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国内外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廉政问题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议题。作为西方政治学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希腊民主政治已经衰落、城邦国家濒于崩溃的时代。他哀叹当时社会上的争权干禄、骄奢淫逸，并对城邦的腐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亚里士多德的思考，对于我们今天的廉政理论和反腐工作实践都大有裨益。

　　总的来看，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腐败的界定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指政体的变质。根据城邦“最高治权的执行者”人数的多少及其统治目的，亚里士多德划分了君主政体、暴君政体、贵族政体、寡头政体、共和政体和平民政体等不同的政体类型。在他看来，凡是旨在照顾城邦共同利益的政体属于正宗政体，而只是照顾作为最高治权执行者的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的利益的，就是变态政体。据此，君主政体蜕变为僭主政体、贵族政体蜕变为寡头政体、共和政体蜕变为平民政体都意味着政体的变质，背离了优良政体的探索，可以说是最根本的腐败。

　　二是指具体政治制度、措施的腐坏、变质。在分析斯巴达政治制度时，亚里士多德举例说，被称之为“菲第希亚”的会餐制度原本是一项平民化措施，是为了保证每个公民都能参加公共食堂，进而享受法律规定的一切权利。但该项制度同时又规定会餐费用由个人承担，造成极端贫困而无法缴纳会餐费的公民无法参加公共会餐，从而无法享受法律赋予的权利。因而，斯巴达的会餐制度所起的作用和造成的后果完全有违创制的本意，可以说是彻底的腐坏、变质。

　　三是指政治权力的腐败。政治权力万古不易的特质决定，无论是现代还是古希腊，只要对权力缺乏严格、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就会导致权力的滥用，产生权力腐败。在分析斯巴达的政治生活时，亚里士多德指出，对本邦重要事务具有决定权的监察官从全体平民中选出，如果穷人当选，由于自己生活的窘境，很可能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导致发生典型的权力腐败。当然，权力腐败的形式不止于此，存在权力腐败的也绝不仅限于斯巴达一处。

　　可见，亚里士多德关于腐败的理解、剖析是以政体，也就是以政治制度为研究对象的，并形成了从政体到具体制度再到制度运行（权力运作）的系统性分析。相较而言，当前我国廉政理论研究中，对于腐败的普遍认识主要在于“权力”层面，往往以“公共权力”为“腐败”的核心对象，更多的是从“权力腐败”的意义上使用“腐败”一词。必须承认和肯定的是，以“公共权力”为聚焦点的腐败研究对我国廉政建设的实践工作和理论研究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对公共权力腐败这一当下最为突出、最受关注的政治腐败现象而言，是十分必要、相当有效的。同时，也吻合了全球关于政治腐败研究的主流，即从宽泛转向具体，由广泛转向狭窄的研究趋向。

　　但是，无论“公共权力”如何重要，毕竟不是政治生活的全部内容，也不能脱离政治体系中的其他要素孤立存在。因此，政治学的廉政理论研究必须囊括政治生活的各种要素、各个部分，并对每一要素、部分给予足够重视。须知，在整个政治领域中，不仅是公共权力，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组成要素同样不具有对“腐败”的免疫力，都可能受到“腐败”的侵蚀，一旦发生腐败所导致的危害也是严重的。而且，考虑到制度、文化所固有的惯性及其对政治参与者具有的巨大影响、制约，甚至是决定性作用，政治制度、文化的腐败也许会产生更为深远、持久的负面影响，造成在短时期内无法解决的棘手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虽然我国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毋庸置疑，但具体制度发生腐败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正因如此，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才显得如此鞭辟入里、发人深省。

　　其实，不论是西方早期思想家还是中国古代先贤，都在几千年前就开始思考怎样从宏观上防止掌握政治权力的统治者由于只顾自身利益而导致政治制度的败坏和社会治理的全面沦丧。这一防治腐败的理念、思路对于今天中国的反腐倡廉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仍然是有益、有效、有用的。因而，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应当超越以“公共权力”为聚焦点的思路，站在维护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的高度来认识、应对政治权力腐败的危害，把制度腐败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深入研究下去。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