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运行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对其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简要的制度分析，可以为深入了解村民自治提供有益的视角。

　　国家主导的制度变迁

　　村民自治是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安排，设立与运行之初特别强调村民自治的民主价值。“文革”结束后，领导层对国家民主建设高度重视，再加上海内外学界的大力宣传，大家对村民自治的期许非常高，很多人认为村民自治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突破口，是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宏伟蓝图的起点，是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的“静悄悄的革命”。时任人大委员长彭真就说，农民群众“把一个村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一个乡的事情；把一个乡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一个县的事情”。在这种观念的推动下，制度的文本设计，尤其是村民民主选举成为村民自治的符号，村民自治制度建设进程发展很快。

　　不过，在实际运行中，很多地方的村民自治制度“悬浮”在村庄实际管理上，如村民选举很多地方走过场、乡镇对村民自治干预过多、村支两委矛盾、村民参与积极性不高等。对此，不少人认为是村民自治的纯度或范围不够，民主选举的力度不大。因此，对于世纪之交备受关注的“三农”问题，有不少地方探索用村民民主选举来破解。海选等方式被快速推广，有些地方进一步实验乡镇长和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

　　实践证明，真正给解决“三农”问题带来转机的，是新世纪以来的农村税费改革和新农村建设。这两个涉农政策使村民自治从比较单一的选举时代逐渐进入了日益复杂的民主治理时代。随着村民自治理论与实践的深入，原来被遮蔽的村民自治制度民主选举要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相统一的问题突显。民主治理时代的村民自治，是国家、集体、农户、个人等多个主体之间的复杂博弈，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的综合治理，政治层面的村民民主选举乃至村民自治都只是基层民主治理中的一个环节。因此，对村民自治制度的规范化理解开始上升到对怎样实现村民自治实际有效运行条件的探索。人们逐渐认识到，相对于狭义的规范文本的正式制度，现实运行中的村民自治制度是一种广义制度，包括影响村民自治的非正式制度以及农村不同地区的文化、风俗、习惯等。更进一步看，由于受限于狭义的村民自治观念，可能使得对国家与村民自治制度关系的认识陷入有违常识的悖论。有些人只承认国家行政是一种“非正式制度”，而无视国家在村民自治制度的设立、运行中的主导作用，无视农民生活的巨大改善乃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税费改革、新农村建设以及新农村医疗合作制等国家政策的政策红利。

　　嵌入民主建设的制度框架

　　实践表明，村民自治制度逐渐嵌入到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宏观制度框架，村民自治运行渐入佳境。2007年，党的十七大将包括村民自治在内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正式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起，纳入中国特色政治制度范畴。2010年，修订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了“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2011年，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这表明村民自治制度作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构成了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框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村民自治通过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规定，其继续发展的路径依赖效应已经基本形成。今后要不忘制度设立的初心，进一步把制度蕴含的民主自治观念继续转化成为治理绩效，发挥好村民自治制度在基层经济与社会发展、平衡利益、表达民意、协调纠纷、维护公正和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实际作用，建构和夯实制度的社会认同，进一步推动其有效运行。

　　可以说，从现代国家建构视野看，村民自治是国家试图通过新的制度安排使国家权力通过农村社会自治来实现国家对农村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总体上，通过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与运行，民主自治的观念已经成为共识，这种制度安排在战略上已经取得了成功，在战术层面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也在不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