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焦点在于是严格坚守社会科学研究的通则性（或普适性），还是利用本土资源拓展出一套本土理论方法。“伪命题”的论断触动了百年来中国学界的“学术软肋”，挑战了中国本土学者的“情感底线”。对“本土化”做文化社会学的解读，既不排斥以通则性的理论方法研究解释本土问题的必要性，也有助于消解为抵御“西方话语霸权”而强调本土化的尴尬。在文化社会学强调“价值关怀”和“意义表达”的视域里，“本土化”所彰显的恰恰是“在地化”研究对主流理论的特殊贡献。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西部社会学”及其延伸出的“边缘社会学”研究，构成了文化社会学视域下本土化探索的重要一维。

　　关键词：文化社会学; 本土化; 西部社会学; 边缘社会学; 学术取向;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和议题研究” (14ASH003);

　　基于“现代性”, 社会学自产生之初就有强烈关注当下社会问题的学术取向。社会学兴起于近代西欧的工业社会, 兴盛于20世纪之后的北美社会, 在欧美大地独领风骚。社会学研究的“中心地”之所以转向, 与世界发展中心地的流动密不可分。20世纪70年代以来, 世界的发展中心开始转向中国、印度和拉美等地, 这些新兴经济体不断涌现着新的社会问题。面对新问题, 现有的社会学理论难以解释, “规范”的研究方法不能契合新的实际。究其根本, 新社会问题根植于新发展“中心地”的文化传统之中, 需要新的理论和方法加以解读和阐释。鉴于此, 从“文化”的路径审视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 或从文化社会学的视域探究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之路就显得尤为必要。这不仅可以合理地解释由于“本土化之争”带来的困惑和难题, 而且可以为扩展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提供新的视角和新的案例。

　　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议

　　(一) “伪命题”论断触动的“学术软肋”

　　2018年初, 谢宇教授发文《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 指出“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命题”。他认为, 中国社会学在20世纪80年代恢复重建初期, 讲本土化是一个好的切入点, 但在当前的情境下“应该考虑的已经不再是社会学本土化的问题, 而是如何作出一流的社会学研究, 使其理论和方法有助于整个社会学学科的知识积累并产生国际影响”1。此语一出, 在国内社会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赵旭东站在人类学的立场主张“不走极端的本土化”, 强调要关注民族国家意义上知识生产和世界共同体意义上知识生产的差异2;梁玉成认为, 要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误区的误区”, 在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践中, 要“践行社会学本土关怀和理论实证导向相结合的道路”, 大力推进本土化进入一个新阶段3。严飞强调应该“重视解释 (explanatory) 而非解读 (interpretive) 的分析框架”, 着力构建历史社会学的本土范式和创新贡献4。徐赣丽则从民俗学的学理角度出发, 认为民俗学面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本土化是学科发展的必然选择。5李强在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发展与创新作出全面评析之后, 指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发展有其学科内在的原因, 同时也与改革开放事业、与注重实地社会调查的风格、与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均密不可分”6。翟学伟在《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命题吗》一文中鲜明指出, 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应区分理论问题和方法问题, “本土化的社会学如果可以发展成一套研究社会的有效的人文方法, ……可以肯定地说, 利用中国传统资源而建立的本土方法属于本土化议题”7。刘能基于“时空嵌入性”理论指出, “在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演进的宏大脉络中, 本土化和全球化/国际化之争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相关性, 而毋宁说其表征的是学者们在各自学力养成基础上的一个‘价值有涉’的立场和偏好而已”8。上述回应无疑将近期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推向了新的高度。

　　毋庸置疑的是, 谢宇教授关于“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命题”的论断显然激起了学界巨大的波澜, 也把这个中国几代社会学人共同倡导的“重要话题”置于重新反思的境地。直到这时人们才猛然发现, “社会学的本土化”在中国社会学界是个“只有陈述没有争论”的“话题”, 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议题”, 这种看似高度一致但又缺少理论根基的“学者的共识”必然成为共同驳斥“伪命题论”的主体基础。

　　随着对“伪命题”争论的深入, 围绕着“本土化”的讨论开始变为“论题”, 并且在本土化是否“伪命题”的争论中展开了实质性的讨论。笔者无意判断“本土化”争论的是非曲直, 只想谈谈“伪命题论”所触及的“学术软肋”:其一, 从形式上看, 谢宇教授的“伪命题论”挑战了中国社会学界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形成的“传统”和“共识”, 挑战了几代中国本土学者共同捍卫的“学术底线”。其二, 从实质上讲, “伪命题论”挑战的是中国学者的“本土情感”和“价值关怀”。这种情感的来源正是近代以来以反抗“西方强权”和“西方话语”为标志的民族主义情感的学术体现, 是一种可以用来彰显话语者“学术立场”的“学术情感”。其三, 上述特征的内在依据是本土学者在思想方法上挥之不去的“本土立场”和“特色思维”, 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立场表达和追求“政治正确”惯性思维的现实表现。正如王宁教授所言, “社会学的本土化所牵涉的不仅仅是社会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本身的内在逻辑问题, 而且包括了民族的‘学术话语权’或民族的尊严与地位问题”9。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特质至今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警觉。

　　(二) 本土化与社会学研究“中心地”的流动

　　从广义上讲, 社会学研究中的“本土化”对应的是“西方化”, 是指社会学从欧美向世界各地传播过程中, 传入地的本土学者为抵御西方学术霸权、改变自身学术依附地位而进行的学术努力, 其中包括对本土问题的研究、对适合本土研究范式的探索、对本土理论和话语的表达。可以说, 本土化是使通则性的理论方法契合传入地社会实际的知识生发过程, 是丰富和发展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有效路径。社会学的本土化不排斥、更不反对通则性的理论和方法, 反而会增进和丰富社会学的知识和方法体系。相应地, 本土学者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分析研究本土问题, 正是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普适性的体现, 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学术霸权和本土学者对其的依附, 反而会为社会学的发展提供新的时空场域和研究案例, 或为修订相关理论提出新的解释方式和经验依据, 为增进学术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和方法。

　　实际上, 当前国内学界对“本土化”的讨论之所以如此“白热化”, 与中国社会及社会学开始走向成熟密不可分。何祎金指出, 纵观一百多年来社会学的发展历程, 研究中心的流动和位移是其显著的特征之一。随着工业革命的浪潮洗礼, 发端于欧洲的社会学把西欧变成了社会学研究的第一个中心;二战前后, 社会学研究的“中心”转移到了北美, 形成了“欧美协奏”的西方社会学的“主流话语”;20世纪70年代以后, 不甘于西方话语主导的后殖民国家开始推动“非西方”社会学的研究, 纷纷打出了“地方性”和“本土化”的旗帜。1090年代以来,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 中国、印度和拉美等地也开始成为或即将成为社会学研究新的中心, 社会学的“本土化”自然成为这些国家学术领域的核心话题。尤其是随着中国的迅猛发展, 成功实现社会转型, 中国成为社会学研究“中心地”的趋势日渐明显。社会学的研究中心之所以会流动, 主要缘于处于不同发展状态和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国家和地区, 必然会面临不同的发展问题, 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选择。剧烈的社会转型、全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不断涌现, 使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不能有效地解释这些现象和问题, 必然会要求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 提出并形成新的理论和方法。尽管这一过程并不意味着原有的理论方法和研究“中心地”及研究团队实力的减弱, 但学术界关注的中心地域和核心问题的转移、新型理论和研究方法诞生地的位移就成为必然。因此, 社会学“中心地”的转移, 是推动学者深入“情境文化”当中, 通过“在地化”的研究总结出新理论、新方法的必由之路, 而本土学者立足于本土文化的研究, 也必然成为学科发展中新理论、新方法、新经验和新案例的重要来源。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在地化”的研究必然意味着社会研究的“文化转向”, 即通过对新领域、新问题的研究拓展“本土化”的新视野。具体到中国, 社会学者深入到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脉络中研究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 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概念、范畴和理论方法, 为认识中国社会, 同时也为社会学知识的丰富和理论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自然是推进了社会学的学术发展。就此而言, 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理应是社会学学术研究整体中的一个“在地化”的案例, 也是社会学“中心位移”进程中的历史性议题。而在未来的学科发展中, 社会学“在地化”的对象必须加以扩展, 不仅要关注欧美社会学发展, 还要吸收引进包括日本、南美、印度等优秀的学术思想, 继而立足本土, 发展出既能够解释中国本土现象和问题, 又具有广泛适应性的特色理论和方法。

　　从“文化”的路径出发, 社会学本土化已切入到中国的历史传统当中。在理论层面, 无论是梁漱溟的“文化失调与重建理论”、晏阳初的“愚穷弱私论”, 还是费孝通的“差序格局”、郑杭生的“社会运行论”, 都有着植根中国传统的价值诉求;在方法层面, “乡村研究”范式的确立, 以及“质性”研究的深入挖掘, 使得中国社会学研究有着超越“西方化”的行动逻辑。事实证明, 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并没有另起炉灶、抛弃传统社会学对于制度、结构和行为的分析而自行其是, 而是按照其规范化的学术标准, 一点一滴地为社会学的学术发展做着“添砖加瓦”式的贡献。