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少杰，安徽大学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

　　【内容提要】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在工业社会基础之上崛起了信息社会。信息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新形态，社会学对其认识逐步深化。后现代社会学关于后工业社会、网络社会、风险社会和反思性社会等概念，是从不同角度对信息社会发展变化的理解与概括。对信息社会的分析研究，深化了对信息社会崛起引起各种深刻变迁的认识。信息社会与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是并存关系，在工业化进程中诞生的现代社会学，仍然有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社会学是当代社会学的两种基本形式，是在信息社会崛起背景下发生的社会学学科分化。

　　【关 键 词】信息社会；社会形态；现代社会学；后现代社会学

　　现代社会学是工业社会的产物，经过一百七十多年的发展，现代社会学形成了关于工业社会发展变迁研究的丰富成果。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在工业社会基础之上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社会形态——信息社会。面对社会形态的创新与分化，社会学不仅形成了许多新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原则，而且也发生了复杂的学科分化。如何认识呈现为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社会学对立的当代社会学学科分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识社会学的展开状况和演化趋势，进行更深入社会学研究的思想前提。

　　(一)后工业社会还是信息社会

　　丹尼尔·贝尔于1973年发表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揭示了工业社会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阶级关系、社会主要矛盾等方面的深刻变化，被认为是西方社会学中首先明确论述工业社会转型或新社会形态诞生的专著。贝尔确实为人们展现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他称之为后工业社会。然而后工业社会却是一个具有很大模糊性的概念，不仅就字面意思而言它似乎是一个时间概念，指的是工业社会之后的社会，而且从贝尔对这个名词的实际使用上看，它也被赋予了多种含义。

　　不过，贝尔自己却认为后工业社会是一个得到了明确界定的概念。他指出：“我之采用‘后工业’的词，有两个理由：第一，在于强调这些变迁的同质性和过渡性；第二，在于着重知识技术这个主要的中轴原理。”①可见，贝尔试图用这个概念强调后工业社会的变化具有整体性，即不是仅指社会生活哪一个方面的变化，而是指社会发生了总体性变化，并且还强调了后工业社会的变化根源在于知识进步和技术革命。在这个意义上，贝尔坚定地主张：“我反对把出现的这些特征试图标定为‘服务业社会’、或‘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即使这些要素都存在，因为这种名称是片面的，也许是为了追求时尚而加以曲解。”②

　　贝尔的反对并没有阻止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称谓后工业社会，吉登斯的全球化社会，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卡斯特的信息社会和网络社会，还有断裂社会、符号化社会、新媒体社会等，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何以至此？事实上不能简单归结为贝尔所指责的对后工业社会观察的片面性，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后工业社会的这些特点日益明显地呈现出来，学者们提出的不同概念，真实地反映了后工业社会的不同层面所呈现出的深刻变化，而这些概念是从不同角度对已经发生了总体变迁的当代社会不同侧面的一种概括。

　　贝尔关于后工业社会来临的一系列论述，受到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很大影响，他实质上已经像马克思论述工业社会是人类社会一种新形态那样去论述后工业社会。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③这句被广为引用的名言表明，马克思正是从技术革命的角度出发来把握社会形态的变迁。这句名言的进一步展开就是，生产工具的变革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决定生产关系的变化，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又决定了政治的和思想文化的上层建筑的性质，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就是社会的整体形态。因此，从生产工具开始的变革，一定会引起整个社会形态的变化。

　　贝尔论述的后工业社会，正是以计算机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快速展开的时代。虽然贝尔将其研究称为对未来社会的一种预测，但实际上他已清楚地看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计算机、影视通信和遗传工程等新技术的推动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都已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并且相互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贝尔称之为由知识和技术中轴决定的整体性变化。贝尔关于后工业社会变化的论述，同马克思论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的逻辑是相似的。

　　马克思认为，正是机器作为最先进的生产工具决定了工业社会生产力的变革，并进而决定了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整个社会形态的变革。20世纪60年代以后，机器作为最先进生产工具的地位已经逐步被计算机为核心的新技术所替代，这正是后工业社会即将来临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在以计算机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贝尔认为主要凭借机器的力量而运行的制造业的地位下降，依靠计算机等新技术的信息产业地位迅速上升，产业结构发生了空前规模的调整，进而引起就业结构、阶级结构、权力结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调整，于是，社会结构发生了整体性变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尔反对仅从社会生活的某个方面来概括社会的变化。

　　然而，虽然后工业社会概念也表示一个新社会已经来临，但它毕竟没有像工业社会概念那样，明确地揭示出新社会的主要内容和本质特征。后工业社会概念就其含义而言，不过明确了这是一个工业社会之后的社会，至于是什么内容、什么性质的社会并不明确。因此，贝尔留下了一个值得进一步追问的问题：后工业社会究竟是一个以什么为主要活动内容的社会？农业社会的主要活动内容是农业生产，工业社会的主要活动内容是工业生产，而后工业社会的主要活动内容是什么？应当说，既不是农业生产也不是工业生产，而是信息生产。如果根据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命名逻辑，是否可以称后工业社会为信息社会呢？

　　信息社会已经是当代学术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名词，但经常使用这个名词的人们未必赞成可以用它来表示后工业社会或当代社会的主要内容和本质特征。譬如当人们从全球社会、风险社会、消费社会、符号社会、网络社会和断裂社会等角度讨论所面对的当代社会变迁时，未必认为从这些角度所观察到的当代社会的各种变迁，不过是信息社会变迁的不同侧面，是当代社会或后工业社会信息化的不同表现。事实上，无论人们给他们所面对的当代社会变迁冠以何种称谓，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变迁都不过源于社会生活的信息化。社会生活信息化是工业社会之后最基本的社会变迁，也是社会生活各种形式变化的主要内容和产生根据，因此，“信息社会”是对当代社会最恰当的称谓，这一概念最清楚地概括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一种新社会形态的诞生必然以生产工具的革命为前提，而计算机正是作为一种新技术实现了生产工具的革命。作为工业社会生产力标志的机器，无论其发展到何种程度，即便是当代还在创新提高的结构更加复杂、功能更加强大的机器，它的本质都是对物质产品的加工或制造。也有很多人把计算机看做一种机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学者批判资本主义世界机器控制人，其时所指的机器主要就是计算机。然而，计算机同制造物质产品的传统机器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计算机不能直接加工制造物质产品，它直接加工制造的是信息产品，是通过信息的运行、重组和创造来支配物质生产乃至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

　　在当代，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新媒体、遗传工程和空间技术等，都可以看做一种信息技术或与信息技术高度相关。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是当代人类社会最先进的生产工具，这点似乎无人能够质疑，但进一步的推论却未必能够得到普遍赞同。如果承认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是最先进的生产工具，并且信息技术在作用对象、展开形式和运行方式上都同制造物质产品的机器有了根本的变化，那么就应当承认信息技术已经引起了生产工具的革命，它必然引起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必然诞生。而对这个新社会形态应称之为信息社会。

　　(二)面对整体变迁的分析研究

　　美国哲学家M. 怀特曾指出：20世纪是一个从构造理论体系的时代走向理论分析的时代④。20世纪思想家们一致采取的反体系行动，是欧洲学术走向现代的一种发展形势，正是因为放弃理论体系的构造，20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开始进入社会生活各种层面。然而，这种从体系构造转向问题分析的学术转向却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轻视对社会发展变迁的整体把握。

　　20世纪的社会学也顺应了欧洲学术走向分析的潮流，特别是当20世纪中期社会学的中心从欧洲移至美国之后，放弃宏大叙事而专注具体问题的研究方式更是蔚然成风。从宏观层面对社会整体变迁的研究，不仅被视为非科学的形而上学的玄思，而且被看成是落后时代的陈腐学风。注重建设性和整合性的法国实证社会学传统，在美国演化成单纯强调客观描述和具体考察的技术分析。虽然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社会学坚决反对把社会学归结为对客观现象的技术分析，但他们也顺应了超越理论体系的建构而直面社会问题的学术潮流，而以批判的方式坚持了对社会问题的理论分析。

　　利奥塔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证。作为后现代社会学的重要代表，他一方面反对单纯客观地描述现实，认为无批判地描述现实无法清楚揭示信息化的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他又宣布，由德国古典哲学代表的思辨叙事和法国政治哲学代表的政治叙事，都是资产阶级为了动员社会统一意志推翻封建贵族统治，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理论表达，但随着以计算机为核心的技术革命的长足发展，工业社会的统治地位已经被后工业社会取代，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思维方式和知识图景已从宏大叙事转向具体叙事，试图从整体上把握社会发展变迁的各种“元话语”或“元叙事”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即失去了合法性。正是在这种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利奥塔以批判的方式开展了对知识的话语和图形的分析⑤。

　　在马尔库塞、福柯、鲍德里亚等人那里，我们也能看到利奥塔这种反对单纯客观描述分析，但坚持了批判分析的学术转变。也就是说，自20世纪初开启的从体系构造转向事实分析的学术潮流席卷了20世纪所有学术流派，以反传统自居的后现代社会学也没有脱离这一学术潮流。只不过后现代社会学坚持的是批判的建构性分析，而同他们对立的流派则坚持科学的客观性分析。并且，后现代社会学也坚持了不再从整体上建构理论体系的原则。因此后现代社会学家们没有从整体上对当代人类社会的深刻变革做出系统的理论概括。

　　马尔库塞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预言人类社会将发生空前深刻的变化。在《爱欲与文明》中，马尔库塞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的状态将被改变，压抑文明也将随之被非压抑文明替代，一个人性得到彻底解放的新时代将会到来⑥。虽然马尔库塞率先提出了新文明、新社会和新生活必将实现的观点，但他的主要注意力还是对资本主义世界异化现象的批判分析，而对新社会的产生根据、展开形式和基本结构等都没有做出论述。

　　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以计算机为核心的技术革命迅速展开，社会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物质财富大幅增长，匮乏时代基本结束，马尔库塞的预言已经成为事实。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清楚地描述了这些重要变化，并且宣布了作为一种新社会形态的后工业社会已经来临。贝尔关于后工业社会来临的论断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人们关注的，不是后工业社会是一种新社会形态的论断，而是其关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阶级结构、社会中心任务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化的分析。在贝尔的观点的基础上，关于后工业社会不同层面变化的各种学说不断涌现，但从总体上把握后工业社会的性质、形式和趋势的论述却不多见。

　　法国社会学家虽然也认识到后工业社会来临是人类社会的一次飞跃，但受到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福柯、德里达和鲍德里亚等人都没有从总体上论述后工业社会形态的转变，而是分别从知识权力、话语实践、消费社会和社会生活符号化等方面探讨当代人类社会的变迁。他们尖锐地批判了工业社会的压抑原则、科学理性的片面独断和控制权力的人性扭曲，阐述了很多令世人振聋发聩的崭新观点，对于推进当代学术繁荣和理论创新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由于坚持反结构、反体系的后结构主义立场，这些法国社会学家没有从整体上对当代人类社会变迁做出明确的理论概括。

　　德国社会学家不仅没有像法国社会学家那样坚决地批判结构主义，反而注重对社会变迁的一些元理论层面的问题的深入研究。哈贝马斯承接马克思没有来得及充分研究的交往行为问题，论述了交往行为展开的公共领域在社会系统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揭示了公共领域被政治、经济体制吞噬导致生活世界殖民化而形成的危害，并论述了通过坚持交往理性来促进社会沟通、协调人际关系的交谈伦理学。哈贝马斯的这些研究正是直面了信息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信息沟通，他的研究涉及语言符号、自我认同、表达理解、行为模式、道德规范等一系列信息沟通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试图为保证人们社会交往的协调运行提供一套理性原则。

　　利奥塔斥责哈贝马斯在不合时宜地重复德国古典哲学的宏大叙事，德里达批判哈贝马斯不顾当代社会走向分化的基本事实，试图用抽象教条来重建一去不复返的一统社会。其实，利奥塔和德里达对哈贝马斯的批评未必符合实际，哈贝马斯不过是系统地论述了交往行为及与其相关的社会问题，对新社会形态变迁的论述也十分有限。

　　相比之下，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理论视野要比法国和德国社会学家更开阔一些。吉登斯不仅从社会行动、社会信任、制度关系、时空变迁等方面系统论述了社会结构问题，而且还从全球化时代的基本事实出发，提出社会生活的信息化不仅加快了社会变迁的速度，也增加了大量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应当重新审视当代人类社会的巨大变化观点。显然吉登斯已开始尝试从总体上把握当代社会变迁，但由于他未能系统阐明所论述的全球化时代、晚期资本主义、风险社会、反思性社会、脱域社会或时空抽离的社会等概念之间的关系，以致其论述令人不知究竟哪个概念是对当代社会最恰当的概括。

　　总之，上述这些引领了当代社会学学术潮流的社会学家们，都已真切感受到并深入阐释了当代社会生活信息化产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们对所关注问题的深入分析，为清楚地认识信息社会的到来而产生的深刻变化做出了杰出贡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20世纪走向分析的学术潮流的推动下，社会学家们淡化了从社会形态更迭的角度对当代社会变迁做出总体性的概括。这难免令人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