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从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切入，专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在亚太价值链中成为诸多行业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一环，属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要提升我国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水平，“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

　　2016年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刊文强调美国海外最大的经济机遇在亚太地区，游说国会议员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期待TPP生效后重构亚太价值链，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时代继续主导世界经济。一旦TPP生效，将对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

　　TPP阻碍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

　　美国通过TPP谈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高标准跨境贸易投资规则。它把原先由一国管辖的经济问题，提升至区域治理层面，在满足其跨国公司利益诉求的同时，将西方商业价值观渗透至其他成员国，从而达到重塑全球经贸规则的目的。全球贸易竞争正在演变为以价值链竞争为基础的“规则之争”。TPP将通过重塑规则，人为破坏现有的亚太区域价值链，制约了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进程。

　　在全球价值链中，我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形态主要有两种：（1）为外国品牌代工，处于加工组装环节；（2）虽有自主产品，但处于低端水平。作为TPP成员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在要素禀赋上与我国有很大的相似度。这些国家极有可能因TPP带来的贸易转移和投资转移，成为我国企业外包订单的主要竞争者。此外，TPP基于全球价值链而推出的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不仅会直接影响我国的对外贸易，而且可能通过劳工和环境标准等，给我国投资、出口设置障碍，从而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

　　沿“一带一路”主动构建价值链

　　平衡TPP的负向影响，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是我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是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关键。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各地区和企业都应当按照全球价值链的走势，积极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要加强国家顶层政策设计，采取更开放的政策、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出台更合理的税收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通常是被动地融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造的全球价值链。然而，在“一带一路”战略指引下，我国正迎来主动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绝佳时机，与其他经济体通力合作，积极探讨在政策协调和能力建设等方面开展合作的可能性。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应当主动构建区域产业链、价值链，建立更加安全可靠的地区价值链体系，提升跨境价值链韧性。这或许是我国应对TPP带来的冲击，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重要思路。伴随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财富和经济权力的逐渐东移，跨国公司调整其全球价值链分布策略，将更多的创新活动置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然后再将创新性产品销往包括发达经济体的全球市场，形成“逆向创新”。这为“新常态”下我国积极构建全球创新链，将单纯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开放化的创新驱动型经济，提供了新动力。“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构建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是破解TPP制约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不二选择。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TPP制约江苏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问题研究”（15ZD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