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6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随后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逐步试行身份证制度。在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颁布30周年之际，本报邀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政治发展研究所所长贺东航对居民身份证制度与社会转变等问题进行阐释。

　　夏学銮  个体成为自己的行为主体 

　　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基本是单位社会。“单位”是中国人的社会身份组织，是个人与国家联系的唯一纽带。由于单位社会的垂直性、封闭性和全功能性，它对个人既有一种全承包功能，又有一种全控制功能。同时，“单位”还具有西方福利国家的功能，个人的生、老、病、死，“从摇篮到坟墓”，无不与“单位”有关。此时，个人极少作为劳动力的个体在全国各地流动，户口簿、工作证、单位介绍信就足以承担身份证明的任务。

　　随着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经济作为一项相对独立的经济模式登上舞台。居民身份证制度的实施，顺应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频繁流动的需要。劳动者得以成为独立的权利主体，可以自由、有序流动的个体能够更加便利地参与到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之中。

　　随着单位社会的解体，个体不再只是由过去的单位负责，个人成为了自己行为的主体，要对自己的经济、社会行为负责。由此，个人得以从“单位”、“组织”等集体身份的依附中解放出来，成为真切的、具体的、千差万别的个体。

　　贺东航  网络时代对身份认证提出更高要求 

　　中国是最早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户籍制度的国家，汉代已建立了编户齐民制度。改革开放前，我国人口流动性很低，农村人属于人民公社，城镇人属于单位，超出这个范围的事，就用单位介绍信。在这种背景下，国家认证系统只需延伸到公社或者单位就够了。

　　随着社会流动性的逐渐扩大，原有认证管理方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通过对西方认证的借鉴，我国于1984年启动了身份证试点工作。2004年，我国又逐步换发具有更高防伪功能且能够被读卡器阅读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网络时代对认证能力、数字身份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高科技的普及，生物认证方式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已经投入应用的生物认证基础包括指纹、手形、脸形、语音、虹膜、视网膜、签字等。生物认证具有唯一性和安全性，伪造很难。生物认证附着在人身上，等于随时携带，不存在遗失遗忘的问题。通过生物认证，将大大减少认证的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提高认证的精准度，避免伪造身份信息，有助于促进国家建立统一、准确、安全、有效的认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