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丝绸之路是以四川成都为起点，连接东南亚、南亚等地的国际交通路线，是我国古代对外交流的重要通道。秦汉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开发与经营，南方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发展，由自然便道逐渐发展为官方通道，成为中央政府经略西南的重要枢纽和要道。南方丝绸之路的开凿和拓展推动了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政治整合、民族融合和经济交流，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塑造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央集权的深化

　　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作为南方丝绸之路西线的“蜀身毒道”是历史文献记载的最早的中西交通路线。三星堆、金沙遗址中大量发现的象牙、海贝、青铜器等文物是古蜀文明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与外部世界联系、交流的鲜明写证。秦汉时期中央王朝为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控制与整合，主动开凿南方丝绸之路，将国家权力深入西南夷的进程与南方丝绸之路的拓展融为一体。先秦时期，秦灭巴蜀后蜀郡太守李冰开凿“僰道”，秦统一六国后常颊“略通五尺道”，将南方丝绸之路由民间便道上升到官方通道。西汉时期随着国力的增强，加强对西南夷的开发和经营，拓修西夷道、南夷道、博南山道，使得西南地区“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南方丝绸之路在西南边疆的贯通为中央王朝对西南夷的开发奠定了良好基础，使得中央的统治力量能够深入到西南边疆地区。

　　秦汉时期，在凿通南方丝绸之路后，通过羁縻政策和设置郡县使得中央王朝加强了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管控。秦朝时期在西南边疆地区因俗而治的“令其君长治之”，即通过当地部族首领实现中央对地方的管辖，这种羁縻政策适应了当时国家统治的需要并为后世王朝所继承具有开创意义。西汉时期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益州郡、越巂郡、牂牁郡、犍为郡、武都郡、沈犁郡、汶山郡等七郡，东汉明帝时又置永昌郡。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的不少郡县治所都位于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沿南方丝绸之路依次分布。郡县制的实施强化了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有效统治，结束了西南夷地区各部族政权林立、彼此械斗、互为仇敌的状态，使得西南边疆地区在政治上逐渐形成一个整体。西南边疆地区对郡县制度的接纳、支持是其拥护大一统王朝，国家认同意识逐渐萌发并在政治中践行的重要表现。对于郡县制在西南边疆地区的推行，曾有史家评论说：“西南外徼，庄蹻首通。汉因大夏，乃命唐蒙。劳洸、靡莫，异俗殊风。夜郎最大，邛、筰称雄。及置郡县，万代推功！”

　　由此可见，秦汉时期国家权力进入西南边疆地区与南方丝绸之路的开凿、拓展是同步进行的，维护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央王朝经略西南边疆地区的重要手段。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将西南边疆地区纳入到了大一统王朝的实际管辖之中，实现政治权力的集中，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文化融合的深入

　　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先秦时期就是民族交流和融合的交通走廊。《史记》所载“昌意降居若水”，若水即今雅砻江，这显示出在远古时期黄河中上游地区与四川地区的交流往来。西南夷地区民族成分复杂，分布着滇、冉駹、徙、夜郎、昆明、邛都、笮都等七大族群。在中原王朝势力深入西南边疆地区之前，他们就已经通过分布于各地的交通走廊进行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如西南地区特殊的墓葬形式——“石棺墓”，在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青衣江、岷江上游地区乃至云南的祥云、弥渡等都有广泛分布，并且各地的墓葬形式基本如出一辙，形制差异极小，体现了西南边疆地区文化的深度交流和融合。

　　秦汉时期，秦灭巴蜀后陆续迁六国富商大贾以及谪罪人于西南边疆地区；汉朝时期也多次组织大规模向西南边疆地区移民，并派驻军队前往征伐西南夷，实行“移民实边”和“屯田”。大量移民、军队和官吏向西南边疆地区的涌入，既是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也是国家主流文化向边疆地区的大规模输入。大量外来人口沿着丝绸之路分布，在有些地方外来人口甚至还占多数，改变了当地人口和文化结构，促使西南边疆地区的文化逐渐发生转变，不断呈现汉化的趋向。到西汉中期，在中原人士的心目中巴蜀地区已经不是“檄外蛮夷”，到东汉早期以后，不少西南夷地区土著文化逐渐被汉文化取代并进而消失。中原文化在西南边疆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在考古中不断得到实证，比如，中原样式的漆器、铁器、铜镜、铜灯、铜扣、铜印等器物的数量，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的墓葬随葬器物中不断增加并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在墓制形式上广为流传的大石墓逐渐消失，具有中原风格的花边砖室墓、长方形单室墓、“品”字形和“十”字形的多墓室逐渐增多；反映汉族生活方式的摇钱树、陶房、陶塘以及明显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的西王母、羽人、青龙、白虎等图像都在墓葬遗物中出现，这些都充分表明汉文化对西南边疆地区民众的深刻影响，并成为当地少数民族的主要价值取向。

　　总体而言，中原文化沿着丝绸之路在西南边疆地区的传播，使得西南地区的文化发生了根本变化，大部分少数民族文化在保留其部分特征的同时日渐融入中原文化的发展的进程中，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南方丝绸之路成为中原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和发展的中心，成为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交汇地，对于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挥着纽带作用。

　　经济交流的加强

　　经济交流与渗透是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加强对西南边疆地区管理的重要手段。南方丝绸之路在秦汉时期凿通后，汉武帝时期在西南边疆地区实施武力征服的同时，又实行“厚赂”、“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等政策。唐蒙经略西南夷时，“厚赐”夜郎侯多同并谕以威德。夜郎国归附汉朝后，“邛、筰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司马相如同样也采用“厚赂”政策，“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经济上的“厚赐”、“厚贿”等举措是中央王朝加强对西南夷地区控制的重要手段。

　　秦汉时期，对西南边疆地区影响更深远的是先进生产技术的传播和经贸往来的加强。秦灭巴蜀后经略西南，逐步形成以成都为中心的商贸和手工业中心，如成都主要生产纺织品、铜器及漆器，临邛主要生产铁器。从中原迁入蜀地的汉人豪族为商业利益驱使，纷纷加入到西南边贸当中，一方面，密切了西南边疆地区各部族的经济往来，另一方面，也促进了铁器和冶铁技术在西南夷地区的传播，使得云贵地区的铁农具数量迅速增加。同时，中原地区的水利灌溉技术也在西南边疆地区得到应用和普及，汉文帝时“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郫、繁田千七百顷”；西汉末年，梓潼人文齐在滇池区域大力兴建水利设施，将水利灌溉技术传播到西南夷。随着铁器、水利灌溉技术等在西南边疆地区的发展，西南夷地区水稻种植较为普遍，根据《后汉书》《华阳国志》的记载，云南“土地有水稻、畜牧”，越巂郡“其土地平原，有稻田”，使得西南边疆地区较为原始的农业耕作水平得到极大的改观，不少地区都摆脱了刀耕火种、锄耕农业的粗放发展模式。

　　南方丝绸之路在西南边疆地区贸易往来和先进技术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考古发掘可以看出，西南夷地区的铁农具主要集中分布在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要道上，沿着交通线辐射传播，如荣经、西昌、晋宁、昭通、赫章、清镇等地出土了大量铁农具。西南夷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也主要集中在郡县治所周围，如昭通、大理、叶榆郡县治所也都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在西南夷地区的传播和频繁的贸易往来，加速了西南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西南边疆与内地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进程，有利于内地与西南边疆地区民族文化的融合，为西南边疆地区整合进而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提供了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秦汉时期南方丝绸之路凿通后成为西南边疆地区民族融合和经济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通道，有利于中央王朝在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为秦汉时期将西南边疆地区整合进“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南方丝绸之路是西南边疆地区各民族以及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枢纽，在促进国家整合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系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科研项目“南方丝绸之路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塑造”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