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在中国曾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民事习惯调查，这些调查因时代背景、实施主体、调查目的不同而导致其在表现形态、影响传播等方面也存在差异。比如，就地域而言，这些调查有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有的是在局部区域内展开；就实施主体而言，有的是由中央政府发起的，有的是由地方政府提议或实施的，有的则是由外国殖民者组织的；就调查目的而言，有的是为了法典的编纂，有的是为了司法的推进，有的则是为了长期统治的需要。本文拟从调查目的这一角度出发，将近代以来几次大规模的民事习惯调查分为立法型、司法型和殖民型三种类型，下面分述其大致过程。并探讨其对当下的启示和意义。

　　三种类型的民事习惯调查

　　近代以来，立法型的民事习惯调查主要是两次，一次是清末为了制定《大清民律草案》，一次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了制定《中华民国民法》。

　　20世纪初，为了应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清廷被迫进行了大规模变法修律的活动。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开始筹议编纂民律草案，法部尚书戴鸿慈等在奏拟修订法律办法折中指出：“先事之预备，则在调查习惯”。是年岁末，修订法律馆在奏折中也强调：“中国幅员广阔，各省地大物博，习尚不同，使非人情风俗洞彻无遗，恐创定法规必多窒碍。”于是，自光绪三十四年开始，由修订法律馆主持，在全国展开了大范围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据张生先生考证，此次调查大体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元年（1909），其调查工作主要是为编纂商律草案而进行；第二阶段为宣统二年正月至八月，主要是为编纂民律草案而进行的民事习惯调查。为规范此次调查工作，修订法律馆还专门制定了《民事习惯调查章程》十条和《调查民事习惯问题》二百一十三问。此次民事习惯调查，各省多有贡献，单两广就报送了两函三十本，不久武昌枪响，清廷覆亡，这些调查材料连同《大清民律草案》一起被人弃置一旁。

　　第二次因立法而进行民事习惯调查是1930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制订民法典时。当时立法院认为民法亲属、继承两编与各地习惯关联甚大，“该院民法起草委员会为慎重起见，特先商同院统计处，制定调查表多种，发交各地征求习惯”（杨幼炯语）。在此之前的5月，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还依据北洋时期北京政府司法部修订法律馆及各省区司法机关搜罗所得之民商事习惯调查录增纂而成《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民法典的编纂与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的编订可谓同时进行。虽然既有专门的习惯调查，又有对既有调查材料的增纂，但从实际效果看，民事习惯对民法典的影响以及民法典对民事习惯的吸纳都十分有限。

　　近代以来，司法型的民事习惯调查也有两次，一次是北洋政府时期，一次是人民政府在陕甘宁边区时期。1917年6月，奉天省高等审判庭因“于法规无依据者多以地方习惯为准据……习惯又各地不同，非平日详加调查不足以期明确”，故呈请北洋政府司法部创设“民事习惯调查会”。此提议得到司法部首肯，第二年初，司法部“通令各省高审厅处仿照奉天高审厅设立民事习惯调查会”，于是民事习惯调查事务遂在全国铺展开来，以期调查成果能为“裁判案件”提供参考（参见北洋政府《司法公报》）。1942年5月至1944年9月，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各县司法审判人员也进行了民事习惯调查。调查人员对延安县、镇原县、清涧县、合水县等8个县的民事习惯进行了搜集和初步甄别，形成了《边区各县有关风俗习惯的调查材料》。此次调查所收录的民事习惯涵盖了婚姻、继承、土地交易、典当以及商业活动中的某些规则等，调查人员将这些习惯按“应当遵守”、“应当改革”、“无法把握”、“坚决取缔”进行分类和甄别，其中“应当遵守”的民事习惯在司法审判中还得到了适用。

　　殖民型民事习惯调查只有一次，其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因日本侵华统治需要而对中国北方广大农村地区政治经济情况和风俗习惯所开展的长达40余年之久的社会调查。海外学者利用这批资料产生出了一批很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如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以及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等。目前，这批文献的重要性已为国内学者所关注，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牵头编译的《满铁调查》中文版第一辑（4册）已于2015年1月26日正式面世，预计该系列丛书出版齐全将达到100册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