社会学分析的不是一般社会，而是各种社会”，“这就是说，有多少民族国家，就有多少社会。”[⑨]因此，从这种本土性和具体性推论出普世性结论必须采取十分谨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然而，启蒙运动兴起、19世纪兴盛的西方新兴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自视为“普世学科”。虽然事实上，这些学科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核心国中“只研究了其中少数几个国家”（沃勒斯坦），但其目的却十分远大——试图从一种不变的人性假设推演出人类行为的规律。然而，变化是无可置疑的客观事实，对此，“普世学科”做了这样的处理：“认为这种变化仅仅对文明国家来说才是正常的，所以这些国家有义务把变化施加于与之反抗的其他世界。”于是社会科学就发挥了一种作用：“作为描述不变传统的一种模式，它为我们了解其他世界如何被带入‘文明社会’开辟了一条道路。”[⑩]随着西方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西方社会科学也不断兴盛，这种普世的心态和抱负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强化。

　　因此，这些自认为普世的学科又衍生出普世的目标和依据。例如西方经济学以抽象的经济人和经济行为作为研究前提和对象，从而奠定了这一学科的普世化依据和基因，从其推衍出的经济现象和行为规律都是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原则，因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利益最大化和效率化是不容置疑的普世价值，应当建立一整套普世的行动规则使之付诸实践，这就是后来我们目睹的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过程。这样，被至于普世主义高地上的西方经济学论证了，经济行为摆脱道德束缚和道义责任是正当的，理性人为了自我利益最大化而转移成本和代价也是正当的，普世的强者因此就有了剥夺弱者的理由，这就以非常学术的方式为“他者”铺就了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如果说以往殖民主义的大行其道是不够光彩的，那么现在的经济殖民主义和金融殖民主义的大行其道却能获得喝彩和赞扬，这类所谓普世的社会学科是有重要责任的，这是以学术为业的人们必须承担的良知和道义上的责任。

　　在所谓普世学科的想象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对立：普世性与历史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抽象性与具体性、单一性与多元性、同一性与异质性等等。对于学术而言，否弃了历史性、特殊性、具体性、多元性和异质性，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也就成为多余的和不可能的了。可以看出，这种普世想象的不兼容、不协调和不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显然是大有问题的。因此，有必要重申以往的学术常识：人是社会性和具体性的存在，人是有良知的动物，人的行为应当体现道德的力量。同样道理，社会是历史性和实践性的存在，一个社会应当拥有自己的理性和良知。人与社会这种不可磨灭的历史性、实践性、具体性和特殊性事实，是学术从业者必须实事求是地予以认知和认可的。而一旦如此，学术人就能够超越普世教条的束缚和限制，对自己的社会和民族形成深入的研究、分析和解释，这样的知识体系将不再被囿于纸上，而是活化的和有生命的，这正是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的生活来由和现实源泉。

　　再譬如，所谓“文野之别”问题。费孝通是对这一问题醒悟最早、认识最深入的中国社会学家。他通过人类学研究看到，当时的进化论思想家和人类学家，都将西方当成是全体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也就是将西方放在文明阶梯的最顶端。……所有的非西方文化都是在成为西方世界的“文化残存”（cultural survivals）。[11]费老更为深透地看到了“欧洲从19世纪的对外帝国主义侵略，到20世纪前期的国家矛盾，与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有着难以切割的密切关系，而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又曾是一代人类学前辈的信仰。”这是一个清醒的告诫：“文野之别”划下了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之间的文化沟壑，也播下了观念和心理的隔离甚至仇视的种子，而且，强者的侵略和掠夺打上了文明的旗号，弱者无论屈从或反抗都抹不掉野蛮的标志。不管怎样说，这种区分使得不同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了。由于“这种对文化的价值评判戴着‘科学革命’的面具”[12]，这就促使人们对西方社会科学与社会的矛盾、纷争甚至战争之间的某种关系进行识别和深思。

　　学术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必然直面“文野之别”及其不同的变形。从一定意义上说，“文野之别”是普遍存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母题，作为一种元符号和元象征构成的隐喻，其中寓有的隐蔽性、全息性的学术机理，不断再生出了社会科学中“文野之别”的种种新形态。譬如，在社会学中，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等二元划分，并将一些社会归入前者，另一些社会则归入后者。在法学中，对情理与法理、人治礼治与法治的划分，前者反映了具体语境的特殊规范，后者则体现了人类普遍的秩序准则，因而现代化也是具有普适性的西方法律不断移植到非西方社会并替代其特殊规范的进程。此外，政治学中的朝代国家或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化分，历史学中的历史世界与后历史世界的划分，等等。百多年来，追随和依循这类重重叠叠的“新文野之别”，中国学人试图“以野逐文”并“化野为文”，这一过程留下了人文思想和社会科学的重重曲折。这也许意味着，如果“文野之别”和各种“新文野之别”尚未破解，社会科学就很难称得上实质性的进步。[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