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国社会学经过百余年的发展，经历了传入引进—发展壮大—取消停滞—恢复重建几个阶段，走过了不平凡的坎坷历程。这期间使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以适应中国社会的具体国情，是中国社会学百年以来孜孜以求的学术目标。中国社会学在本土化历程中，也形成了其特殊的理论品质：实用品质、实证品质、人文品质和反思品质。

　　关键词：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实用品质；实证品质；人文品质；反思品质

　　展开中国社会学史，实为一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画卷。1896年，谭嗣同在其著《仁学》中，首次提及“社会学”一词。随后，严复于1898年始译斯宾塞之《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cciology），于1902年完成，名为《群学肄言》。在《群学肄言》出版前一年，章太炎翻译日本人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译本出版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8月23日。“中国之有成本社会学书籍”，当以此书为始。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正式输入中国，即当在光绪二十八年。①按此算起，中国社会学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中国社会学百年，可以分为两大时期，这就是以新中国建立为界，分为前一段近50年的中国早期社会学和后一段50年的中国当代社会学。”②尽管中国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被人为取消，但从其发展历程来看，依然有其自身特点可供总结与归纳。

　　一、中国社会学的实用品质

　　中国社会学一开始即受到西方社会学的发展潮流所左右。③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实用品质是受到国家集体危机意识的影响而形成的。张灏指出，在晚清思想形态中，有一个最占优势的形态，即是以救亡图存的群体意识为中心思想而展开。④社会学有实用品质其实无可厚非。回溯西方社会学发展史，我们也可以发现，社会学一开始就具有了实用的品质和性格。西方社会学是应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后的动荡不安的局面和19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的剧烈冲击而诞生的，因此，社会学肇始于法国也就不足为怪了。

　　当社会学传入中国时，正值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仁人志士寻求救亡图存之时。与在欧美社会一样，社会学传入中国后，逐渐被许多人视为犹如自然科学与工程学一般，成为具有操作性的知识，强调的是实际运用在现实的社会世界里。长期以来，社会学被认为是一种“工具之学”，被定位为用于了解社会现象，并增进、改善人类社群关系，以达到控制功效的一门“社会工程”学问。在这样的思潮影响下，“社会学展现出其实用品质，常常被用来研究诸如人口、家庭、医疗体制、青少年问题、民族关系、老人问题等实用层面上”⑤。

　　中国早期社会学在近50年中，最集中地表现为两大类：主流或“正宗”的学院派社会学和非主流或非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派社会学。⑥实际上，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管是非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还是主流的资产阶级社会学，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其实用取向。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具体考察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现象，研究劳动、青年、妇女、人口等社会问题。他认为，“研究社会问题一定要和社会上多数人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社会运动’，那就是‘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主义具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二者交相为用，并行不悖”⑦。如果说李大钊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基石的话，那么，胡适则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社会学提出了方法论原则，“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注重事实，服从经验等实用主义的思想方法，确实开了中国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先河。⑧另外，中国早期主流社会学派中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主要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以孙本文为集大成者的综合学派和以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主要代表的社区学派，都在研究取向上表现出了实用品质。乡村建设学派主张用改良主义方法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孙本文侧重于社会文化因素与心理因素的研究，着力阐释文化与态度的交互作用，运用文化与态度二因素（积极活动的要素）剖析社会现象，说明社会问题；社区学派的实用思想就更加显著了，费孝通老先生一生的追求就是“志在富民”，富国富民是他矢志不渝的学术信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要求任何社会学科的研究，都必须要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其理论指南。面对这种政治体制的要求⑨，当时的社会学家为了保留社会学的合法地位，就不得不论证社会学的有用性，其最好的办法就是坚持马列主义为社会学最高指导原则。1952年，院系调整结束后，除了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的社会学系，其他的社会学系和有关专业皆被取消。在1953年高校院系的进一步调整中，仅有的这两个社会学系亦被并入其他专业。至此，中国国内社会学被正式取消。在这种大的政治背景下，大批社会学家被迫转行，开始转向其他学科从事研究和教学。这个时候，社会学系教师除少数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外，多数还留在高等院校，主要从事民族学、劳动经济相关学科、政治经济学、政治理论、历史学等方面的教学。⑩开展社会调查成为他们与社会学保持联系的唯一途径，主要集中在人口、家庭、养老、知识分子的再教育与就业等问题上。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也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譬如，费孝通在1957年即宣告说：“对于今后，社会科学建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此点，我们绝无异议。因此，无论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与哲学，均须以共同的基础，从各自持有的角度发展不同的学科。从此，在各学科间的互惠将更容易……与此同时，社会学系的主要课程，将作为学院中的基础科目。”他进一步指出：“现在不论哪个地方，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夫妇问题、养老问题、儿童问题、人口问题等有一大堆，但是这些问题无人研究，不研究并不是说没有问题。”他认为，“对于这些问题用科学方法来调查研究比闭了眼睛说没有问题对我们有利”，应该搞一批人专门出来做这些事，这样可以搞出一套学问。11

　　1979年以后，中国社会学进入恢复重建的新时期。1979年3月15日-18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主持的“社会学座谈会”在北京召开，16日上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长期主持中共思想理论工作的胡乔木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代表中共中央为社会学恢复了名誉。1979年3月30日，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报告，提出了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需要赶快补课”的问题。12至此，社会学的合法地位得到承认，从政治体制上解决了社会学是资产阶级学科的错误认识问题。中国社会学也如同经过十年“文革”后的中国社会一样，百废待兴，但其使命已经从早期的救亡图存和取消期的“明哲保身”转变为协助国家全面恢复社会秩序，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如费孝通所说“开始筹建社会学的时候，我们一直遵循着一条原则：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在社会学重建初期，重视社会调查，解决实际问题，就成为了整个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和主要任务。“我们需要对当前现实的社会生活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以便帮助党和国家解决一些急迫的社会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减少一些前进中的障碍，使社会的各方面都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地向前发展，这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急切需要开展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原因。”13

　　根据周贵华对1979年至1987年《全国报刊索引》中社会学文章的统计，2562篇文章中“社会问题”类的占了44.2%，理论、历史和方法类的仅占11.4%。周贵华还对《中国社会学研究机构人员名录手册》进行了分析，统计了部分社会学所（室）、院校的社会学系（专业）的研究方向（重点）、科研项目（正在进行或已完成的项目），发现“社会学的科研和教学机构，无论是已确定的研究方向，还是已进行的项目，都偏重于应用性，对与日常生活较接近的社会问题，投入了较大的力量，以社会问题所占的比例看，前者占32.8%，后者占40.2%”。14林彬等人对1990-2000年间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1211篇文章中的341篇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社会学理论、方法、社会学史’方面的经验研究论文只有7篇，占总体的2%。从‘研究目的’分类统计上看，理论性的经验研究论文只有18篇，占5%（应用研究的论文占95%）”15。这说明，社会学自恢复重建以来至20世纪末，中国社会学研究确实存在“重经验研究、轻理论研究”，“重应用研究、轻学术研究”的实用品质。在现实中，应用知识的研究经费比基础研究的要高很多，从事应用研究的学者偏多，而从事基础理论知识研究的学者严重不足。

　　实际上，实用性本是社会学初创时的初衷之一，本无可厚非，加之中国的曲折命运和国人不甘落后的民族心态导致我国更加重视应用社会学的研究，在这种急于富国富民的心态驱使下，重视社会学的实用性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可以说，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实用品质主要是源于国家集体危机意识；新中国成立后，脱离了列强的形式控制，中国社会学的实用品质则是与特殊的国家意识形态相联系的，主要是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一种理性妥协的表现，恢复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则更多的是受到国家建设意识的动力推动，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不断地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实用品质是自发的，无意识的，而新中国成立后则是主动地迎合特殊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建设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