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网络安全议题，届时将是中美两国首脑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

　　7月31日，美国知名记者大卫·桑吉尔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同时刊发文章，称“美国政府已经决定就网络袭击报复中国”，正在讨论“用何种方式实施报复”。这一报道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新闻报道，而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危机决策机制启动之后的“放话”行为。美国白宫、情报界的正式工作人员以匿名方式将已经初步明确的部分行动方案、不同行动方案的关键支持人物、对不同方案优劣的比较评估标准等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美方在文中试图表达的观点：一方面，反复强调的是要对美国认定的由中国实施的黑客攻击行为进行报复；另一方面，又在持续担忧由于美方行为激发中国的报复，而陷入某种持续升级的行动之中。透过文字的描述，似乎可以发现焦虑的存在。

　　美方焦虑的产生原因之一在于习惯应对方式失效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最早从心理学角度重视并探讨焦虑的问题。他把焦虑分为客观性焦虑和神经症性焦虑，前者是对环境中真实危险的反应，与害怕一词同义；后者是潜意识中矛盾的结果。在后期，弗洛伊德认为，焦虑是自我和本我之间、本能欲望和现实调节之间冲突的结果。焦虑的产生源自于个体不能用习惯的方式来加以应对，所谓焦虑就是在这种时期所体验到的情绪。他认为，焦虑对自我来说是一种信号，其真实的意义就是提醒即将有危险来临。自我只要察觉真实的或潜在的危险便会引起焦虑，在焦虑产生之后，又会动员防御机制来斗争或躲避。从大国关系的视角来看，中美两国整体力量对比的微妙变化，让美方的决策者产生了某种或许可以称之为焦虑的情绪，而这种焦虑集合成为了某种集体意义上的战略焦虑，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支配着战略判断与政策执行的过程。

　　如个体焦虑产生的原因一样，中美关系中美方焦虑的产生原因之一在于习惯应对方式的失效。作为自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成长为超级大国的美国，自那时至今，在处理主要竞争对手或者说挑战者时，主要有三种经验：第一种经验是如何处理持相同或相近意识形态以及相同生产模式的挑战者带来的挑战，这种经验一方面来自英国与德国、日本在20世纪早期的互动，另一方面来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与日本的互动；第二种经验来自如何处理持不同意识形态以及不同生产模式的挑战者所带来的冲击，也就是冷战时期美国的经验和体验；第三种经验来自美国自身的成长经历中与英国相处的经验。

　　但美国发现这些经验基本上都无助于解决其面临的中美关系带来的冲击：一个有着完全不同文化历史背景，且持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在一个由美国主导建立但又高速变动的开放性的世界体系中，正以超过美国预期的速度，缩小与美国在整体实力指标上的差距。这种焦虑，从美国提出“重返亚太”以及“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口号之后，就开始逐渐弥散在美国的决策体系内，并最终在网络安全这个议题上，达到了某种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