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艺创作者而言,说真话的批评家才是“诤友”,经过真实批评的切磋琢磨,作家艺术家能够获得更加正确清晰的自我认知,不断精进自己的艺术;对广大的读者和观众而言,真实的批评能够提供准确的文艺“导航”,发现美的作品和作品之美。心存公众,修辞立诚,坚持说真话、讲道理,正是文艺批评终而不易的宗旨

　　近年来,对于文艺批评的批评不断见诸报章。其中诟病最多的,就是批评变为捧场、炫技或酷评。诸如,面对一部水平一般的作品,千方百计寻找赞美的角度,研讨会变成了“邀捧会”“站台会”;某些学院批评成为无视作品、操练概念的炫技场;更有甚者,为了吸引关注作异好奇,任性酷评甚至谩骂恐吓。文艺批评遭遇的这些诟病,归根结底,在于背离了修辞立诚的古训,失却了说真话、讲道理的职业操守。

　　《易传》所言“修辞立其诚”是千百年来中国立言者信守的古训。它意味着立言者要说真话,更要矢志穷究天地间的真理。文艺批评家作为时代重要的立言者,修辞立诚,说真话,讲道理,原为常识,当无异议。

　　诚实无伪说真话,是做人的准则。文艺批评作为社会公器,其传播影响的范围更大,说真话尤为重要。

　　对文艺创作者而言,说真话的批评家才是“诤友”。经过真实批评的切磋琢磨,作家艺术家能够获得更加正确清晰的自我认知,不断精进自己的艺术。正是因为明白此间的道理,沈从文对朋友冯文炳的小说《莫须有先生传》提出了毫不留情的批评:“把文字发展到不庄重的放肆的情形下,是完全失败的一个创作”;别林斯基则敢于在一片反对声中提出真诚热情的赞扬,使果戈理更加坚定于批判现实主义立场,创作了《钦差大臣》《死魂灵》等不朽之作。三国的故事在说书唱曲的民间流传中,不断从听众真实的反馈和批评中调整,经过无数的修改加工沉淀,经罗贯中之手最终定型。四大名著,除了《红楼梦》,其他三部作品的成书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可以说,那些直言不讳的真实批评与创作者一起成就了经典的不朽。

　　批评的功用完全建立在说真话的基础之上,舍此,批评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今天的文艺批评之所以公信力遭遇危机,问题也在于此。某些文艺批评囿于圈子、人情乃至红包,放弃说真话的职业底线,无视作品的客观实际,吹捧造势,将文艺批评降格为软文,自然失信于广大受众。长此以往,读者观众看不到作品的真实评价,创作者也看不到真实的反馈,精神传递异化为无关艺术水准、无关精神品质的金钱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