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真才这个名字，在中国西语文学界和翻译界几乎无人不晓。他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编审，也是知名翻译家，同时是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可是，在4月这个残忍的季节，他不幸离开了我们。连日来，心中怀念这位可敬的长者，与其相识、交集的点滴往事不禁浮现眼前……

　　记得第一次见到胡老师，是在2001年3月6日。那天，是拉美魔幻主义文学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74岁的生日，在哥伦比亚驻华大使馆，隆重举行了庆祝马尔克斯生日以及《回归本源——加西亚·马尔克斯传》（由哥伦比亚知名作家达索·萨尔迪瓦尔撰写）一书在中国出版的聚会。作为译者之一的胡真才，无疑是那次活动的焦点。

　　之前，胡老师打电话邀请我时就说过，作家陈忠实会来，而且是他自己主动提出要来参加活动的。我到场后，果然看到陈忠实先生低调地站在一个角落里。众所周知，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在表现手法上借鉴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他的到场自然在情理之中。岂止是陈忠实！《百年孤独》可以说影响了包括莫言在内的无数中国作家的写作，一个显著的证据，就是它直接催生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文坛的“寻根文学”热。拉美“魔幻旋风”登陆中国，西语翻译家们功不可没。而胡真才正是新时期译介拉美文学的先行者之一。

　　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参与了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翻译了阿根廷著名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的《中奖彩票》和委内瑞拉著名作家米盖尔·奥特罗·西瓦尔的《死屋》《一号办公室》（与人合译）三部长篇。之后，他笔耕不辍，译著颇丰，在“豆瓣”中搜索胡真才的名字，是长长的一串书名。

　　与其他译者不同的是，胡真才先生还有着译者和编辑的双重身份：他既是一位出色的译者，又是一位甘为其他译者“做嫁衣”的优秀编辑。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40年的老朋友、老同事仝保民沉痛地表示，在做翻译和做编辑这两方面，胡真才的贡献都是有目共睹的。对于后者，他投入的心血更多，可以说“俯首甘为孺子牛”，奉献了自己整整一生。他所编的《塞万提斯全集》《荷马史诗》曾分别荣获第三、第四届国家图书奖，他责编的图书几乎都是社里的拳头产品。还有他对译作者的满腔热情，对年轻译者、编辑毫无保留的提携和帮助，就更不用说了。

　　大家都知道杨绛先生，她曾因翻译《堂吉诃德》这一成就荣获西班牙国王勋章，在国内，杨绛译本也得过“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在我国众多的《堂吉诃德》中译本中，杨绛译本是发行量最大的。而胡真才从90年代起就是《堂吉诃德》的责编，后来又担任了《杨绛文集》（8卷本，2004）的责编。他工作认真细致，为人和善谦虚，深得杨绛先生的信任，以至于后来人文社在筹划出版《杨绛全集》（9卷本，2014）时，已经退休的胡真才，又被杨绛先生亲点为这套书的责编。

　　令人难忘的是，我在2003年有幸约到胡真才先生就《堂吉诃德》的主题访谈了杨绛先生。那一阵子他正好在做《杨绛文集》，经常出入杨家，于是有机会他就提问几句，最后整理好让杨先生过目，最终得到她的同意而成功发表。去年杨先生辞世，他在悲伤和疲惫中为《中国社会科学报》撰写了《回忆杨绛先生二三事》的纪念文章，并向读者介绍了她“一仆二主”的翻译理念、严谨治学的精神，以及她豁达的生死观。他深情描绘杨绛先生“在温馨祥和的氛围中，由至亲好友簇拥着，步态从容地踏上了西行的征途”。可是，我们怎么会想到，他这么快就追随杨先生去了呢？

　　今天，我们纪念胡真才先生，不仅仅是在怀念他这个人，还是在向翻译家这个群体致敬。在中国翻译界，不仅有杨绛这样的大家，还有众多像胡真才这样默默耕耘的平凡而伟大的译者、编辑。他们是建造巴别塔的人，所以莫言说他们“功德无量”。在一个据说翻译即将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时代，在一个编辑已变成“小编”的时代，这显得格外悲壮而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