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5—7日，美国接连发生枪杀案。连续两天警察过度执法枪杀非洲裔，引发群众集会。在德州达拉斯数百名群众的抗议声中，一个非洲裔狙击手藏于楼宇射杀现场执法警察，5死6伤。这是美国自“9·11”以来伤亡警察最多的单起案件，也是有预谋的、目标明确的最大袭警案。而6月12日发生在美国奥兰多的夜店恐袭案，死难者人数已增加到58人。惨案发生后，民主党提出的“禁止疑似恐怖分子购枪与加强背景审查”的控枪法案，依然没有通过。6月22日，民主党议员们还在美国众院会议厅静坐抗议。此起彼伏的枪杀案，深刻地反映出美国价值观的混乱，以及由此所造成的权利冲突。法律在这些剧烈的冲突中并没有保持足够的中立，反而成为极端分子滋生仇恨的原因并为其获得武器提供便利。

　　枪，差不多是美国人的标配。美国全社会的枪支拥有量甚至超过了汽车，去枪店买枪的方便程度超过了去加油站加油。超市、网店也有卖。各种枪展，事实上就是枪支买卖的豪华集市。美国人之所以钟情于持枪权，是因为在他们思想深处固执地认为，政府是靠不住的，得靠自己。政府可能变坏，民众有枪，大家集合起来，可以重建政府。政府即使不变坏，也忙不过来，或者说能力有限，还是不如靠自己。

　　美国人一方面对自己的法治沾沾自喜，但另一方面却又深感失望。在美国，一年大约发生16000起谋杀案（2001年），大约有150个重罪犯被判处死刑。这些死刑犯几乎都会上诉，而大多数案件都会经由三级法院撤销或者发回重审。实际被执行死刑的往往不到100人。从犯罪被逮捕到执行死刑，通常要花上10年的时间。学者统计，在美国，谋杀者被判死刑的机会是1/250。法律的所谓正当程序，当然维护了减少和消除死刑的价值观，但强化了民众持枪捍卫自己权利的个人利益价值观。

　　拥有持枪权的好处是明显的：个人的主体意识得到强化，一旦组织得好，民族和国家的力量就会因此而强大。但明显的坏处是：正因为强调了人的独立性、主体性，人的差异性、多样性过大，因而不兼容性凸显出来。各类主体都强调自己的权利，冲突不可避免。如果法律能够控制冲突，形成秩序，倒也能够维持大致的平衡。而一旦法律倾斜、社会失序，各种惨案便会接踵而至。美国人很现实，他们能够认识到，控枪不如控人。作为工具的枪不过是人在操作。即使控制了枪，还能控制用汽车、汽油、自制炸弹、毒气、菜刀等工具杀人吗？

　　其实美国是遭受恐怖主义袭击最惨烈的国家，“9·11”的阴影永远不会消除。从世界范围来讲，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主要的并不是所谓“文明冲突”，根本性的原因在于权利的冲突，权利的相互承认遭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越是不包容，越是有冲突；越是有冲突，就越是不包容、不认同。于是强者压迫弱者，优势文明压迫弱势文明，利益剥夺由以前的武装干涉改变为科技手段和市场手段。价值观的输出变成了群体的、民族的心理攻击，被攻击者当中的极少数人则走上极端的道路，以极端的方式去毁灭一切，包括毁灭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