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执政之时,宰相王安石力主变法,为后人所熟悉。但王安石在立新法以革时弊之时并未放弃“变风俗”,并认为变风俗与立法度同等重要,即“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宋史·王安石传》)。其变风正俗的关键点是去奢靡贪腐之风,而这点却为人所轻忽。

　　王安石深谙风俗之厚薄对执政根基有巨大影响。在其看来,简朴实用有助于夯实根基,而奢靡贪腐炫奇有损执政磐石。首先,奢靡使财力窘迫。若奢靡之风不加管控节制,则上行下效,不思“积之涓涓”之辛劳,但知“泄之浩浩”之挥霍,故无约束的奢靡之风必导致以有限财力供无穷之费用的死局。其次,奢靡对消费导向偏于无用巧炫。奢靡成风,好尚多变,物之使用不以实用简朴为尚,“工者矜能于无用,商者通货于难得”(王安石《风俗》)。第三,奢靡导致消费的盲目攀比。士不守廉耻,民不守俭朴,维系社会稳定的价值观便会受到冲击。

　　那么,在王安石看来,风俗之厚的养成路径有哪些呢?

　　第一,京师应立崇俭尚朴之标杆。《史记》称“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王安石承其绪而张其意,认为“京师者风俗之枢机”(《风俗》)。“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观望而化……富贵之所移,货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俭廉退之风。”(苏轼《策别课百官四》)因此,京师的好恶事关社会风俗之厚薄,应当树立俭朴清廉之风,为他方做出适宜的表率。

　　第二,培育健康的养士之道。传统“士农工商”的等级排序,必然使士风波及到农风工风商风。因此,治士风也即治农风工风商风。而治士风,在王安石看来,需从“饶之以财”、“约之以礼”、 “裁之以法”三方面入手。

　　“饶之以财”,即高薪养廉。而要使其知廉耻远贪腐,需实处出招,施以完备的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王安石《上皇帝万言书》)若是,父子、兄弟、妻子之养,婚姻、朋友之应酬往来,皆能从容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