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凯文林奇在 《城市意象》一书中说：“环境意象的创造是一个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双向作用的过程。观察者的所见来源于环境的外在形态，但是他表达和组织的方式，以及引导自身注意力的方法，都会反过来影响观察者的所见。”环境意象的形成不仅与其自身的形态有关，也与观察者对它的印象和赋予它的意蕴密不可分。以此来考察唐代的洛阳便会发现，众多文人的观察和反复书写赋予某些景观以情感意蕴，使之构成典型的城市意象。

　　上阳宫与天津桥：从富贵繁华到寂寥闲适的意蕴转变

　　上阳宫与天津桥是洛阳的标志性建筑。上阳宫下临洛水，十分宏伟壮丽，《唐会要》载：“上游于洛水之北，乘高临下，有登眺之美，乃敕韦机造一高馆，及成临幸，即令列岸修廊，连亘一里，又于涧曲疏建阴殿。”上阳宫与其他宫殿不同，其华美外人亦可见到，《唐会要》言：“尚书左仆射刘仁轨谓侍御史狄仁杰曰：‘古之陂池台榭，皆在深宫重城之内，不欲外人见之，恐伤百姓之心也。韦机之作，列岸修廊，在于闉堞之外，万方朝谒，无不睹之，此岂致君尧舜之意哉？’”天津桥在洛水之上，与上阳宫邻近，不仅是城中的交通要道，景色也很优美，唐前期的帝王曾在这里举行酺宴。因而，文人以一种尊崇与荣耀的心态描写上阳宫、天津桥，视之为盛世繁华的见证，如：“紫庭金凤阙，丹禁玉鸡川。似立蓬瀛上，疑游昆阆前。”（宗楚客《奉和幸上阳宫侍宴应制》）“广乐张前殿，重裘感圣心。砌蓂霜月尽，庭树雪云深。”（宋之问 《上阳宫侍宴应制得林字》）“清洛象天河，东流形胜多。朝来逢宴喜，春尽却妍和。朱鲔欢时跃，林莺醉里歌。”（张九龄《天津桥东旬宴得歌字韵》）

　　而在中晚唐时期的诗歌中，上阳宫、天津桥等意象则传递出寂寥闲适的意境氛围。安史之乱后，洛阳在经历着和大唐王朝一样由盛转衰命运的同时，还要面对帝王銮舆再未东行的冷清寂寞。上阳宫依然巍峨壮丽，但殿门紧闭，文人通过诗歌书写传达出的已不是对太平盛世的礼赞，而是对时势的失落、怅然。刘长卿《上阳宫望幸》言：“万木长承新雨露，千门空对旧河山。深花寂寂宫城闭，细草青青御路闲。”雍陶《天津桥望春》说：“津桥春水浸红霞，烟柳风丝拂岸斜。翠辇不来金殿闭，宫莺衔出上阳花。”上阳宫的繁华已不复可寻。天津桥也不再是帝王酺宴的热闹之所，而成了人们闲游、远眺的地方。如姚合 《过天津桥晴望》：“闲立津桥上，寒光动远林。皇宫对嵩顶，清洛贯城心。”上阳宫、天津桥等意蕴的转变既是当时洛阳环境氛围的写实，也是文人心境的外化。

　　洛阳道：名利追求的现实承载与旖旎风情的浮华想象

　　唐代文人对洛阳道意象的写作，在继承乐府《洛阳道》内容和主题的基础上，将意蕴指向了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对名利的追求，对这一意蕴的表现带有一定的批判眼光。洛阳道上人群熙熙攘攘，掀起滚滚红尘，正是人们扬鞭策马、趋逐名利而致。“长安城东洛阳道，车轮不息尘浩浩。争利贪前竞著鞭，相逢尽是尘中老。”（无名氏 《东阳夜怪诗》）“求富江海狭，取贵山岳小。二端立在途，奔走无由了。”（任翻《洛阳道》）二是对自由与逸乐的追求。洛阳道上还活跃着繁华子、游侠人，他们多在丽日春光的背景中出现，出入贵族王侯之家，豪纵疏财，一掷千金，其行为显示出狂放豪迈、任情任性、不受羁束的个性特点，具有昂扬轻快的生命格调和追求逸乐的意味，文人的相关描写表现出欣赏之情，或融注自身的生命热情和人生理想。如“剧孟不知名，千金买宝剑。出入平津邸，自言娇且艳。”（储光羲《洛阳道五首献吕四郎中》其二）“珠弹繁华子，金羁游侠人。酒酣白日暮，走马入红尘。”（孟浩然《同储十二洛阳道中作》）

　　池台宅园：红尘隐逸的象征与雅致情趣的寄托

　　宅园为文人在红尘都市中开辟出一块私人生活空间，园中池台花木泉滩等使其与门外喧嚣扰攘的街市人群有了一定的间隔，而近似于乡村田园的环境氛围。诗歌中的宅园多具有清幽、超越尘俗的特质。如“池馆清且幽，高怀亦如此。”（白居易《和裴侍中〈南园静兴〉见示》）“寂无城市喧，渺有江湖趣。”（白居易《闲居自题》）鱼游水中，鸟翔池上，万物各得其所，各自悠闲。宅园还可以小见大，把广阔空间中的景物容纳其中，通过想象，与蓟北江南的无限风光融为一体。一些文人在宅园中通过池、小舟、钓竿等实际设施，扮演渔翁的形象，体验江湖垂钓的自得洒脱，将宅园池滩与隐逸传统中的江湖相类比。白居易在《新小滩》一诗中说：“石浅沙平流水寒，水边斜插一渔竿。江南客见生乡思，道似严陵七里滩。”在《池上夜境》中言：“但问尘埃能去否，濯缨何必向沧浪。”宅园中构建的林下与滩头便是隐逸的世界，可以濯去世俗的尘埃。而文人不时在宅园中举行的雅集赋诗等活动使其更增添了文人雅趣。

　　晚唐洛阳文人通过宅园意象构建了一个宁静、悠远、远离尘嚣的诗意世界，它是文人追求丰富人文蕴涵、追求多样生活情趣的内心世界的折射。

　　故洛城、金谷园与北邙：对人世盛衰与生死的哀叹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唐诗中另外几个重要的洛阳城市意象是故洛城、金谷园和北邙，三者所关联的情感意蕴都是深沉的哀叹。据《旧唐书·地理志》，汉及魏晋在洛阳所建都城遗址在隋唐洛阳城东十八里，这一遗迹在唐代只剩下颓墙断壁，代表着洛阳所历经的繁华与沧桑，引无数文人驻足伤怀。金谷园则是西晋权贵石崇的私家园林，园内亭榭楼阁，高低错落，清溪萦回，水声潺潺，当年包括石崇在内的二十四友日日追游，曾在此举行大规模的雅集，并赋诗叙怀，一时传为盛事。石崇宠妓绿珠美艳动人，却终在此堕楼，香消玉殒。至唐代，金谷园已然荒废，只剩下旧树衰草。文人在诗歌中对故洛城、金谷园这两个意象的咏叹大多表达了荣华难久、兴废无常、人事不断更替变换的沧桑感，也有面对任何繁华昌盛都将为衰败破落所代替这一宿命时的无奈。如“禾黍离离半野蒿，昔人城此岂知劳？水声东去市朝变，山势北来宫殿高。”（许浑《故洛城》）“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堕楼人。”（杜牧《金谷园》）

　　北邙则与死亡相联，自六朝时起，这里便聚集了众多达官贵人的墓葬，因而，唐诗中的北邙意象表达的是对生命终将归于空无的悲慨。洛阳城中人来车往，代代相续，竞逐繁华，北邙山上坟茔罗列，万古千秋对着洛阳城的盛衰。这一鲜明对照令人获得对人世的醒悟。“北邙山上列坟茔，万古千秋对洛城。城中日夕歌钟起，山上唯闻松柏声。”（沈佺期《邙山》）“百年同谢西山日，千秋万古北邙尘。”（刘希夷《公子行》）北邙的存在泯灭了富贵与贫贱之间的界限，时刻警示人们，人世间所有的荣华与财富，终将化为尘土。“堪叹浮生今古事，北邙山下草芊芊。”（沈廷瑞《垄穴遗诗》）唐诗中的北邙意象充满了终极思考和哲理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