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以来的地理大发现以及科学技术进步极大地拓展了国家间竞争的舞台。原先国家间的竞争演变为世界范围内的大国地位和主导权之争。在几百年时间里，西班牙、荷兰和英国都曾先后竞争海上主导权。英国更是借此成为世界帝国。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新的超级大国。海权是地缘政治的核心议题，而地缘政治又与大国兴衰密切相关。战后国际关系虽以和平发展为主流，但各国对海权的争夺并未停止，近几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南海问题、索马里海盗等一系列国际争端都与其密切相关。重读肯尼迪的《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有助于我们从国家战略的宏观层次审视海权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表现和意义。

　　本书作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是近二三十年来极负盛名的国际关系史和战略史学家，著有《大国兴衰》等一系列重要著作。《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成书于1976年，比《大国兴衰》早约十年。与后者宏大的叙事视角不同，本书以英国为主线，分“崛起”、“鼎盛”和“衰落”三部分讨论了英国海权自17世纪初一直到二战后盛极而衰的过程和机制。

　　全书以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所确立的海权观出发，提出了三个核心观点。其一，海权与经济之间具有极密切的联系；其二，海权对大国地位的重要影响以16世纪初到19世纪末这段时间最为明显；其三，海权不是全部。英国依靠海权和陆权之有机结合才成就大国地位。

　　与马汉不同，本书强调海权的价值不仅存在于军事领域。在作者的宏大视野下，海权不仅被看作是国家实力上升的结果，而且成为“大国崛起”因果链上的一环：国家经济力量上升促使海权加强，海权加强带来包括军事胜利、殖民地扩张、国际规则制定权等一系列回报，并由此带来经济、贸易和制造业的繁荣。这种繁荣又促进海权的加强。因此，本书对海权问题的研究实际上超越了战略学的范畴，并将其作为国家崛起机制中的重要一环加以分析。

　　英国海权与国家实力互动链条的运转得益于两个关键条件：第一，英国的经济力量在17世纪得到迅速提升，并扭转了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海军贫弱的局面。第二，英国迅速积累的财富被用以发展海军，而非其他领域。在作者看来，这两个条件的达成，主要取决于三方面条件。一是现代财税制度的建立使政府可以迅速通过公债和税收等方式弥补战争消耗；二是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以商养军，以军护商”的互利格局；三是一个成熟的和主要由资产阶级掌控的议会。议会在17世纪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将海军从君主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为海军的发展拓宽了渠道。

　　应该说，这三个解释与近几十年来政治发展和现代化理论的相关观点（如现代财税体系的重要性）是相呼应的。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较为系统地回答了战争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比较现代化研究学者，特别是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的研究者，通常习惯将战争或冲突看作一个“关键时点”，并以案例为支撑，论证战争促进发展说。例如，何文凯（Wenkai He）在《通往现代财税国》（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一书中对比了英国、太平天国时期的清朝和日本明治维新三个案例。面对三个案例在现代化道路上迥异的结局，作者使用“需要适度战争”这种较为模糊的语句加以解释。在此问题上，肯尼迪给出的答案则较为清晰：其一，战争必须能够促进政治经济体系的变革。英国在17、18世纪的战争行动促进了国家财税体系的完善，刺激了工业体系的发展。反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改变英国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之下私人资本各自为政的局面。这种经济过度自由的状态导致资本不愿意进入它认为无利可图的领域。一些新兴工业往往瞄准国内市场而不是国际贸易，造成英国错失新兴工业革命的契机，并导致工业主体逐渐而缓慢的衰败。其二，战争的消耗不能导致国家财税和贸易体系的崩溃，即“只有很快取得战果，或者付出的战争努力在经济上与国家资源是相称的，胜利才有可能”。其三，当代战争愈发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在空中打击等现代战争形态下，战争会使国家经济及工业设施遭受毁灭性破坏，“促进现代化”便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