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批学者以发展一门独立的舆论学为己任，出版了多部舆论学专著，这些专著和与之呼应的众多论文，对舆论的本质、功能、表现形态、运行规律以及舆论与国家和社会等的互动关系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舆论学理论体系。舆论研究成“学”，标志着中国学者对舆论研究的学科自觉与责任担当，“舆论学”的提法也为我国的舆论研究进一步提升理论层次以及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要求的内涵可以用以下“三个面向”来加以阐释。

　　面向科学性

　　舆论学是一门兼有人文学科色彩与社会科学特质但又更偏向于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提高研究的科学性是对当代舆论学的学科内涵以及学术标准的内在要求。这种科学性主要通过学科的框架建构逻辑和基础理论研究水平来体现。学科建设是一项综合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涉及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知识体系的形成等内在方面，又涉及教材体系、组织体系、制度体系等外在方面，需要几代学人持续不断地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完成。

　　首先，要能形成相对系统的理论体系或知识体系，也就是要有自己的本体论。本体论主要解决学科身份与学科定位的问题。它要能清楚地阐明自己的学科性质，界定自己的学科范围，同时还要对各种层出不穷的新概念、新观点进行甄别、筛选、提炼，积淀出支撑本学科的核心范畴和概念。对于中国当代舆论学而言，核心概念和范畴一方面可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要靠后来的研究者不断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和升华，这一过程也就是所谓的“概念化”。

　　其次，要能形成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议题，也就是要有自己的认识论。要重视本学科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的挖掘，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密切互动与结合，在实践中对研究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加以检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当代舆论学的研究范围和议题都已得到明显的拓展，而不再仅仅停留于图解政策或对政策的应然式、期许式解读上。当然，这其中许多问题的探索才刚刚开始，并且需要更多地用实证方法去检验研究的假设是否成立。

　　再次，要能形成相对有效、成熟和系统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要有自己的方法论。方法论问题应该是任何一个自称为学科的研究领域最基础和最前沿的问题，它直接决定了该学科的科学性，从而直接影响该学科的地位及发展方向。目前，学界对舆论学研究的方法及方法论问题仍缺少必要的关注，这会阻碍舆论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学者多沿用人文思辨方法思考与分析舆论问题，同时也逐步引入实证研究方法，但总的来说仍以前者为主。我国的舆论学研究主要是依托于新闻与传播学科展开的，政治学及其他相关学科所占比例都较低。更重要的是，各学科之间即使有一定联系，也是以相互征引文献资料为主，真正的协同研究很少。这种状况亟待改变，因为它不利于舆论学研究本质上所要求的跨学科交叉渗透，不利于研究方法的改进和综合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