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4世纪是人类进入近代化之前世界文明融合发展的黄金期，也是中国走向世界并带动世界发展浪潮的鼎盛期。在这一过程中，有两条伟大的道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一条是联通欧亚大陆的海陆丝绸之路，另一条就是贯通中国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极大地缩短了中国南北交通的距离，加快了商品运输速度，同时将北部自西欧、阿拉伯、印度至中国新疆、蒙古帝国而来的陆上丝绸之路，与自日本、高丽、安南等东南亚各国至中国刺桐（泉州）、宁波而来的海上丝绸之路联结成一条延伸中国南北、世界东西的广阔通道。中华文明经这条大通道远播海外，融入世界文明；世界各民族文明则由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再通过运河流淌进中华民族的血液。京杭运河正如中国联通世界的大动脉，以有容乃大的气魄涵养并派生出丰富绚烂的气象。而13—14世纪中国文学中有关大运河的书写，则从不同角度立体呈现了这一时代景观。

　　地理交通密切相连

　　元代打破隋唐运河东西走向格局，自元大都起，经河北沧州、景州、山东临清、东平、江苏彭城（徐州）、淮安、高邮、扬州、苏州，至浙江嘉兴、杭州，经浙东运河可达宁波，直通东南海域。宋代设有十三个贸易港，元仿宋制，于泉州、广州、庆元、上海、澉浦、温州、杭州设置七处市舶司。这些入海港口普遍位于京杭运河附近或是通过大江与运河相连，形成海、江、河相互交织的庞大水运网络。凡由丝路来华的外国商旅必会经过京杭运河。“南海百蛮之入贡者”“天使之驰驿而来者”“东辽西域幽朔之浮淮越江者”咸集于此。（方回《姑苏驿记》）日本、高丽等商旅皆渡海至东南沿岸港口系缆登岸，沿运河北上。

　　日本五山僧人由宁波经浙东运河至杭州西兴渡，对岸上千帆竞发、舟楫如织的景象记忆尤深：“南音北语惊叹奇，吴越帆飞西兴渡”（别源圆旨《送僧之江南》）；从海路来华的西方商旅则沿波斯湾、南洋群岛至泉州或广州登陆，从长江下溯运河，北上大都。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清晰记载了其行经路线，先抵刺桐（泉州）：“我看到港内停有大艟克约百艘，小船多的无数。这个港口是一个伸入陆地的巨大港湾，以至与大江会合。”至穗城（广州）：“我们在这条河上走了二十七天……就这样一直到达穗城……艾布哈亚河于此处入海，所以这里也叫海河汇合处。”（马金鹏译注《伊本·白图泰游记》）经干江府（江西）、汗沙城（杭州）沿运河直到大都。他认为全中国之水道，似皆为一运河支流连贯，可见京杭运河在外国人对华认知中的重要地位。

　　除港口外，发达而密集的水路驿站也对丝路的拓通起到重要作用。元代驿站不仅连接大都、上都直至西域的路程，且贯穿运河，催生出一座又一座运河城市，保障了海陆丝路的畅通。

　　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当年就是从阿拉伯湾向北，跨越伊朗高原、帕米尔高原，沿塔克拉玛干沙漠西部边缘，一路经驿站到达大都，后经运河至泉州回国。运河上的驿站大约五十余处，如桃园驿、姑苏驿、毗陵驿、云阳驿等。元人方回作文赞颂姑苏驿之景：“水站曰宾贤，傍为通波亭，以至迟运站，鞍韂舳舻，仆从烝徒之须，无一不饬。帷帱瓶盎坐卧饮食之器，无一不具，而百花洲以娱过往宾客，至翘首骇目，憩劳息倦，发喜而欣。”（方回《姑苏驿记》）驿站上，舟船整齐地排列，饮食、休憩、娱乐样样齐全，宾客云集，虽有羁旅的疲倦，却掩饰不住其欢快喜悦之情。这种愉悦的情感与安全的商贸环境密不可分。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称赞一路上的治安：“对商旅来说，中国地区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地区。一个单身旅客，虽携带大量财物，行程九个月也尽可放心。”每一宿处都设有旅店（驿站），有官吏登记旅客姓名并盖章，至下一旅店后详细核查，“自穗城至汗八里各旅店亦皆如此”（马金鹏译注《伊本·白图泰游记》）。运河上完善的基础设施使中外商路畅通无阻，推进了丝路繁荣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