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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谷浑墓志通考
2020年07月31日 09:15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京)2019年第3期 作者:周伟洲 字号
关键词:吐谷浑/墓志/通考

内容摘要:

关键词:吐谷浑/墓志/通考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20世纪以来,全国各地出土关于吐谷浑人墓志约20方,学界相继撰文研究,多有创获。作者在对20方吐谷浑人墓志出土及学术研究史梳理的基础上,对21世纪以来新出土的唐代《慕容瓌墓志》、《吐谷浑成月公主墓志》和《慕容曦轮墓志》作进一步的考释。最后,对出土的20方吐谷浑人墓志作一通释,并阐述其学术价值。

  关 键 词:吐谷浑/墓志/通考

  自20世纪以来,在今河南洛阳、陕西西安、甘肃武威、河北磁县、宁夏同心等地,先后出土了一批吐谷浑人墓志,约20方。学者们相继撰文研讨,多有创获。这批墓志不仅补证了历史文献所记西北民族吐谷浑的历史,而且对于中国中古时期西北民族关系及历史也多有补证和匡益。本文希冀在梳理这批吐谷浑墓志研究史的基础上,对墓志中的一些疑难或有争议的问题作进一步的考释,最后对墓志作一总的评述。

  一、吐谷浑墓志出土及研究概况

  据传在民国初年,武威南山首次出土了两方吐谷浑墓志,即《大周西平公主(即原弘化公主)墓志》(以下简称《弘化公主墓志》)及《大唐故代乐王上柱国慕容明墓志》(以下简称《慕容明墓志》)。1927年武威大地震,又出土《大周故青海国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即慕容忠)墓志》(以下简称《慕容忠墓志》)和《大唐故辅国王慕容宣彻墓志》(即《慕容神威迁奉墓志》)。接着,杜光简撰《乌地也拔勤豆可汗墓志考释》(载《责善半月刊》1941年第13期)、甘肃的学者慕寿祺撰《唐弘化公主墓志铭跋》(载《责善半月刊》1941年第14期),对弘化公主及其子慕容忠志作了考释。以上四志,又著录于张维编《陇右金石录》(1943年铅印本)中。以上4方墓志现均存武威文庙。

  1944年,夏鼐先生在武威南山喇嘛湾进行考古发掘,又获《大唐金城县主(妻慕容忠)墓志》和《慕容曦光墓志》两方墓志,并于1948年发表《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一文,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上册。①该文对新获两志作了详细、精辟的论述,并结合上述出土的四志及文献,详细列出贞观十四年(640)至贞元十四年(798)入唐后吐谷浑历史“年表”。

  1956年赵万里先生出版了其编著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一书,著录了洛阳出土的《魏故直寝奉车都尉侯吐谷浑玑墓志》(图版二二○)和《魏故武昌王(元鉴)妃吐谷浑氏墓志》(图版七一)两方北魏时吐谷浑贵族墓志,并作了初步的考释。

  1958年在武威南山喇嘛湾又出土《大唐陇西郡夫人李氏(名深,适吐谷浑元王慕容若)墓志》一方。②1981年在武威南山与喇嘛湾相邻之青嘴湾又出土一方《大唐故武氏(适慕容曦光)墓志》,甘肃武威宁笃学撰《甘肃武威南营发现大唐武氏墓志》一文,发表在《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此年7月,适逢笔者参加中国唐史学会组织的丝绸之路考察活动,考察了武威南山青嘴喇嘛湾的吐谷浑先茔墓地,并见到藏于武威文庙的《大唐故武氏墓志》。考察结束后,笔者撰《武威青嘴喇嘛湾出土大唐武氏墓志补考》一文,载于考察队编著《丝路访古》文集中(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文中考证墓主武氏(武则天侄孙女)所适之吐谷浑燕王“慕容公”,志记其子为慕容兆。据两唐书之《吐谷浑传》记“宣赵(新书作‘宣超’)卒,子曦皓嗣。曦皓卒,子兆嗣”的记载,笔者提出,此慕容公应即曦皓;夏鼐先生上述论文所云:“或疑曦光即曦皓,然《志》(曦光墓志)不应漏载袭封‘青海国王’事,当为两人”,两人为昆仲也;认为曦光、曦皓可能是同一人,并引上述两唐书文,作详细考证。

  1983年,宁夏考古学学者钟侃公布了在宁夏同心县韦州出土的《大唐故领军卫大将军慕容威(即慕容神威)墓志》,并撰文作了考释,题为《唐代慕容威墓志浅释》,载于《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1984年《文物》第4期刊载了《河北磁县东陈村北齐尧峻墓》的发掘简报,出土的三方墓志中,有《故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征羌县开国侯尧公妻吐谷浑(静媚)墓志》(以下简称《吐谷浑静媚墓志》)。次年,笔者撰《河北磁县出土的有关柔然、吐谷浑等族文物考释》一文(《文物》1985年第5期)。文中结合上述赵万里书中的两方墓志及《吐谷浑静媚墓志》,对投归北魏的吐谷浑王族的一支世系作了梳理和考证。

  1985年,笔者撰《吐谷浑史》,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结合吐谷浑历史,对上述出土墓志(除《吐谷浑静媚墓志》外)作了论述。③至1992年笔者出版的《吐谷浑资料辑录》一书(青海人民出版社),则著录以上出土的吐谷浑墓志共13方,并作了一些考释。

  1994年甘肃榆中县孙永乐、李维贵撰文,披露1973年在榆中朱家湾清理的一唐墓中,出土一方题为《交河郡夫人慕容氏墓志铭》残墓志,先后发表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3期和1995年第1期。后笔者撰《甘肃榆中出土唐交河郡夫人慕容氏墓志考释》一文(载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提出残志记慕容氏(名“仪”)先人系“……可汗、青海国……超”,并非两文所释此志的“慕容氏”系十六国南燕慕容德兄纳子慕容超,而是吐谷浑青海国王慕容宣超;交河郡夫人也非“交河郡王(高昌王麴崇裕)”的夫人,并考证志记夫人葬地“薄寒山”,即在今甘肃兰州东南兴隆山一带。

  1995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吴刚主编《全唐文补遗》第2辑,公布了20世纪90年代出土于今西安长安区杜城一带的《唐故大同军使云麾将军左武卫大将军宁朔县开国伯慕容公(曦皓)墓志》(以下简称《慕容曦皓墓志》)。④接着有靳翠萍撰《唐与吐谷浑和亲关系始末考》(《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1期)、杜林渊撰《从出土墓志谈唐与吐谷浑的和亲关系》(《考古》2002年第8期)、孙瑜撰《唐慕容曦皓墓志考释》(《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李鸿宾撰《慕容曦光墓志铭反映的若干问题》(《唐史论丛》第14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文发表。上述诸文均因曦皓志的出土,而认为两唐书《吐谷浑传》记载有误,笔者考证曦光、曦皓为同一人之谬,并对吐谷浑王族与唐朝和亲作了进一步研究。

  1998年上述吴刚主编《全唐文补遗》第5辑(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还著录一方有关陕北吐谷浑人墓志,即曾任“行延州刺史”的《陇西李府君(即李良仅)墓志》。先后有姬乃军和范建国撰《唐李良仅墓志铭考释》(《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1期)、陈根远撰《李良仅墓志考释质疑》(《文博》1999年第3期)、韩香撰《唐代吐谷浑的迁徙及其在陕北地区的活动——延安市出土〈李良仅墓志〉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

  21世纪又有一批吐谷浑贵族墓志出土。2013年吴敏霞主编《长安碑刻》(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著录了出土于今西安长安区郭杜(唐代高阳原)的一方《唐朔方副元帅防秋兵马使金紫光禄大夫张掖郡王慕容瑰墓志》。次年,陈玮发表了《新出唐吐谷浑王族慕容环墓志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4期),结合唐安史之乱前后吐谷浑历史,对此志作了详细考证。2013年,濮仲远撰《唐代吐谷浑慕容氏王室墓志研究述评》(《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评述了出土的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十一方墓志的研究概况,提出从墓志研究吐谷浑世系、与唐和亲及入侍宿卫等专题及研究概况。

  2014年至201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考古工作者发掘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大兆乡郭新村一座北朝墓葬,出土墓志两方:一方为《茹茹骠骑大将军俟利莫何度支尚书金城王乞伏孝达妻晖华公主吐谷浑氏墓志》(简称《吐谷浑晖华公主墓志》),另一方为公主丈夫《乞伏孝达墓志》,因《乞伏孝达墓志》系用朱砂书写,且字迹脱落,故已难辨识。由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关于墓葬发掘简报或报告至今未曾发表,故未有公开发表之论著问世。⑤

  2018年,先后又有两方重要的吐谷浑墓志问世:一为李浩撰《新见唐代吐谷浑公主墓志的初步整理研究》一文(《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3期),著录了《大唐兴圣寺尼成月公主□氏墓志》,并作了详细考证。另一方出土于西安长安区郭杜的《唐故中郎将开国伯慕容府君(慕容曦轮)墓志》 (以下简称《慕容曦轮墓志》),系由王国玉、王河松撰《唐〈慕容曦轮墓志〉考辨》一文(《书法丛刊》2018年第4期)刊布,并作了考释。

  以上是目前笔者所知关于吐谷浑墓志出土及研究概况,共有墓志20方。除近几年出土或著录的《吐谷浑晖华公主墓志》、《大唐兴圣寺尼成月公主□氏墓志》及《唐慕容曦轮墓志》3方之外,其余17方墓志均在20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笔者编著《吐谷浑资料辑录》(增订本)中有著录及简单的注释。而其余国内出版的相关石刻、碑铭、墓志汇编,如《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全唐文补遗》、《唐代墓志汇编》、《全唐文新编》等也多有上述吐谷浑墓志的著录。

  二、21世纪新出土吐谷浑墓志补考之一

  上述21世纪新出土吐谷浑墓志共四方,内除《吐谷浑晖华公主墓志》因考古发掘简报未正式公布外,其余3方墓志于吐谷浑历史的诸多方面,均已有学者进行过考释和研究,多有创获,但仍有增补和辨正的必要。现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1.关于吐谷浑世系及封爵问题

  首先,李浩撰《新见唐代吐谷浑公主墓志的初步整理研究》一文云:“《弘化公主墓志》提及‘嗣第五子右鹰扬卫大将军’,《成月公主志》谓其为慕容钵(即诺曷钵)第二女,则诺曷钵的子嗣至少应有五男二女,但目前史传及学者的研究仅提及他有三子,则新文献的出土和研究,仍有补史的功用。”此说是,但“成月公主”之封号,并非唐朝所封敕,正如前述诸志所记“政乐王”、“辅国王”、“代乐王”封号一样,均为吐谷浑本藩所自封。

  出土于西安长安区郭杜的《唐朔方副元帅防秋兵马使金紫光禄大夫张掖郡王慕容瑰墓志》(以下简称《慕容瓌墓志》),陈玮文作“慕容环”误,应为“慕容瓌”。⑥此志追述其先世云:“高祖志烈,字诺曷钵,唐使尚书唐俭册可汗、青海国王、驸马都尉。妣西平大长公主。曾祖忠,字大海,嗣可汗、青海国王、工部尚书。妣金城县主。祖宣超,字上仙,唐使卫尉卿唐休璟持节册嗣可汗、青海国王。妣姑臧县主。父相,字千寻,改就字。”内宣超为慕容瓌祖、慕容相父,则宣超除曦光、曦皓两子外还有慕容相一子。新出土的《慕容曦轮墓志》还记“父宣超,赠骠骑大将军兼范阳郡大都督”。如此,宣超至少有四子,如据四子墓志,大致可考出四子的昆仲关系。

  慕容曦光,卒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49,则其生于唐调露二年(680)。

  慕容曦轮,卒于唐天宝八年(749),年43,则其生于唐中宗景龙元年(707)。

  慕容曦皓,卒于唐宝应元年(762),年55,则其生于景龙二年(708)。

  慕容相,《慕容瓌墓志》仅记其“广德年(763-764)遇疾,终原州(治今宁夏固原)”。

  如上推算,曦光为兄,次为曦轮。如相卒时在57岁以后,则相为长,曦皓为第四子;如相卒时在55岁前,则曦皓为长,相为第四子。曦轮与曦皓仅差一岁,且《慕容曦皓墓志》云其为“姑臧县主(宣超妻)次子”,则曦轮非姑臧县主所生,为庶出。⑦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志所记其先世之名、字及官爵名号,如《慕容瓌墓志》记:“高祖志烈,字诺曷钵,唐使尚书唐俭册可汗、青海国王、驸马都尉”,“曾祖忠,字大海,嗣可汗、青海国王、工部尚书”,“祖宣超,字上仙,唐使卫尉唐休璟持节册嗣可汗、青海国王”。《慕容曦轮墓志》所记,“父宣超,赠骠骑大将军兼范阳郡大都督”等。其中“志烈”、“大海”、“上仙”等汉式姓名或字,均不见于史籍或其墓志。是其先世早已有此汉名、字呢?还是撰写《瓌志》时所追加?现已很难确定。无论如何,均说明吐谷浑王族自入居内地后,逐渐汉化的事实。

  关于“唐使尚书唐俭册可汗、青海国王、驸马都尉”诺曷钵一事,前引陈玮文作了考释,认为唐封诺曷钵可汗、青海国王,是在贞观十五年(641)唐俭、马周出使持节抚慰吐谷浑时。又引《西平大长公主(弘化公主)墓志》所记,“贞观十七年,出降于青海国王、勤豆可汗慕容贺豆钵”为证,从而认为《新唐书·吐谷浑传》所记“乾封初(666),更封青海国王”,“在时间上有误”。此说不确,因志是笼统叙述诺曷钵封号,正如陈玮所说,以上封号“无疑是按照唐廷册封诺曷钵官爵的时间先后顺序而记载”。而《西平大长公主(弘化公主)墓志》撰于武周圣历二年(699),时诺曷钵已更封为青海国王,故志有此记载。又《册府元龟·封册二》记此事更详确:“乾封元年五月,封河源郡王诺曷钵为青海王。”总之,唐朝初封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乾封初才更封为青海国王。上引《新唐书·吐谷浑传》及《册府元龟》卷964记载可信从。

  《慕容瓌墓志》又记其曾祖忠官职有“工部尚书”一职,不见史籍及《慕容忠墓志》的记载,是卒后追赠,还是漏记?不明。记其“祖宣超,字上仙,唐使卫尉唐休璟持节册嗣可汗、青海国王”。史籍所记宣超袭父忠官爵,而未见有封“青海国王”事,此可补史之阙。至于《慕容曦轮墓志》所记,“父宣超,赠骠骑大将军兼范阳郡大都督”官爵,则显系其卒后之追赠。

  2.关于出土吐谷浑两位公主的墓志,即上述西魏时的《吐谷浑晖华公主墓志》及唐弘化公主女《大唐兴圣寺尼成月公主□氏墓志》(以下简称《吐谷浑成月公主墓志》),前者因考古发掘简报未发表,暂且不论,后者已有上述李浩文发表。李浩文对弘化公主女成月公主的身世及与唐朝的关系,从成月公主出家为尼,看唐兴圣寺及贵族妇女崇佛现象等,多有新见。但是,也提出了一些还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首先是对此墓志的释读问题。如李浩文录释志文云:“成月公主讳□□,吐溶(裕)浑可汗海国王慕容钵第二女也。”内“吐溶(裕)浑”,即吐谷浑,此处“谷”应如《金壶字考》所云,读作浴或鹿;在北朝造像碑的供养人题名中,也有“吐浴浑”的姓氏。⑧“溶”与“浴”或“裕”音近,故志作“吐溶浑”。又志内“海国王”,显系脱一“青”字。李浩文引《新唐书·吐谷浑传》说:“乾封元年(666),高宗封诺曷钵为青海郡王,也就是墓志所谓‘海国王’。”此说不确。按,查上引《新唐书》文,高宗封诺曷钵非“青海郡王”,而系“青海国王”。唐官制,王爵为正一品,郡王爵为从一品,⑨故志“海国王”,当为“青海国王”或“青海王”,而非“青海郡王”。与此相关的是,李浩文录释下文一句“祖及父并嫡嫡相承,海国王并,褥情爽秀,风局清敞”,是否应断为“祖及父并嫡嫡相承(青)海国王,并褥情爽秀,风局清敞”?(图1)

  

  图1 《成月公主墓志》拓片(摘自《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3期第22页图)

  其次,李浩文讨论了弘化公主下嫁吐谷浑诺曷钵的时间,引过去学者有分歧的观点,结论是:“传世文献对弘化公主下嫁诺曷钵的时间(贞观十四年)与出土的《弘化公主墓志》不同(贞观十七年),学界多采传世文献的说法,笔者以为,如无更直接有力的文献支持,应以墓志为准,至少交待分歧,两说并存。”按,关于弘化公主出降诺曷钵的时间,文献记载均云在贞观十四年,除《旧唐书·吐谷浑传》外,还有《旧唐书·太宗纪下》、《新唐书·宗室道玄传》、《资治通鉴》卷196贞观十四年四月丁巳条等。⑩最有力的证据是,宋代王钦若编撰的类书《册府元龟》,此书唐代部分多引自唐代诸帝《实录》,故可信度颇高。此书卷978《外臣部·和亲一》明确记:“(贞观)十四年,吐谷浑乌也拔勤豆可汗诺曷钵入朝请婚……至是,遂以弘化公主妻诺曷钵,资送甚厚。”

  更为重要的是,《册府元龟·将帅部·立功一一》内记:“贞观十五年,(席君买)率精骑袭击吐谷浑之丞相宣王,破之,斩其兄弟三人。初丞相宣王专其国权,阴谋作难,诈言祭山神,乃结人仗,将袭弘化公主,劫其诰(诺)曷钵奔于吐蕃,期有日矣。诰(诺)曷钵知而大惧,率轻骑走鄯城(今青海西宁),所部咸(威)信王以兵迎之……”(李浩文后附表内也记此事件)如果是贞观十四年,弘化公主还未出降吐谷浑诺曷钵,而是如《弘化公主墓志》所记,是在贞观十七年才出降,那么上述贞观十五年宣王作乱时,就不会有弘化公主与诺曷钵逃至鄯城的记载。因此,《弘化公主墓志》记载其贞观十七年出降诺曷钵,误。

  又李浩文云,“唐代除了弘化公主下嫁诺曷钵外,还有金城县主下嫁慕容忠、金明县主下嫁闼卢模末,后面两位公主的许婚与迎娶,弘化公主在其间确实起了重要作用”。除上述唐宗室女与吐谷浑王族通婚外,还有姑臧县主下嫁慕容宣超。而以上县主,非如李浩文所云是与唐以宗室女封弘化公主下嫁一样,为所封公主,而仅封为“县主”。按唐官制,“武太后天授二年,又置皇孙官员:皇姑为大长公主(如弘化公主后封大长公主),姊为长公主,女为公主,皆封国亲,视正一品。太子女为郡主,封郡,视从一品。亲王女为县主,封县,视正二品”。(11)以上与吐谷浑和亲之“县主”,当系诸宗室亲王女,封县主者,县主前地名为其所封县名。

  从吐谷浑诺曷钵始,其王族与唐之和亲,从公主,到诺曷钵第二代(慕容忠、闼卢摸末)及第三代(慕容宣超)尚亲王女“县主”,(12)再到第四代尚外戚女武氏(慕容神威、慕容曦光),再到第五代娶高门第大姓之女(元王慕容若娶陇右成纪李氏、慕容瓌娶河南穆氏)等。可见其与唐之和亲规格是各代均有所下降。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吐谷浑政权灭亡后,入居内地的吐谷浑王族地位逐渐下降,以至于与汉族贵族官吏处于同等地位,这也是其汉化过程的反映。

  李浩文还引《大唐故兴圣寺主法澄塔铭并序》,讨论了吐谷浑成月公主为何幼年出家为尼的问题。结论是,当时弘化公主及诺曷钵与唐朝关系良好,成月公主不会像法澄一样,因家族获罪而出家,“故成月公主的入寺要么是一种坚定的信仰,要么就是一种处罚。因目前还没有更多的资料,故也不再详细地推测了。”笔者不揣冒昧,欲对成月公主幼年出家为尼作一个推测:吐谷浑王族早在慕利延在位时(436-452),就开始接触并信奉佛教。(13)而公主生于贞观二十年(646),卒于总章元年(668),时唐朝无论是属灵州的安乐州或京师长安佛教均十分盛行,寺庙林立。这是成月公主出家的佛教氛围大环境的影响。又可能因公主自幼体弱多病,其父母为其健康祈福而送其入寺为尼。这只要从公主二十三岁早卒可推知。当然,这也仅是一种推测。

  最后,《成月公主墓志》记公主葬于“明堂县少陵原”,据《元和郡县图志》卷1《关内道》京兆府万年县条记:“武德元年,复为万年。乾封元年(666),分置明堂县,理永乐坊,长安三年(703)废。天宝七年,改为咸宁,乾元元年(758)复为万年县。”公主卒于总章元年(668),故志记为“明堂县少陵原”,而实为京兆府万年县之少陵原,地在今西安长安区韦曲大兆一带。

作者简介

姓名:周伟洲 工作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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