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区域国别学”成为交叉学科门类新增的首批一级学科之一，是中国高校学科建设的一次重要调整变化，表明国家与时代对“区域国别学”有了更高的期待。从战略层面上讲，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是助力建设和谐美好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之学”，是破除、对冲、消解、替换维护西方特权霸权“冷战知识体系”的“人类共建共通共享知识体系建构之学”，是要推进建构起一种全新的全球范围内各区域各国家各民族平等参与的人类知识新伙伴关系。从学科层面上看，建构区域国别学对中国高校创新发展也有特殊意义：一是有助于打破学科壁垒，破解内卷困局，推动高校学科建设的融合发展；二是有助于搭建对外桥梁通道，推动中国高校学科建设的国际化进程，提升中国高校的国际影响力；三是有助于延伸大学知识的价值链，使一流学科兼具特色智库功能。概而言之，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是一门行走世界的经国济世之学，它的逻辑起点、推进路径和最终归属，都必须努力融入国家与时代的发展大潮。在此方面，浙江师范大学非洲区域国别学“‘六位一体’集成建设”的实践探索，或许可为全国高校区域国别学建设提供某种路径参考。

　　 关键词：区域国别学；学科目标；推进路径；实践探索

    作者简介：刘鸿武，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教授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学术作为时代的窗口，往往与时代演化交互作用。当今之世界，多元文化碰撞激荡，各种思潮往来竞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人类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越来越复杂，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建构起一种人类共建共通共享的知识、思想与文化体系，即一方面，要努力“破除和消解”维护美西方霸权特权并导致世界撕裂冲突对抗的“冷战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则要努力“创立和建构”维护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知识体系”。通过这样的一种“有破有立”的知识创造与思想建构过程，让人类以更加理性、主动、积极的方式，携手相向而行，采取共同行动，塑造共同利益，担当共同命运。我们认为，在构建这样一种人类共建共通共享的知识体系的“有破有立”过程中，中国可以也应该发挥更加建设性的作用。有中国特色和精神气度的新兴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行走世界、认识寰宇、服务天下的经国济世之学，自当在当今世界复杂背景下发挥某种特殊作用，助力人类共建共通共享的知识、思想与文化体系之形成，以学术服务于中国之治和世界之治，进而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建构。我们当由此背景来理解“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建构的意义，并寻其开阔通达的前行目标与推进路径。

    一、区域国别学的概念阐释与内涵解读

   作为一门新兴的、建设中的实践性学科，对“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定义与基本内容，尚可持相对开放的态度，通过探索实践而逐渐厘清各方关联，形成统摄性的概念体系。为讨论之所需，本文暂且给区域国别学作这样一种解释：区域国别学是一门聚焦于特定的地域性问题的综合性、交叉性、实践性的新兴学科，它重视自身创造知识与思想形态的地域适应性和时空关联性，重视从特定地域时空结构上来开展适宜性研究，通过建构综合性与适地性的知识体系，努力形成对这一特定区域的一般性、普遍性、特殊性问题具有解释力、运用性、操作性的集成化的区域国别学学科群落与知识体系，以为天下治理之大用。

　　在此，对上述定义内容略作分析解释。

　　第一，我们说“区域国别学是聚焦于特定的地域性问题的学科”，这是相对于以往那些“聚焦于领域”或“聚焦于专业”的学问而言的。所谓“聚焦于领域与专业”的学问，诸如聚焦经济问题的经济学、聚焦政治问题的政治学等，而“聚焦于某个特定的区域、地域、地区、地方并对这个区域作整体性、综合性、专门化研究”的区域国别学，则包含如“聚焦于非洲问题的非洲学”“聚焦于中东问题的中东学”等。至于这个“被聚焦的地域”，则可以依研究之需要而有大有小，大者如洲际规模的“非洲”“亚洲”“拉美”，小者如次区域的“非洲大湖地区”“中南半岛”“巴尔干半岛”“加勒比海地区”等。这些或大或小的“区域、次区域”，往往都具有问题的区域关联性与整体性，可以作为具有内在联动性的“单位”进行综合观察、专门分析与系统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国家”，也是一个“区域”，一个“地方”，如中国这个区域、印度这块地方，我们可以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研究，形成关于中国、关于印度的知识体系与理论成果。总体上说，“区域国别学”都是聚焦在某个特定地域上的学问。

　　第二，区域国别学是一种新时代中国学术与思想发展的战略路径，通过它的创新发展与实践，得以让今日之中国学术更多地扎根到世界上每个不同区域、每个不同国家的真实的、具体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大地上来，从而使传统的“聚焦领域专业之学”（如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与新兴的“聚焦地域国别之学”（如非洲学、中东学、拉美学、南亚学）两大知识领域，得以相辅相成，互为支撑，让我们对今日之大千世界的各个区域、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事情，看得更清楚，说得更明白，解释得更完整，合作得更有效。

　　第三，所谓“重视自身创造知识与思想形态的地域适应性和时空关联性，重视从特定地域时空结构上来开展适宜性研究”，是说我们通过“聚焦特定区域的知识与学问”而形成的种种知识体系与思想形态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这些知识与思想必定是与其研究的这个特定区域相关联、相适应的，这些知识与思想只能产生于对这一特定区域的长期观察、体验、分析、思考、研究的过程中，而不是产生在其他地方，更不是产生在长期远离研究对象之时空的学者的沙发上。区域国别学不是在远离研究对象区域、远离研究对象具体时空环境的真空环境中作抽象概念推演而形成的各种空泛假说与虚浮臆想。区域国别研究者所形成的知识与思想，也必须产生并适应于这一特定区域、地方、地域的实际情况，经得起在这个特定区域的实践查证、检验、追问。

　　第四，通过上述努力，“形成对这一特定区域的一般性、普遍性、特殊性问题具有解释力、运用性、操作性的集成化的区域国别学学科群落与知识体系”，这里包含着三层含义：一是学者的知识创造与思想探索，是可以用来很好地解释、解答、回答其所研究的这个区域、这个国家、这个地方的那些一般性、普遍性、特殊性问题的；二是这样的知识不是分散的、局部的、零落的，而是集成化的、整体的、系统的，是一个关于这块区域、这个国家的集成化的知识群落与知识体系；三是人们也可以运用这些知识与思想、智慧与理念，来指导、支撑、帮助他们认识和解决这个地方的各种复杂问题，即所谓的“学可以用，智可以启”。

　　第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一方学人，成一方学问。例如，同样是研究贫困问题，一般性的经济学家可能更多是从普遍的、抽象的、理念的层面，来分析贫困的原因、解释贫困的根源，满足于概念的推演、书斋里的撰写，但区域国别学则有所不同，针对具体的地区、国别实际做出的具体研究，应当特别地呈现知识与思想的可操作性、可运用性、可实践性，突显与研究对象特殊形态相关联的知识针对性。贫困是一个普遍的人类现象与挑战，但贫困的发生与解决，在不同的区域、国别、地方会有不同的根源和表现，也需要不同的对策和举措。大家都要脱贫减贫，但在现实生活中，非洲的贫困与中东的贫困，尼日利亚的贫困与坦桑尼亚的贫困，一定有所不同，呈现出贫困这一普遍问题的地方特殊性；如果要用我们的知识去帮助解决不同地方的具有特殊根源与表现的贫困问题，我们就必须深入这一个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国别，去真实地、具体地、全面地研究当地贫困的实际情况、特殊情况、详细情况，方可从空洞的概念推演落地到真实的生活大地上来并付诸实践，如此，知识才会是有用的、能用的、管用的。

　　第六，区域国别学是一个“集成化的学科群落与知识体系”，一个“用于国家治理、天下治理的实践知识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区域国别学”既可以称为“交叉学科”，亦可以称为“博物学科”，因其“集成的”知识体系与知识群落。我们说区域国别学本是一个“博学”的知识形态，它需要将研究对象的各类知识统筹起来、汇聚起来，形成纵横交错、层叠相加、相互印证的集成化知识群落，方可获得对于这个特定区域国别的系统化、整体化、通识化的把握，求得对这一区域国别复杂问题的统筹通揽，即所谓的“认得大体、辨得大局、把得大势、成得大业”。

　　第七，区域国别学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是一门实践性、操作性突出的新兴学科，既是综合交叉、跨学科的，又是带有个体经验、个体实践的。我们经常讲，区域国别学是培养研究对象的“国别通”“区域通”。“通”者，通古今之变，通天人之际，通史地之源，通中外之交，打通知识体系，方可纲举目张，把握潮流，辨识大局，从而顺势而为，因势利导，治理天下。从实践操作的角度上讲，这个“区域国别”无论是大是小，我们都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特定的“区域”来做整体性研究，“通而观之，集化成识”。就此来说，“学科交叉”之起步只是初始形态，“交叉学科”之建成才是完成形态，也就是说，通过学科之交叉而形成一交叉之学科，集众学科之大成而深度融合，汇通众人之博识而得“集成化的学科群落”，方是作为“交叉学科”的区域国别学之真正完成。

　　第八，区域国别学之路径方法有两个重要维度，就是需作时间和空间的综合把握与宏观通达并落地生根。从事区域国别研究，一定要到对象国去，扎根在对象国特定的环境、时间和空间当中，重视研究对象特定的历史进程与时间关系，重视研究对象的环境背景、基础动力、演进过程，先说事、后论理，论由史出，因事求理。简言之，区域国别学要能把对象的事情说得很清楚、讲得很明白，每当世界上某个地方发生事情时，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者，能够“摸得到路，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相关研究成果与专业人才“国家用得上、部委离不开、队伍靠得住、建议可信赖”。作为一门接地气、能运用、可操作的“行动之实学”，区域国别学要从“概念之虚学”里走出来。总体而言，区域国别学是一门“研实际、求实理、重实践、做实事、育实才、务实效、得实功”的“七实之学”。

　　第九，区域国别学并非新事物，也非舶来品，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有着深厚的区域国别的学术传统与实践积累。历史上的中国，不仅要处理好国内东西南北间复杂多元多维的民族、种族与文化关系，而且作为一个周边国家、民族、文化极其复杂多样的洲际规模的大国，中国自上古之时起就特别重视对境内外之中原与边疆、华夏与四夷、本国本族与他国他族之复杂关系的认知，从而形成了丰富而久远的中国区域、地理、环境、民族、文化等不同维度的知识传统和治理经验。中国最早一部有关区域国别研究的经典之作是孔子整理的《诗经》，《诗经》之十五国风，就是当时通过田野调查、民间采访所获得的国情、区情或民情，按孔子的理解，这些资料可观民情、听民声，从而美教化、移风俗、施良策、治天下。汉代以后，中国知识思想体系渐趋成熟，班固撰《汉书》，专门设《地理志》之部，承继《诗经》十五国风的传统，分别推论自远古夏商以来的国家疆域沿革变迁、政区设置、治理特点。这一传统后世连绵传承，促使中国古代史上形成了发达的具有资政治国意义的“疆域地理学”或“政区地理学”。除正史外，中国发达的方志学、郡国志、地理志，也是历史上中国“区域研究”重要的知识传统。国家治理、社会协调、区域管理，都强调“入乡随俗”，要“因地制宜”“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这些思想传统都十分重要而有价值。

　　第十，从“分散的、个体的、分割的区域国别研究”提升到“集成化的、学科化的、体系化的区域国别学”，这是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新文科建设成长的基本方向或应有之意。一般来说，“区域国别研究”与“区域国别学”两个概念在许多时候是可以换用的。“区域国别研究”这一概念的内涵十分明确，无须特别解释，但凡一切与区域国别有关的研究活动、研究领域、研究内容都可总称其门下，而“区域国别学”则有所提升，它更加突出学科主体性、学理建构性、知识系统性、理论专业性，更多地关注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旨趣、学科路径、体系建构、方法创新，重在探索学科表现形态的某些普遍性、基础性问题。学界不仅期待“区域国别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交叉学科，而且期待它形成专业化、规范化、体制化、建制化的知识创新与人才培养平台，如此方可培养专业化的、高水平人才。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学术的志向与担当

    近年来，党中央反复提出对内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新型国际关系。为此，必须要有能支撑、解释、服务这一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的人类共建共通共享的知识体系、思想理念与行动智慧。但是，这一人类共建共通共享的知识体系不会凭空而降，也不能由某一区域、某一国家的知识来充当普世性的人类知识。过去百年，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随着西方国家的兴起并逐渐征服世界，西方的本土知识也传播于全球，包括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认知与研究所形成的知识形态，一度被冠以“普世主义”的光环传播于全球，并在相当程度上主导或支配了人类的知识形态，给世界的知识创造和人类的相互关系带来许多矛盾与冲突。这是今日世界动荡不安、冲突迭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与知识根源。然而，今天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越来越复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区域国别知识可以应对全球挑战。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是中国学者与世界各国学者通过共同合作、平等对话，海纳百川而成之学，并非中国一家独建独占，也不是要用中国的区域国别知识去替代西方的区域国别知识而成为另一个自封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主义知识。中国区域国别学建设的出发点与目标宗旨，是要通过推进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共建、共通、共享的人类知识体系的努力过程，来与世界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一个真正具有全球性包容与吸纳特征的人类新知识伙伴体系。

    长远来看，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之建设必须花大力气来广泛而充分地吸取、开发、继承、扬弃古往今来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区域的传统知识和现代智慧，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平等对话、多元交流，如江河入海，综合创造出超越个别区域、个别国家范畴的真正具有普世性的人类共建共通共享的知识体系，从而让人类以更加理性、主动、积极的方式，相向而行，采取共同行动，塑造共同利益，担当共同命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是建设和谐美好世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学，也必须是应对中国与世界所需的“问题导向之学”，而不是“对标西方理论之学”。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需要正本清源、校正前行方向，从过往的西方概念、理念、模型导向的研究，转向服务时代、服务国家、解决现实问题的自主创新研究，从“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材料去印证阐释西方理论的依附研究”，转向“基于自身实践考察而建构自主理论知识体系的创新研究”，从书斋论道、自说自话的书生闭门研究，转向扎根大地、起而立行、知行合一的开放研究。

　　我们知道，当今世界正处在南北力量、东西力量对比转换前的复杂相持阶段。在这个阶段，一是美西方维持其全球霸权和特权的决心与力度不断增大；二是当前南方国家和亚非拉国家总体上尚未形成合力，且被分化的趋势还在加强。但无论如何，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崛起和南方国家的发展是世界历史之大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战略思想和知识创造需要超越美西方而有更高远的追求，需要统筹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展协同研究，从知识层面上为对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特殊贡献。

　　为此，今天中国战略思想界必须“有破有立”：“破”者，破西方“冷战”知识体系之高墙深壕；“立”者，立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知识体系之开阔平台。简言之，就是要从过去几十年美西方主导的“冷战知识体系”肆虐传播的旧形态，过渡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知识体系”建构传播的新形态，这是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努力的重大方向，更是区域国别学这一新兴学科首先应该着力的重点方向。当今世界极端主义盛行，在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冷战知识体系”也是一种极端主义，或者说它已成为世界上诸多极端主义一个共同的源头，今日中国的知识创新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时代任务，就是要破除这个笼罩在世界知识界、学术界、理论界、话语界的陈旧僵化的“美西方冷战知识体系”，而以一种崭新的、开放的、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知识体系”来创造人类共同的未来。

　　我们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经过三四十年的演化交手，目前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知识体系”和“美西方冷战知识体系”的基本内容已然清晰可辨。关于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知识体系”，我们已经有一系列相对完整的理念概念的知识表述与实际的行动方式，有了诸多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知识体系”的理念和原则，如合作共赢、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和合共生、同舟共济、文明互鉴、多边主义、共同安全等。在这些理念和原则基础上，我们也提出了很多具体概念并付诸行动，如独立自主、主权安全、政治稳定、发展权、生存权、经济增长、民生改善、基础设施建设、脱贫减贫、绿色发展、国家建构、政府能力、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等。

　　以上这些中国知识体系的积累与提炼过程，体现在当代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实践的不同层面。例如，自2011年以来中非双方已在中国和非洲召开了十届“中非智库论坛”会议，中非双方学术智库界通过对中非全方位合作发展的直接观察与深入研究，及对构成这种发展的基础与背景的世界史、现代性和全球化现象的重新思考，日益有了自己的问题意识与自主意识，并逐渐开始“生成”自己独立的话语形态与理论面相，逐渐有了属于自己的知识基础、理念特色乃至话语概念。可以说，“中非智库论坛”十余年的发展正是围绕着上述理念、概念、知识与实践创造而不断推进的。

　　同样，多年来美西方维护其特权霸权的“冷战知识体系”也是清晰可辨的，诸如这样一些耳熟能详的语词：唯我独尊、零和游戏、相互对抗、信奉霸权、维护强权、支配全球、遏制战略、领导世界等。在这些理念和原则的引导下，美西方也创造出了很多具体的概念标签并付诸全球行动，如民主国家、专制国家、选举自由、价值观外交、历史终结、威权体制、一党专制、庇护主义、家长制、资源诅咒、债务陷阱、制裁干涉、保护责任、转型国家、结构调整等。而这些概念与行动，还具有突出的实用主义与双重标准的特点，本质上都是维护美西方利益的工具手段。

　　因此，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不是西式的殖民帝国之学、霸权强权之学，而是融汇人类各区域、各国家、各民族文明成果的人类共建共通共享知识体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之学”，是要把人类连接起来的共建共通共享的知识、思想与文化体系，用让世界相向而行、合作共赢、相互欣赏、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知识体系”，去消解、对冲、替换让世界撕裂、对抗并维护美西方霸权特权的陈旧的“冷战知识体系”。这是当代中国学术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也是开放包容的“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学术志向与学术担当。

    三、区域国别学建设的内生动因与学科目标

    高校是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战略平台，未来中国在全球的科技发展、学术发展、思想文化发展的实力如何、竞争力怎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和知识创造。“十三五”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快速发展，目前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大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每年培养一大批高素质专门人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和高校学科建设迈上新台阶，国家的发展越来越需要高等教育和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战略性支撑，提供新的学术思想和知识创造，培养创新型人才。国家对高等教育和哲学社会科学的期待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以来，高校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支撑作用越来越明显。

　　可以认为，中国高校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国家的发展战略中，这给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当前高校不能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和对外交往合作快速发展的问题还十分明显，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他认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

　　将“区域国别学”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一级学科。这是中国高校学科建设的一次重大调整变化，也是时代赋予高校的新使命。那么，区域国别学对中国高校创新型发展，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什么特殊意义？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 打破学科壁垒，破解内卷困局，拆除过往人为建构起来的学科界限，尤其是阻碍学科融合创新发展的知识藩篱，推进高校内各学院各学科的交叉融合。区域国别学的建设目标，是要形成有关研究对象区域国别的集成化知识群落，这离不开高校内部学科建设的协同化、集成化发展。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有14亿人口、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巨型国家，无论中国自身的事情，还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往往都是极其复杂的。所谓“大国之事”“大国之治”，都必须有“大国之学”来解决，须有“集大成之学”来应对。实际上，以“2011计划”为核心内容的高校推进协同创新工程实施十多年来，一些传统的学科隔膜、人为制造的障碍已经逐渐被打破，一些新兴的研究领域与知识体系正在被建构起来，集成化和系统化的学科平台与知识高地也在探索中呈现出来。现在建立体制化的区域国别学一级交叉学科，形成相应的学科平台和学位体制，就可实现从“协同创新的行动实践”到“交叉学科的体制构建”的重大飞跃，把多年推进协同创新的成果规范化、体制化、学科化。在这方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已先行先试，在以往的八大学部之外，于2020年成立“交叉科学部”，其目标就是以重大基础科学问题为导向，以交叉科学研究为特征，统筹和部署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新兴科学前沿交叉领域的研究，建立健全学科交叉融合资助机制，促进复杂科学技术问题的多学科协同攻关，推动形成新的学科增长点和科技突破口，探索建立交叉科学研究范式，培养交叉科学人才，营造交叉科学文化，从而形成集成化、综合化的知识体系与人才队伍，去攻克那些事关今日中国国家建设发展的重大“卡脖子”难题，如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就此来说，人文社会科学、管理科学也需要跟上变化的时代，有力推进学科的交叉与创新。区域国别学应是一个具有开放视野的、整合文理工各学科的集成知识领域，它对于今日中国高校的学科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推进引领意义。

　　第二， 高校开展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可有效推动高校学科建设的国际化进程。通过建立平等的全球知识伙伴关系，提升中国高校在对象区域、对象国家的传播效能与影响力，从而以学术助推全方位的中外战略合作。中国高校各学科专业的科研人员与教师，通过与研究对象区域国别的学术机构、科研人员的深度合作或无缝对接，在合作研究、共同研究的过程中，向研究对象区域国别派遣访问学者与研究对象区域国别联合培养学生，将可以有效提升中国大学在研究对象区域国家的综合影响力。我们认为，区域国别学学科的建设，不是中国学者关起门来在国内沙发上做学问，而是要走到研究对象区域国别去，与其知识思想界无缝对接，与其学者一道构建原创性的知识与话语体系。例如，过去十多年，浙江师范大学通过开展全方位的对非教育合作与建构非洲区域国别学科，全校各学院各专业都启动了基于自身学科特色和地方发展需要的多学科跨学科对非合作，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浙江师范大学在非洲国家的影响力获得了快速而广泛的提升，而且也大大推进了浙江省各行各业的对非合作，浙江省的对非贸易占到全国对非贸易的 1/6，学校所在的金华市又占到整个浙江的近五成，占到全国的一成，浙江对非人文交流、教育合作、智库对话、民间交往也取得重大进展。由此，浙江省尤其是金华市已经成为中国对非合作的“全国高地”，形成所谓“对非合作，全国看浙江，浙江看金华”的区域对非合作新现象。

　　第三， 区域国别学的学科特征使其天然具有特色智库的功能，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是实现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专业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路径之一。区域国别学围绕国家发展重大领域和前沿问题，努力延伸大学知识价值链，让大学的一流学科兼具特色智库功能，助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专业化、科学化、民主化。总体而言，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建设是一个跨学科赋能的过程，它赋予高校各传统学科新的资政启民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区域国别学的建设，对高校来说并不是多一门学科、少一门学科的问题，而是要通过建设这样一个新型的特色交叉学科，创造一种当代中国高校办学模式、学术创新、思想变革的新工具、新方法、新路径。通过这样一种学科的创新建设和特色发展，优化提升中国高校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新方向，让中国高校更加主动地融入国家的发展战略，更加主动地服务国家的发展战略，推动中国学术更多地落到今日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大地上。

　　中国人素来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这一思想传统对于今日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依然具有整体上的启示与滋养意义。所谓“天时”，是指人类普遍性的文明精神与规则原理，是人类共享共拥的自然规则和社会规律，天道、法则、天理，大致如此。所谓“地利”，则是指因为人类生存的地域空间与生态环境上的多样性而形成的区域、国别、民族的文化个性与文明特点，它具有依时空变化而形成的差异性与多样性，而这种区域上的差异性和个性的存在及其对它的认识，正是区域国别学建立的基础所在。所谓“人和”，主要是指通过人类自身的主观努力，通过主动的知识交流与思想沟通，在平等对话、相互学习、共享共建的基础上，将不同国别与地域的人类知识体系与思想智慧一步步沟通和链接起来，让具有地域性和国别性的文化知识汇入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知识思想的洪流中去，从而成为全世界可以相互理解、沟通共享的知识与思想，最终成为具有普世性的人类思想与知识财富。

    四、各级各类高校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之侧重取舍

    我们常说，学术是时代的产物、环境的产物。高校的学科创新与特色发展，就是围绕时代的需要而发生发展的。当然时代的需要既包括国家和中央政府的需要，也包括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的需要。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要紧紧围绕国家与政府关心、社会与企业关心、老百姓关心的“三心”开展务实研究，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坚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坚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的“三个坚持”开展创新研究，通过学科创新与特色发展，主动融入服务国家战略过程中，实现中国高校学科建设的高质量创新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每所高校都可以通过“区域国别学”这样一个交叉学科的建设实践，来推动自身学科建设的高质量创新发展。在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建设进程中，中国的各级各类高校，包括外语类、财经类、理工科类、交通类、高职高专类、内陆边疆型院校等都是大有可为的。在此，笔者就外语类、高职高专类、内陆边疆型院校该如何结合自身学科特色开展区域国别学科建设谈几点看法。

　　第一，外语类院校应该成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先行者。学术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发展的助推器，外国语言文学作为我国高校的传统重要学科，在过往中华民族百年振兴过程中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在近代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过程中，高校外语学科在沟通中外、创造共享知识方面扮演着重要的国际传播角色，对促进中外知识、思想、价值观共通共建，促进世界和谐有重要意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节点，外语学科应努力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架设超越语言的更宽阔坚实的桥梁，与区域国别学和国际传播学进行双向拓展的创新融合，服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全球发展和安全倡议。

　　外语学科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相互赋能的过程。作为媒介工具，语言要不断根据国家需要拓展新功能；作为一种文化与思想形态，语言本身也需要创新发展；同时语言还是一个盛放人类知识和思想的蓄水池，可以为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能力支持。因此，新时期的外语学科朝着跨学科融合发展是必然趋势，也是外语学科自身发展的重大转向。以非洲区域国别学建设为例，“中国的非洲通”和“非洲的中国通”在促进中国开展非洲区域国别研究、对非国际传播和中非人文交流中具有重要作用，而“中国的非洲通”和“非洲的中国通”的培养离不开语言能力的建构。为做好非洲区域国别研究，外语类院校可进一步重视非洲通用语专业与对外汉语专业建设，在开展中外双向人才培养中发挥优势，促进区域国别学建设，更好地推进国际传播。

　　第二，高职高专类院校也可以开展基于自身特色的更接地气的区域国别学建设。高职高专类院校的国际化道路正由最初的向西方职业教育学习，而转向如何向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讲述中国产业发展和职业技术教育办学经验，推进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聚焦如何将中国之优势和对象国之需要有效对接，在课程开设、教师培养、学生教育等方面进行创新改造。例如，目前中国已经在埃及、南非、吉布提、肯尼亚等非洲国家与当地院校共建“鲁班工坊”，开展中非职业教育合作。中国的高职高专类院校要走到非洲国家去，首先要做好对象区域、对象国家的研究，要对非洲的产业政策、职业教育政策、法律法规、工会制度、税收制度、劳工制度等领域开展深入研究，在加强对中国职业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基础上，聚焦当前高科技、信息化、互联网、绿色发展等经济领域的中外产能合作需要，通过联合培养人才、共同开发课程、互派师生交换交流等方式，与对象国建立起深度合作的人脉关系，双向建构起共享的中外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知识体系，走出一条双向均衡发展的国际化发展道路，进而推进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进程，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第三，内陆边疆型院校也可以充分发挥历史基础和现实优势开展有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建设。中国历来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在历史上积累了丰富的区域研究学术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边疆型高校因其地处中国边疆，往往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交往密切、往来频繁，西部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等内陆边疆型院校开始结合边疆特色推动学科建设，开展了比较系统化、专业化的东南亚研究、南亚研究、中亚研究、东北亚研究。近年来在泰国、缅甸、越南、孟加拉国等东南亚、南亚国家建立了多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这是边疆地区高校开展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一个特殊优势。当前，国家关注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的国际交流，致力于将西南、西北各省区打造为面向东南亚、南亚、中亚的国际合作大通道，这为我国边疆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为边疆院校从学术边疆走向学术前沿提供了重要机遇。内陆边疆型院校可以立足自身区位优势，把边疆研究与相邻周边区域国家研究有机连接贯通起来，构建起独具特色的区域国别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周边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内陆边疆型院校的贡献。

    五、“六位一体”集成建设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实践

    在区域国别学从学术边缘走向学术前沿的历史进程中，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作为国内高校首个综合性、实体性的非洲研究院，经过15年学科建设创新实践，已经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原创性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之路，形成了“学科建设为本体、智库服务为功用、媒体传播为手段、扎根非洲为前提、中非合作为路径、协同创新以赋能”的“六位一体”集成建设路径，以及中非学者形成伙伴关系而双向建构“中国非洲学”和“非洲中国学”的集成知识体系与丰富合作经验，为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发展做出了系统化、专门化的创新探索。

　　2012年3月，全国高校区域国别研究培育基地第一次工作会议在浙江师范大学成功召开，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出席，数百位专家学者参观考察了浙江师范大学非洲学的建设经验，可以说从那时起教育部已有规划地推动区域国别学学科发展。在2017年5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情况发布会上，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称赞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建设成果是中国高校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工程的典范，相关实践成果“具有代表性、示范性、推广性”。接下来，本文具体介绍一下浙江师范大学非洲学“六位一体”集成建设实践、取得的成效与面临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第一，学科建设为本体，必须花大力气把学科建设基础工作做起来。学科是高校演化的“基础细胞”，也是人类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同时还是知识转化为实践的桥梁。学科的形成与演进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需要根据人类认识世界的进展和从事科学研究的需要而不断调整、丰富、完善。区域国别学作为新的一级交叉学科，首先要把学科的基本建制与平台建设起来，并逐步完善提升。学科建设，包括专门化的学术、学位、学者、学生的形成，也包括专门化的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师资体系的建设，及相应的考核标准、评价体系等环节的形成。这需要在吸收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知识与思想的基础上，一步步地探索自身成长的道路，在努力把世界上各个区域、次区域、国家的综合性系统性研究扎扎实实推进起来的基础上，逐渐建构起中国区域国别学的自主性的学科体系，完成“由学科交叉的努力到交叉学科的形成”的创新建构过程，从过去的“聚焦抽象化的领域专业之学”转化为一门“聚焦具体化的区域国别之学”。

　　在从学科交叉到交叉学科的过程中，区域国别学涉及的学科大体上可分为核心学科、支撑学科、相关学科三个层次。总体上看，区域国别学的基础性核心学科有三个：一是历史学，二是地理学，三是外国语言文学。史地之学支撑了研究对象纵横交错的时间意识与空间意识，乃一切研究之基础。所谓“时间意识”是指研究者应重视事物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与时间关系，重视事物的背景、基础、动力与演进，先说事，后论理，论由史出。而“空间意识”则指重视事物生存发展空间环境的差异与多元，各区域之环境不同，地理相异，就需因地制宜，因时而变，入乡随俗，分类施治。从学科交叉的角度来看，时间意识主要指向历史学，并涉及文化、民族、宗教等，空间意识主要指向地理学，并涉及资源、环境、生态等。史地之外，则为工具之学即外国语言文学，它涉及通用语、非通用语、文字、口传、翻译等。历史学、地理学、外国语言文学是区域国别学的三大基础学科，在此基础上，则需根据重点方向及领域之不同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作交叉融合，从而形成层次不同、取向有异的跨学科交叉借用形态，最终支撑建立起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国别学。

　　就浙江师范大学而言，它15年建设的核心目标就是把有中国特色的“非洲区域国别学”建设好，这是“一门专以非洲大陆的人文与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探究非洲文明历史进程及其当代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的各类研究活动，以及由这些研究活动所累积而成的有关非洲的各种知识成果汇集而成的一门综合性国际性交叉学科。换句话说，这是一门在特定时空维度上将研究目光聚焦于非洲大陆这一空间区域，对这块大陆的自然与人文现象进行综合性、专门化研究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对创造中非共享知识，完善当代中国学术体系，助推中非命运共同体建构，都有重要的意义”。

　　那么，作为一门面向新时代与国家重大需求的“新文科”，区域国别学“新”在哪些方面呢？从我们这些年建设有特色的“非洲区域国别学”实践来看，建设单位或依托平台必须有一些“基本标配与门槛”，应该有如下方面的持续努力：第一，有一个实体化、长期稳定存在的专门机构；第二，有一支高水平、能力强的科研与管理队伍；第三，有特色鲜明品牌化的重点领域、优势方向；第四，有多元多维的财政来源与足够经费投入；第五，有设施齐备、运作有效的现代化办公环境；第六，有在对象区域国别的紧密合作伙伴与平台。

　　除此之外，它还应该有这样一些建设学科必备的平台与软硬要件：一是有专门化的博物馆、翻译馆、影像馆、资料馆、数据库、接待馆；二是有专门的出版文库、期刊、档案中心、多语种开放网站、运营的品牌；三是有在对象区域对象国的前方研究基地，有在对象区域对象国的国际化合作队伍，有研究成果的转化途径，有相应的媒体发布平台；等等。

　　这些所谓的标准配件与门槛，并非一日建成，规模与层次也可因地制宜，但总的原则是能用管用可用，这些都是需要花大力气并且由专业人才来建设和管理的。以往那种“一张纸一支笔一篇文章一辈子”的传统手工作坊式的国际问题研究，作为个体的科研人员与教师，当然还可以继续延续下去，保持学术研究的个体自由空间，但作为一个学科的建设而言，作为一个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新兴学科建设而言，就需要在上述方面作出持续努力，形成共同的知识平台与创新空间，方可取得实质性的根本性突破。

　　形象地说，只有具备了坚实有力的“一流人脉、一线体验、一手资料”的平台支撑与资源滋养，当国家和社会提出需求的时候，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才能够在对象区域对象国别“摸得到路，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是“可信赖、靠得住、能管用”的，是“政府信得过、部委离不开、企业愿合作”的学术与人才培养机构。这些都是这门新文科之“新”的学科特征所在，也是其建设内容所在。

　　第二，智库服务为功用，济世之学当有新气象、新格局、新作为。学术当为天下用，惠及民生方为高。今后评价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得好不好，是不是一流的，标准是什么？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它能不能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解决中国与世界各区域各国家合作中面临的问题，这是区域国别学作为新增交叉学科的一大特征和重要使命，因此，提供广义上的智库服务是区域国别学的题中之义。我们说“学科建设为本体”，但不是“本位”，不是自己为自己服务，这个“体”要能为天下所用，为天下人服务。目前，区域国别学建设存在的一个明显短板是普遍缺乏政、企、社、学、商之间的整体协同与统筹安排来提升成果的实际效用。

　　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的核心精神，今日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也应该紧密围绕“国家关心、企业关心、社会关注、百姓关心”的主线来开展研究、评价成果、奖励贡献。目前国内许多区域国别研究还停留在自己体制内做学者间的微循环，自说自话，所谓的“影响因子”其实只是学者小圈子的相互引用，对国家、社会、大众产生的影响或关联很小，在研究对象区域和国家的影响就更小了，这种自我封闭的状态需要有实质性的调整改变。

　　服务社会、惠及民生，是区域国别学应当做也可以做的基本工作，因为区域国别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与国家、企业、社会的方方面面可能具有直接而多维的互动关系。时代与国家都在期待中国学术界走出书斋、走出校园，在行走世界的过程中用知识服务天下。笔者认为，区域国别学建设其实是给高校提供了一个机会，即由专业学科拓展为特色智库，将一流学科与高端智库的建设结合起来，借此推进高校的供给侧改革，从而延伸大学的知识、思想、人才的价值链，努力让智库的“想法”变为领导的“说法”，让智库的“文章”变为上级的“文件”，让智库的“谋划”变为组织的“规划”，让智库的“言论”变为社会的“舆论”，让智库的“对策”变为政府的“决策”，这一智库服务国家、服务天下、服务人民的过程，其实也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专业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过程。

　　第三，媒体传播为手段，建构当代中国知识的全球战略传播新渠道。学术乃公器，学而不传，传而不远，难成大器。区域国别学建设是一个与国家对外合作密切相关的领域，它不应再是中国学者们坐在书斋里喝茶聊天的文人自赏，它的建设过程与建设成果，一开始就面临着如何有效推进与对象区域对象国家进行紧密沟通、开展独立自主的国际传播的基本问题。事实上，学科建设与智库功能的发挥都必须在对外交往的平台上才能得到实现，因而对外传播就成了区域国别学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区域国别学开展的媒体传播本质上是国际传播，由于区域国别学本身包含了对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研究，有助于提升国际传播的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有助于探索更为精准的传播方式，增加国际传播的有效性和影响力。

　　对外传播之所以重要而特殊，与中华学术和中华文化的传统特点有关。中国学术是一个由汉语汉字为主体建构起来的特殊体系，进行国际传播首先要突破汉语汉字对外交流的瓶颈，因而需要借助外国语言文学尤其是翻译学来推进中外知识的内外转换，于是翻译学对中国区域国别学之发展就起着特殊的支撑桥梁作用，这正是区域国别学一开始设置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原因。那么，外国语言文学如何更好地与区域国别学、国际战略传播学互作双向拓展？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国际战略传播学、外国语言文学如何三足鼎立、协同发展？我们说，区域国别学是一门行走世界的经国济世之学，国际战略传播学是一门中外和谐共生共赢之学，因而外国语言文学可通过与区域国别学和国际战略传播学的双向建构、相互赋能拓展而形成新的学科增长点，即语言、媒体、学术三位一体交叉融合的协同创新格局，从而推动中国知识的全球化传播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

　　第四，扎根非洲为前提，将新学科建设根基深深扎在对象区域国家的大地上。区域国别学是关于对象区域国家的学问，无论是做学科、建智库、做传播，要想做得真、建得实、传得开，就不能坐在沙发上，守在书斋中，只在象牙塔里做研究，而必须扎根于研究对象区域国家。具体而言，区域国别学不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而是要做成扎根中国大地、扎根对象区域国别大地的研究；不是拾人牙慧、照搬照抄、小圈子自说自话的研究，而是起而立行、知行合一、脚踏实地、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不是要做接轨西方、依附跟随、学人言语的模仿抄袭研究，而是要做自尊自立、自主创新的开拓性研究。因此，在过去二三十年建设非洲学和培养人才的过程中，我们就特别强调中国的非洲研究者在去欧美留学前，最好能先去非洲对象区域和国家留学、调研、考察，获得一线体验、积累一手资料、建立一流人脉之后，才有与欧美学者对话交流的资格，也才会被欧美国家的学者看得起。事实上，重视调查研究、扎根田野、实事求是，重视文明发生发展的地域制约性和时间影响力的观察认知思维，本是中国学术的传统，中国区域国别学应继承这一传统并发扬光大，走扎根对象区域国别大地之路。

　　区域国别研究往往具有冷门、绝学的特点，在这样的研究领域，无论是人才的成长、成果的积累、学科的建设，都是需要假以时日的，赶时髦、追热点、急功近利，不可能成得大事。在笔者看来，大体上十年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与人才成长的一个基础单位。这些年，根据培养非洲区域国别研究人才的经验，笔者提出了区域国别研究人才成长的“十年十个‘一’计划”。第一个“一”，去一个非洲国家留学、进修、调研一年以上，而且最好是反复去，长期跟踪一国一地。只有长期扎根对象区域对象国家，去除偏见，对非洲历史文化怀有赏析关爱之情，以自己的经历去观察研究非洲，知己知彼，才能开展客观公正的研究。第二个“一”，翻译出版一本研究对象的经典性、代表性著作，这本著作最好是请非洲本土对象国的一流学者来推荐，最好是对象国本土学者所撰写的著作，原汁原味地反映对象区域国别的真实情况的。在翻译这本著作的过程中，自然需要广泛查找相关的背景资料、熟悉专业词汇与特殊知识，理解感受研究对象的精神特质，积累起最基本也是比较全面的研究对象的基础知识，一般来说，最好是研究对象的历史地理方面的通史性著作，以求得对研究对象的宏观把握。在此基础上，以后可以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选择翻译第二本、第三本著作，领域也可以适当扩大。翻译的目标是了解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对前人他人的研究有辨识能力，知道自己应该从哪里起步，研究方向大致如何等，但不能只会翻译不会研究，变成一个翻译机器。其余八个“一”分别是：建立一个自己的专题数据库，组建一支自己的小学术团队，在非洲拥有一个学术合作朋友圈，主持完成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发表一组论文及一部代表性著作，为国家提供一份管用的咨询报告，搭建一个自己的学术创新平台，最终用十年时间成为一个优秀的非洲研究学者。

　　第五，中非合作为路径，以人为师，双向建构，形成知识共生共享形态。今日中国的区域国别学还有一个特殊使命和时代担当，就是要与研究对象区域对象国家进行知识与思想、学科与学术的双向建构。以非洲研究为例，中国学者正在努力建设的“中国的非洲学”与非洲学者正在努力建设的“非洲的中国学”就应双向建构、互为支撑。中非学者要通过把握中非双方文明进程并立足当代中非合作实践，共同提炼出一套可以解释和促进中非合作与共同发展的知识形态、话语概念、理论体系，从而双向建构起“中国的非洲学”与“非洲的中国学”，这也是多年来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建设的核心目标与推进路径。

　　这种双向建构进程需要中非学者的相互合作和共同努力来完成，一方面，中国学者在非洲学者帮助下开展中国的非洲研究，建立“中国的非洲学”；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也应到非洲去，推动和帮助非洲国家的学者开展基于非洲视角、非洲需要、非洲特色的非洲的中国研究，建立“非洲的中国学”。通过中非学者紧密合作和双向建构来创造中非共享的新知识，形成中非共通的新话语形态和概念体系，改变以往通过欧美西方文献观察描述非洲和中国的偏颇局面。

　　近些年，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非常重视培养“中国的非洲通”和“非洲的中国通”，这是“中国的非洲学”与“非洲的中国学”双向建构的必要之举，也是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创新做法之一。笔者一直认为，就对非洲的了解来说，没有谁比非洲人更了解非洲，我们做非洲研究，就要拜非洲人为师，向非洲人学习，非洲人就是我们的“先生”。离开了非洲学者的帮助，离开了非洲人民的支持，我们不可能真正懂得非洲。中国的非洲研究要真正成长起来，一个关键前提是今后我们必须有一批批的年轻学子直接到非洲的大学去留学、在非洲导师的指导下开展研究，读非洲学者撰写的著作，倾听非洲人民的心声，中国学者也应该经常去非洲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长期的驻点研究、合作研究，学人之长，也传己之长。

　　第六，协同创新以赋能，政学研商企智媒需多方合作，集成而建。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学科，能不能交叉得起来，如何交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从事学科建设的人是否具有在开阔心胸与胆识气量基础上的协同协调能力、沟通互动能力，及相应的动用各种资源、动员各种人才的组织才干。中国古人常讲，做学问需“才、学、识、德”融一身，“才、情、志、意”集一体，方可成大事，成大识。跨学科、交叉学科的本质就是协同基础上的创新、合作基础上的共赢。近代以来，学科建设总体上是依对象而立的，大学分专业而建，学者依学科而行，大学之墙越建越高，形成一个封闭的所谓学术共同体。应该说，高校学科“分科而治”，有其精深之优势，但若要实现“综合而立”，尤其是在交叉融合中实现突破，则必须推动各学科各要素相互协同，形成概念互补、资料互补、方法互补、平台互补、人才互补的伙伴关系与聚合网络，方能塑造新结构、发挥新功能、产生新效用，更好地聚焦和解决当今时代面临的复杂重大问题。

　　协同创新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不易，因为涉及复杂的体制机制上的创新变革与要素流动的管道。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过去15年来一直坚持这方面的尝试，努力把学校内部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放置在中非合作的时代大潮中，努力打破学科与行业壁垒，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学术伙伴关系建设，增强协同效应，实现学科内外、学校内外、领域内外、国内国外的“大循环”“大协同”，将学术研究、人才培养、资政服务、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等集成起来融合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

　　基于此，我们对推进中国区域国别学建设，提几条建议。

　　第一，把“区域国别学”提升到服务国家发展重大战略的支撑学科的高度，作为“特色学科”列入新一轮国家“双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体系中，给予专门化支持。以切实举措加强学科专业基础建设，形成专门化的“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学位、师资、课程、教材建设平台。建议尽早出台政策，使“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可以直接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在条件成熟时也可以建立区域国别学本科专业)，其下设二级学科可以有区域国别学理论与方法、非洲学研究、拉美学研究、亚洲学研究、亚太学研究、欧美学研究、南极北极学研究、重要大国与特殊国别学研究等，建立专门化的教学指导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学位评定委员会，努力培养专门化师资，编撰专门化教材，建设专门化课程，培养专门化人才。

　　第二，大力推进专业化的区域国别学科研基础条件建设，包括专业数据库开发，世界各大区和国家的综合博物馆、专题博物馆建设,特色语言文字和文献档案馆建设。区域国别研究是具有古典气质的基础研究，许多专题领域研究具有冷门、绝活、秘传特点，没有专业化系统化的知识积累和基础条件建设很难实质性推进。建议各高校和科研机构努力建设非洲博物馆、亚洲博物馆、拉美博物馆、中东博物馆，以及专题领域如古典文明博物馆、东方语言文字博物馆、丝绸之路博物馆、亚非人类学博物馆等。目前许多高校培养的相关专业的博士、硕士，没有对象国的基本功、童子功的扎实修炼，一些特色工具手段掌握不足，应努力补上短板。

　　第三，采取切实可行而特殊的举措，制定系统推进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的国家方案与国家标准，努力培养具有外语能力的复合型、跨学科、专业化的通用型区域国别人才。制定基本的目标与方向、原则与框架，由各高校和科研机构根据自身的区域国别研究对象特点来细化方案，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各专业的阶梯式人才培养方案。本科阶段采用通识型的人才培养方案，从世界文明史与古典学术层面系统学习“文史哲+外语”通识型专业，获得广博知识积累；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阶段则偏向于区域国别专业化的深入学习，如非洲研究、拉美研究、亚洲研究、欧洲研究、美洲研究、亚太研究等，毕业时分别授予区域国别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第四，审慎而积极地引进研究对象国家的高级专业人才，尤其是需要启动一个专门面向非洲、拉美、亚太国家的各类区域国别专业研究人才与师资队伍的培育引进专项。实现我国区域国别研究人才队伍的国际化改造，逐渐形成中国学者与对象国学者紧密合作、相互学习、共同创造知识的局面。建议启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外国学者特殊专项”，主要为非洲、拉美、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学者申报，也可面向相关国家在中国留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启动诸如“非洲学者论非洲”“拉美学者论拉美”丛书撰写项目，由亚非拉和中国学者合作，重新撰写关于世界与本国的著作，改变以往通过欧美西方学者著作来看世界的缺陷。

　　第五，重视跨学科跨领域的专业人才整合，建立一批具有综合实验、数据处理、信息加工、智能服务的文理工交叉的“区域国别学综合实验室”，开发编辑相关专题数据库，制定人才培养与成果转化指南，形成以我为主的话语形态与概念体系。分区域、分地域、分主要国家和组织推进相关专业数据库、信息库、实验室、文献收藏室的建设，并且通过与研究对象国的国家档案馆、博物馆、智库、媒体合作，双向培养中方人才与对象国人才，支持研究对象国也相应地建设中国博物馆、中国研究中心等机构，形成诸如“中国的非洲学”与“非洲的中国学”的双向建构与知识共享，最终建立起中外共建、共通、共享的知识体系，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升知识与思想准备水平。

    六、结语

    历史一再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创新实践，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今日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威胁上升，逆全球化思潮上升，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必须牢牢把握新时代工作大局，紧扣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一如既往地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

　　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正是应时代之需而推动建立的一门经国济世之实学，一门行走世界、认识寰宇、服务天下的学问。在全面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国家对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期待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建设正面临历史最好时机。区域国别学是一门实践性、操作性突出的新兴学科，它既是综合的、跨学科的，又是个体的、经验的、实践的，其建设路径尚有赖于今日中国学界根据自身实际及研究对象特点而做多元化、多方位的探索，有赖于中国学术思想界努力形成自尊、自信、自立的治学精神且付诸实践，并在努力走向外部世界的过程中，与世界各国家各区域各民族的学者一道，共同创造人类共建、共通、共享的知识体系。举高慕远，躬身力行，求实创新，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必能走上开阔大道！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